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俄罗斯及原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转型。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及文化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产业纷纷涌现，新技术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产业领域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价值层出不穷。人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及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因此，“转型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引起了众多的经济学、社会学及文化学研究者的深度关注。[1]转型经济的研究，对于解决当前世界范围内由于社会变革、科技发展、文化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新问题，尤其是新产业、新模式的路径选择等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仅就转型经济时期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崛起、发展、机遇、挑战等问题及它所带来的诸多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所面临的路径选择进行粗略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转型机遇下文化产业必然面临路径选择问题
尽管文化产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如果追溯到20世纪前期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概念的年代，确切地说文化产业在西方国家已历经了七八十年的历史了。今天，文化产业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各种机遇与挑战、压力与动力、抉择与期待等复杂社会心理所造成的。
自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并将文化产业逐步从理论层面上升为国家发展规划层面，到200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再到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建议，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已经走过了10年的风雨历程。
从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到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将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的10多年发展历程，表明了我国最高管理层对于“文化”认知的观念意识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化”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谈“文化建设”也往往是指“思想政治建设”或者“科技教育”发展，文化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似乎从来都是为了巩固和维护政权的稳定，对文化的重视往往体现在“以严格的内容审核和高度集中的渠道管理权为特征，坚持政治上的正确性是压倒其他一切的前提。”而2011年颁布的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则明确提出推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标志着文化建设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已不再是为维护政权的巩固，而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同时也表明文化领域将作为我国最后开放的领域，将会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近年来一系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出台，不仅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说明国家已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而且意味着今后的国家产业发展走向将会出现重要的转型。过去那种依靠高资源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发展来拉动GDP增长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将会向依靠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依靠轻工业、依靠精神文化消费品生产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转型。国家“拉动内需”、“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分依赖”战略方针，将会把重点放在对国民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上。
但是，在这种重大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的机遇下，我们也面临着发展文化产业的方向与路径选择的问题。在如何发展文化产业的层面，究竟是政府主导、权利驱动、举国模式，还是市场主导、效益驱动、自由竞争模式？
无可否认，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众多的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功建立，一批优秀的文化产业人才脱颖而出，一系列优秀文化产品悄然诞生。随着奥运会、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文化盛事的举办，使得我国文化软实力得到重要提升。但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上明显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隐患。文化产业领域“一哄而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名不副实”的种种现象屡见不鲜。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之中，“文化产业”的概念成了举国追捧的时尚名词；许多投资者高喊投资文化产业的口号，目的是为了获取政府的优惠政策；众多行业经营者纷纷借助文化产业的概念争取国家资源、扩大企业知名度；很多地区都在想方设法建立各种各样的文化产业园区，但是许多园区普遍遇到“文化企业空间聚集容易、而产业聚集困难”，“园区空间规模较大、而产值规模很小”，“硬件投入巨大、而产品效益回报较小”，“传统产业移植居多，特色创意产业稀少”等现实问题。还有许多文化产业园实际上是变相的房地产开发区或城市商业大卖场。有些地方名为“发展文化产业”，实则“假名圈地”、“借名圈钱”、“变相融资”。一时间，文化地产、文化旅游、文化园区、文化基地、文化长廊、文化示范区、文化开发区、工业文化遗产地、农业文化园、文化生态园、矿山文化区……各种冠以“文化”的商业概念真可谓“花样百出、无奇不有”。有文章指出：“中国之所以形成世界上最多也最繁荣的开发区、产业园区经济，不只是经济逻辑的结果，更多是政府操控的产物。”“可以断言，现在政府热衷于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其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2]“政府主导、权利驱动、举国模式”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应当警惕的倾向。
文化产业是在广义文化范畴内，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广泛就业的产业。文化产业不是依靠房地产等有形物质来获得效益的产业，而是充分依靠个人的独特创意来获取消费者认知的产业。它的本质是一种创意经济，这种经济中，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中依靠创意而非地产或资本赚取大部分收入。创意经济的首要元素，即个体角色的充分确立，以及承认个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而在政府轰轰烈烈主导下的诸多文化产业园并没有收到预期的产业效果，因为缺乏产业链配套和完整的市场运作机制，目前已经出现很多开发区、产业园区的企业聚集之后难以为继现象。其实，很多产业园区的所谓“投资人”并非是为投资文化产业，仅仅是假借文化产业投资之名为获得政府的诸多税收等优惠而进驻文化产业园，他们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开发收益迅速的房地产，所以很多大学城变成商品房开发区，很多高科技企业在开发区内大肆开发房地产项目……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权力左右市场的结果。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等制度环境的维护，一旦陷于被权力经济所左右的怪圈将很难得到健康发展。学者蔡慎坤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权力制造市场”现象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在分析许多富人暴富的原因时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垄断行为虽然在逐渐减弱，但仍控制着重要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使得富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政府一直努力试图在维持对经济干预的格局下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形成了权力与经济密切结合且互相依赖的特征。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富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依附获得财富，其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他们与权力互惠的程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实际的竞争力。也正是由于富人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权力的交换来实现，所以他们与权力一道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另类竞争者。换言之，穷人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权力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富人所掠夺。财富转移和集中是在权力大举侵入经济领域之后，由于掌控财富和权力的人有条件降低制度成本，进而支配更多的资本，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聚到极少数人手中。几乎所有的贪官背后，都紧密连接着一长串的商人，牵扯着或明或隐的巨大利益。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迅速结成了生死利益同盟，他们几乎渗透到所有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金融资源、垄断资源诸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在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开发建设、公共工程建设、农村水利建设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行业频频出手，攫取和积累的隐性财富或灰色财富巨大，从而加速了中国贫富问题的恶化。[3]这些依靠权力暴富的现象，印证了自由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所说的在权力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和创造机会的丧失，以及对民众创造性的扼杀。[4]
上述现象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方向与路径的选择问题，如果不实行环境机制的转型，不进行制度创新，不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不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会丧失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机遇，权利主导市场与权力寻租现象将断送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前景。
文化产业是生产型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
文化产业的诞生是消费性社会出现的产物，主要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型。在传统的生产性社会，由于生产力有限，商品生产相对不足，许多商品供不应求，这就是所谓的短缺经济时代，也被称之为生产性社会。这种社会往往鼓励生产而限制消费，任何过度消费都会导致社会动乱而影响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生产社会需要一群需求有限的‘劳动者’。‘劳动者’是这样一种社会存在，他将自己的欲求降低为最低的机体需要，他之所以吃饭睡觉休息娱乐是为了更有效地工作，正如一部要最大限度运转的机器需要保养维修一样。显然，如此这般的‘劳动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生产社会造就劳动者的根本手段是道德教化（当然也有野蛮的剥夺），其基本内容是‘节欲俭朴，无私勤劳’。任何挑动贪欲、诱发享乐的东西都是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的。”[5]这种社会是不需要文化产业的，也不可能诞生文化产业。劳动者在节俭的道德教化下，尽量不购买商品，尽可能地勤俭节约，“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雷锋精神深受社会赞扬。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全所未有的提升。在发达国家里，生产性社会迅速转型为消费性社会。生产过剩是消费性社会的最大特征，如何拉动生产、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是这个社会的主要任务。在消费性社会里，由于“生产过剩”，生产者“恐惧节欲俭朴的传统道德，它渴望挥金如土、欲壑难填的‘消费者’，因为只有他才能拉动生产，使生产的无限发展成为可能。”[6]显然，“消费者”也不是天生的，不过，消费社会制造“消费者”的主要手段不再是道德教化而是精神鼓动（当然也辅之以商业手段）。这个时代便产生了文化产业——主要生产作用于消费者精神的产品与服务。这种产品与服务的最初的功能，与其说是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不如说是满足生产者不断创造消费者并大量消费生产产品的需求。
“在当代消费社会，商品价值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形象价值）越来越突出。质地大体相同的洗衣机有许多牌子，相同的质地是其使用价值，不同的牌子则是其形象价值。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由来已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的性质和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两者地位的变化。”[7]生产型社会的劳动者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消费性社会更注重商品的形象价值。例如，时装业的发展主要是满足购买者对时装的形象价值的需求，而突出时装的形象价值，则需要文化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创意。“如果人们都九年买一衣，消费社会的服装业就业将不业了。只有当人们一天换几套，不断购买，永不厌足时，消费社会的服装业才有持续发展的希望。不过，某人一天换几套衣服，大都不是对衣服的物性使用而是对形象价值的‘精神体验’了。”[8]鲍德里亚指出：“商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因此，洗衣机就被当做工具来使用并被当做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而后面这个领域正是消费领域。”[9]消费社会区别商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已经不是商品本身的不相上下的物性质量，而要借助于附加其上的文化形象。正因为如此，生产商品形象价值、创造商品生产品牌战略的文化产业备受青睐。以典型的文化产业广告业为例，它的主要功能是对于商品的形象价值进行形形色色的媒体炒作。“广告”将虚构、隐喻、戏剧表演、浪漫抒情和仿真叙事等文学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它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10]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更新了艺术活动的媒介、手段、效果，以及生产、流通与接受的方式，从而导致了文化产品生产的多样性与文化消费的无限扩展性。特别是现代影像技术和音像技术的革命，不仅克服了传统戏剧舞台与表演的局限性，大大强化了戏剧的综合表现力和直接感受性，电子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了艺术传播与接受的方式。捷克总统哈维尔曾这样谈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他如何被塑造成电视明星的体会：“我不能不震惊于电视导演和编辑怎样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象怎样更多地依赖于他们而不是依赖于我自己；震惊于在电视上得体地微笑或选择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么重要；震惊于电视怎样强迫我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尽量贫乏地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象可以多么轻易地被弄得与我的真人似乎风马牛不相及。”[11]哈维尔对“面部化装”的“震惊”正是对媒体信息之真实性、传播性、功能其特性的质疑。这些新技术的不断创造，为文化产业的新产品生产与消费带来了无限广阔的市场空间。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仅催生众多的文化业态。而且还创造了全新的文化传播新渠道。尤其是在提升与改造传统产业方面促进了众多产业升级与转型。例如，动漫和网络游戏迅速兴起并成为新兴文化产业；互联网、手机等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传统印刷产业的新工艺、新模式带来的产业升级，等等。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实现了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转型。我们当前的经济模式已经从短缺经济转向为过剩经济，从供应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面对消费性社会的到来，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应当朝着市场主导型、效益驱动型和自由竞争型方向迈进。首先，应当加强文化体制改革步伐，迅速改变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在许多领域里缺位的现象。目前我国事业单位阵容极其庞大，这其中包括了数量众多的本来应当是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的各种文化事业机构，如各种文艺院团、各种宣传机构等。在许多发达国家，文艺院团大都是文化产业市场主体，而在我国，文艺院团大都属于国家供养的文化事业单位，而不是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我们的许多文艺院团普遍存在演艺市场萎缩、演出产品低劣、经济状况欠佳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是他们的基本投资主体，领导是他们的基本观众，评奖是他们演出的基本目的，仓库是他们产品的基本归属。这“四个基本”说明我们的文化领域存在着主体缺位弊端。其次，要完善文化产业法人治理结构，分清市场主体的责权利。我们目前的许多文化企业大多是政府的下属机构，少有或没有自主权，只不过是政府意图的忠实履行者、政府政策的严格执行者。名为文化企业而实质是政府的办事机构，如许多文化厅、文化局、宣传部下属的网络公司、传媒公司、报业集团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主体；另外，必须实现真正的市场竞争，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改变目前市场主体效益低下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投资回报率普遍较弱，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按照市场化规律运作企业。我们目前投资的许多政府文化产业项目大多收益低下。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深刻分析了我国奥运场馆建设的投资效益比，结果是这种国有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就业的拉动是非常有限的。像奥运场馆建设，其总投资大约为4000亿元，奥运会之后，这4000亿投资大约创造了2000多个就业机会，差不多是花了2亿元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而重庆市的一家民营企业——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时间就在全国开设了400多家连锁店，总共雇佣了4万多人。根据它的投资额算下来，每2万元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要比奥运场馆的效率高得多。[12]按照市场机制发展文化产业是消费性社会的必然需求。
发展文化产业是面对环境与资源挑战的战略抉择
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出现都与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科技水平、社会需求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当今的中国迅猛发展，除了上述的科技发展、生产型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型之外，它还与今天的中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环境压力与资源压力模式密切相连。
自从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整个社会出现了十分显著的转型与变迁。从经济体制分析，中国经济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经济形态分析，正在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从经济类别分析，正在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型经济；从经济趋势分析，正在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从经济特征分析，正在从生产主导型转向流通主导型经济；从经济动力分析，正在从供应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从经济驱动模式分析，正在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从经济层次分析，正在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经济管理模式分析，正在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从经济质量分析，正在从速度型经济转向和谐发展型经济……
不可否认，这些“转型”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势头，综合国力大大增强，GDP达到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继奥运会之后，我们成功举办了世博会、亚运会，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13]
但是，这种“中国模式”已经面临着巨大的资源供给的制约、环境承载的制约和社会需求的制约。它的可持续性已经受到巨大挑战。
从国内发展情况看，我国资源的日益稀缺使得资源的对外依赖度过高。中国成为石油、铁矿石等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进口大国，据报道，“2009年，中国约消耗全世界46%的钢铁、45%的煤炭、48%的水泥、10%的石油天然气，进口的铁矿石、原油分别占本国用量的70%、51.3%……2010年我国原油进口已经占到55%，支撑了本国9%以上的GDP增长，可是只提供了不到世界8%的GDP总量。”[14]
我们目前这种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模式。在现有能源体系下，我们的核心供给，资源、物质储备基本以总量一定的储量开发式为主，但这种资源储备是有总量限制的，属于不可再生，不可循环的利用模式。石油、天然气、煤炭占据了世界能源供应量的80%以上。构成我们生活需求的资源、能源体系过于单一。按照现有的利用模式，占全球能源供给1/2强的石油将于40年内开采殆尽，天然气将在50年内、煤矿将在120年内开采完。能源供给的刚性瓶颈已经明显阻碍我们经济的持续发展。
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了对国内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大约5吨，与人均GDP类似的国家相比要高很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已达世界第一。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 45%，但若GDP年增长保持8%以上，到2020年碳排放总量将超过114亿吨，这对中国及世界的环境都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他环境污染造成的问题还很多，众多河流湖泊，过去‘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现在70%以上被污染，鱼虾绝迹。还有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癌症村、儿童血铅过高，土地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不绝于媒体。”[15]
我们30年来的需求模式过度依赖于具有刚性制约的资源体系。需求的结构层次太过单一，造成发展中的资源稀缺。物质需求成为拉动GDP的主要需求（如经济发展对于石油、铁矿石、天然气的需求，民众的消费需求大多是住房等固定资产需求……）；房地产业的投机性发展，过度占用耕地，制造了大量的建筑垃圾，使得房价虚高，造成奢侈与赤贫的两极分化；“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过度投入，造成了资源的奢侈使用，并制造了大量工业垃圾和重复建设的浪费；以实物为单一财富分配模式和消费模式，严重贬低“观念、知识、创意”等精神产品的价值，不仅导致精神产品生产的稀缺、大学生等高素质群体的失业，还造成了严重的价值认同的混乱，加重了思想文化的冲突和社会阶层的矛盾。
资源的制约、环境的制约及社会需求的制约，迫使我们不得不必须选择“文化产业”这种低耗能、低排放无污染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文化产业是一种全新的产业，它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综合性产业。文化产业推崇创新，注重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文化产业是一种以生产精神产品为主的新产业，文化产业是服务于人的心灵的产业，它主要是提供精神产品的生产，而不是依赖矿产原料固定资产等物质而进行生产、创造的产业，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低碳环保节能的产业。文化产业既是一种新产业，还是一种新理念、新思维、新思潮，它强调要用这种全新的理念与思维去反思传统产业、反思传统的发展模式。
2008年在美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后工业化阶段以实物需求为核心的人类财富增长模式已经走向末路，以实物需求为核心的财富分配模式开始破灭。全球在现有发展模式下难以持续。其突出的表现主要在需求、供给和增长三个方面，即需求的不可持续、供给的不可持续及增长的不可持续。需求过度依赖于具有刚性制约的资源体系；供给受制于能源的有限性和资源储备的稀缺；增长不可持续表现在世界性的产业分工方面的结构失衡。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的发展需要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之道。文化产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化解世界性危机的一种解决之道。
新商业逻辑的认知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尽管我们面临着环境与资源的各种压力，但是人类还要进步，全球经济还要发展，GDP还要增长，我们依然需要旺盛的需求和丰沛的供给，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经济活动的繁荣，这就需要对现有的供给与需求模式进行创新。文化产业在转型时代承担着创新社会需求、创新社会供给和创新经济增长模式的重任。在供给理念方面，文化产业更加强调以科技进步带动供给方式的创新，突破单一的物质产品供给模式，以内容、感受、体验等精神产品的创造，刺激人们更多地消费精神产品；在需求理念方面，文化产业注重摆脱人们以物质需求为核心的需求束缚，倡导以幸福感提升、新鲜感、体验感等各种内心深处真正产生满足感为核心的全新需求模式。引导人们从后工业时代的物质消费转向新体验时代的内容消费升级。
文化产业是服务于人的心灵的产业，它主要是提供精神产品的生产，而不是依赖物质而进行创造的产业。它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人类的需求方式，摆脱过去那种“以实物需求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创造一种“以追求内容、文化、感受、体验等更接近于人类实质需求——幸福感为核心”的需求模式。随着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以现代及虚拟技术为核心、以满足心理感受为第一原则的主动选择的体验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可能真正开始步入自我幸福感、满足感的创造，而不仅仅依赖于物质得到创新。当前热门的动漫、网游、艺术、新媒体、互联网等仅仅是内容体验时代的一个门类或一个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因此，内容与体验是未来社会的主要消费特征之一。
应当看到，后工业时代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升，全球正以更少的人和更少的物质满足经济的增长。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目的差异的国家将导致不同的产业发展策略。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将以资本、技术、人才、创意产生的“非物质”产品，来换取在这一轮分工中劣势国家以能源、自然资源、环境损耗为代价生产的物质产品。这一轮竞争的成败将决定一个区域、一个民族未来的生存环境和状态。
任何一种社会转型与社会进步都是在科学技术推进下的结果。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整个商业世界的运行逻辑。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也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价值规则发生巨大改变。可以预见，将来许多国家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越来越少，50年前约3/4的人口从事物质生产，而如今只有1/3的人口；单位GDP物质生产所占比重也越来越低，50年前全球GDP70%以上与物质生产有关，到今天比重已降到约30%~40%；服务业经济时代，是服务于人的心理，而不是依赖物质而创造后工业时代效率的提升，全球正以更少的人和更少的物质满足经济的增长；虚拟时代就要到来，在这个时代，需求的层次开始拉开，让一些对物质还有依赖的、经济上相对贫困的人群更多地去消费物质产品，让对物质产品基本满足的、经济上相对富裕的人群去消费精神产品。
改变供给模式、创新需求观念、引导人们逐步放弃对物质消费的依赖，促进社会消费升级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最为艰巨的环节就是依靠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不断地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认知观念和生活方式，用全新的产品创新、消费模式创新、贸易方式创新来促进人们对于新技术带来的崭新商业逻辑的认知。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交流方式、娱乐方式、感知方式、学习方式、传递方式、消费方式、贸易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去物质化、去工业化、在虚拟网络中开始实现从供给到消费的所有环节”。这一切表明：传统意义上的感受方式、生活方式、物质时代的需求方式等，正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商业逻辑的改变。传统的商业逻辑将逐渐被新的商业逻辑所取代，非物质产品在人们的需求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价值观、审美观、财富观、名利观等都将受到颠覆性的挑战。
对于新商业逻辑特征的认知与掌握，是我们面对高科技发展条件下适应社会变迁的基本任务。探寻并掌握文化产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必要前提。
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业态形式和产品特征来看，文化产业具有九大特征：第一，“非物质特征”是它的最基本特征。文化产业中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文化符号性特色较强，交易和消费对物质载体依赖较弱；第二，文化产业的交易特点是基于版权为核心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交易；第三，文化产业的产品及服务的核心消费行为是精神消费而非物质消费；第四，文化产业的核心资源是内容及版权，它将替代传统产业发展的能源；第五，文化产业的资本的质量与规模是决定文化产业发展速度的关键要素；第六，文化产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文化价值大于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使用价值，文化价值是决定产品市场价格的关键要素；第七，受众对于产品的文化解码能力将决定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公众需求的进步速度将决定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整个文化产业的变化及产品的创新将远远快于传统产业；第八，文化产业的技术创新将必定引发新的商业逻辑的创建。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将带来全新的消费和交易模式，从而打破传统商业逻辑，创建全新的商业模式；第九，在传统产业中需求决定供给，而在文化产业中供给决定着需求。
文化产业有其完整的产业链，文化产业的产业链模型应当由内容创意、内容制作、生产复制、交易传播四大环节构成，人才、资本、技术、制度、产业配套环境、交易传播渠道等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要素，且在不同的环节呈现不同的特征。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文化创意产业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是内容创意，关键环节是交易传播，这两个环节在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分配中占据高达85%的比重。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我国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客观要求，也是转型时期社会变革、文化变迁的时代必然选择。我们只有清晰地认识上述文化产业的本质与特点，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熟悉其产业链构和价值链的构成模式，掌握新商业逻辑构成特点，我们才能够在纷纭复杂国际环境中做出正确的方向与路径选择，才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
【注释】
[1]冒天启：《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和理论问题》，“Вестник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3，выпуск4转载。
[2]秋风：《开发区模式适合文化产业吗？》，《南方周末》2009年5月20日。
[3]蔡慎坤：《中国人究竟靠什么暴富》，凤凰网，2010年12月30日，www.stockstar.com。
[4]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页。
[5]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6]同上。
[7]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8]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9]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10]M·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1]瓦斯拉夫·哈维尔：《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见《思想评论》网站，“全球化”专栏。
[12]陈志武：《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经济观察报》2009年7月6日。
[13]宋晓梧：《不要过早肯定中国模式》，《经济观察报》2011年2月25日。
[14]同上。
[15]宋晓梧：《不要过早肯定中国模式》，《经济观察报》201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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