人口的数量与结构以及落后的观念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清代藏、新、蒙内陆边疆地区城市人口稀少及其落后观念也成为制约这些地区城市发展的原因。

1．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

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人口数量是反映城市总体规模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主要是其本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城市人口数量的多少则深刻地体现了城市生产能力的大小，对农牧业社会的城市而言更是如此。由于自然环境因素，清代藏、新、蒙边疆地区的人口数量不多，且非常分散，地广人稀，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边疆城市的开发与发展。除了自然环境的制约，自然灾害中大量人口死亡，以及社会动乱和外来侵略中的人口骤降外，宗教势力过分膨胀也是导致边疆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

西藏地区居民以藏族为主，藏族普遍信仰喇嘛教，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至清代时，已经植根于藏族及蒙古族社会，广为人们所信仰；大小寺庙遍及各地，喇嘛数量甚多。西藏“风俗信重喇嘛，如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为僧，女为尼”。乾隆二年，前藏地区共有大小城镇六十八个，“共百姓一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寺庙三千一百五十座，共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六十众”，喇嘛的人数与城镇居民的人数基本相等。在后藏，有寺庙三百二十七座，“共喇嘛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一众，境内大城池一十三处，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喇嘛的数量也几与城镇居民相同。浓烈的宗教信仰、特殊的生活习俗，使得西藏地区的城市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寺庙的数量、活动等对城市的影响十分巨大。随着佛教寺院经济集团的崛起和强大，寺院和僧侣的数量成倍增加，社会生产受到阻碍；同时，喇嘛数量的急剧增多，导致了清代西藏人口的增长缓慢，进而阻碍了西藏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入清以来，藏传佛教在西藏取得空前的支配地位，在固始汗、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的统治下，逐步建立并巩固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形成僧俗两套统治系统：一是由僧官系统，借鉴八思巴设置的“十三种侍从官员”制，演变成活佛的拉章制度；二是沿用明代委派宗、谿官员制，设立以“第悉”为首的俗官系统。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对于城市的发展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西藏地区强大的宗教势力控制了大量的人口、财产，形成了以宗教为依托的农奴制度，影响着西藏地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西藏地区深受苯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世代生活在此的藏族居民自出生以来就执着于宗教信仰，城市的发展也深受其影响。据清代理藩院在乾隆二年（1737）的统计，西藏本部属达赖喇嘛管辖的寺庙有3150座，喇嘛有302560名；属班禅管辖的寺庙有327座，喇嘛有3761名^[31]。著名的寺庙有：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大昭寺、小昭寺、热振寺、萨迎寺、功德林寺、丹杰林寺、策墨林寺、策觉林寺、昌都寺等。寺院的广泛发展，使原本人口不多的西藏人口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僧侣行列中。据《西藏志》记载：乾隆二年，达赖在前藏共管辖大城池68处，共百姓121438户，寺庙3150座，共喇嘛302560人；班禅在后藏共管辖寺庙327座，共喇嘛13671人，境内大小城池13处，共百姓6752户^[32]，较高的僧俗比例一直是制约西藏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大量的社会财富也从民间流向寺院，干扰了西藏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行。西藏寺院大量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成为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严重干扰了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与城市的发展。以1733年统计为例，平均260多西藏人就要修筑和供养一座寺院，每2．6人就要供养1名僧人，过度发展的宗教势力已大大超出了西藏的经济社会与人口的承载能力。西藏和平解放时，寺院占有土地约118．5万克（一克土地约合一市亩），约为西藏耕地的39%，寺院还占有约30%的牧场和牲畜^[33]。然而，绝大部分产品或被寺院消费或用做寺院的装饰品，只有一小部分被用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很少用于或根本没有用于扩大社会再生产。

在蒙古地区，清朝统治者为控驭和削弱蒙古民族，也一直对喇嘛教实行优待政策。按照喇嘛教教规，出家僧侣既不能结婚繁衍人口，又不直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由于清政府的提倡和宗教迷信思想的禁锢，使得蒙古社会常年有众多男性出家为僧。据粗略统计，清末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中喇嘛占10%左右。在纯牧区喇嘛的人数更多，普遍占男性的40%左右，有的旗甚至在50%以上。喇嘛教的盛行，不仅严重削弱了蒙古民族的意志和力量，而且还直接阻碍了蒙古城市经济的发展。

2．落后的观念也对城市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藏、新、蒙地区地形封闭所造成的隔绝效应，使边疆各族人民很容易养成一种故步自封、保守锁闭的心态，普遍缺乏开拓意识，对外来思想、文化、生产技术等都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坐标进行衡量、取舍，这样增强了边疆人民心态上的保守色彩。以西藏为例，在清代，西藏严酷的地理环境本来已使可利用耕地面积不多，而当时普遍盛行的藏传佛教又设置神山圣地，更加限制了土地的开发利用。清末曾到过西藏的日本人青木文教就说：“西藏的地势不便交通，加之人民长期持闭关主义态度，所以该地的农业至今停留在原始状态。首先从农业的状态来看，全区适合耕作的面积中约一半被作为未耕地闲置着。”^[34]

藏、新、蒙边疆地区生产的落后，也造成了广大民众经济观念的落后，而经济观念的落后又成为阻碍边疆城市发展的一种惰性力量。联豫在清末驻藏时说：西藏人民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对于“兽皮等件，不知硝法，牛角一物，则竟弃之不用，英人现在靖西、江孜地方，重价收买，制为物价，贩运转售，是藏民自将原有之利益，甘心退让于他人。若不急筹抵制，利权尽将外溢，漏厄将更日深。他如墨竹工卡、拉里等处所产竹木甚多，藏民亦难于转运，又不知设法制成器皿，以利民用，以致腐朽空山，竟成废物，更可惜也”^[35]。

从根本上看，边疆地区人民的经济观念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消极性，一是缺乏开拓性，不重视生产技术的改良；二是缺乏竞争性，特别表现为没有积极抵御外国经济侵略的竞争意识。落后的经济观念不仅使边疆地区地不能尽其力，物不能尽其用，而且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边疆城市的发展。

此外，藏传佛教在西藏、蒙古盛行，藏传佛教并不鼓励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积极追求，而是劝导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的幸福，要求人们忍耐、顺从，接受命运的支配，所以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也固化了藏蒙地区人民安于现状和因循守旧的消极思想。

有清一代，藏、新、蒙内陆边疆城市，虽然较之前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的影响，以及落后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制约，这些边疆地区城市的发展仍然较内陆地区的城市发展相对缓慢滞后。20世纪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当中国东、中部地区在世界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城市化出现较快发展时，制约内陆边疆地区的各种因素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部分因素仍然存在，如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交通条件的制约等；部分因素虽然发生了较大变化，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也仍然存在，成为今天制约藏、新、蒙内陆边疆地区城市化的因素，因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探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藏、新、蒙边疆地区城市整体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因而如何加快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改变边疆城市的落后面貌，增强城市的综合实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是极为必要和迫切的任务。但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区情，才能走出一条与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符合的城市化道路。

作者：何一民

本文原载《民族学刊》2011年第6期

【注释】

[1]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何一民：《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清代蒙古地区城市之变迁》，《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

[3]（清）布彦泰撰：《回疆开垦事务奏稿》，甘肃省图书馆藏本。

[4]陈正样：《西北的沃野农业》，《中农月刊》1944年第5卷。

[5]钟广生等：《新疆志稿》卷3，1930年，铅印本。

[6]周炜：《西藏19世纪以来的水灾——西藏水灾档案研究》，《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

[7]吴彤，包红梅：《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研究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9年第3期。

[8]《清世宗实录》卷142，雍正十二年四月。

[9]《大将军福康安子奏察看后藏地方情形折》（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九日），《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

[10]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05页。

[11]（清）傅恒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7，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12]（清）壁昌：《守边辑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2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

[13]（清）椿园：《新疆舆图风土考》卷1，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14]（清）椿园：《新疆舆图风土考》卷1，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15]（清）椿园：《新疆舆图风土考》卷1，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16]（清）椿园：《新疆记略》，《小方壶舆地从钞》第2帙，光绪十七年刊本。

[17]（清）椿园：《新疆舆图风土考》卷1，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18]（清）张寅：《西征记略》，《甘新游踪汇编》，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复印本。

[19]袁大化修，王树楠、王学曾总纂：《新疆图志》卷65《土壤一·熟地》，宣统三年。

[20]（清）袁大化修，王树楠、王学曾纂：《新疆图志》卷29《实业一·商》，宣统三年。

[21]（清）袁大化修，王树楠、王学曾纂：《新疆图志》卷29《实业一·商》，宣统三年。

[22]侠名：《西藏记》（“龙威秘藏”本），出版年代不详。

[23]（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小方壶舆地丛钞》，第3帙，西泠印社，2004年。

[24]［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25]姚明辉《蒙古志》卷3《贸易》，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26]（清）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北洋官报局，宣统元年。

[27]（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7，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28]（清）永贵、世衡编撰：《回疆志》卷2《耕种》，乾隆年间刊印。

[29]庆林：《奉使库车琐记》，《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1986年。

[30]郭长清：《平乐府志》卷4《风俗》，康熙年间抄本。

[31]参见成崇德：《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32]（清）允礼：《西藏志》第33卷，乾隆五十七年，和宁刻本影印。

[33]俞允贵、文德明、金巴杨培著：《西藏产业论》，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34]［日］青木文教：《西藏游记》，唐开斌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

[35]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