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指标体系的发展

从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来,中国小康指标体系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体系发展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中共“十六大”从理论层面与抽象意义上提出了到2020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要求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及具体指标(包括综合国力指标、民主法制建设指标、教科文卫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部分指标还进行了量化,如GDP翻两番。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成为指导指标体系研制的基本理论。

在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导向下,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与科研单位到学者个人,兴起了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设计与小康社会进度评价的热潮。

2003年初,国家统计局组成课题组,开始研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到2004年初步完成。2005年,国家统计局征求多部委意见,同时印发各地试行,根据各部门各地区反馈意见,对指标体系进行完善。在2005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国家统计局的徐一帆与文兼武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进行了具体解释。该指标体系^[46]包括6大类型共25个指标。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指标4个:人均GDP25 000元,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50%,城镇人口比重≥60%,城镇调查失业率3%～6%。社会和谐指标5个:基尼系数0.3～0.4,城乡居民收入比≤2.85,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80%,高中阶段毕业生性别比100%。生活质量指标5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000元(农村6 000元,城市18 000元),恩格尔系数<40%,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7平方米,千人拥有民用载客汽车数量>70辆,人均生活用电量>500度。民主法制指标2个: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80%,社会安全指数100%。文化教育指标5个:研发经费比例>2%,平均受教育年限10.5年,家庭电脑拥有量>6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0‰,平均预期寿命>75岁。资源环境指标4个:万元GDP综合能耗<0.84,常用耕地面积指数0,森林覆盖率23.4%,环境质量指数(未有量值)。

与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体系比较,国家统计局研制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新增了社会和谐指标与民主法制指标。物质生活指标与人口素质指标被合并为生活质量指标。精神生活指标与生活环境指标分别为文化教育指标与资源环境指标所替代。经济发展指标中新增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失业率(城镇)3个新指标。25个具体指标中,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基尼系数、平均受教育年限9个指标为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体系所有,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沿用,其余16个指标系根据新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形势而添加。人均日蛋白质摄入量、城市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成人识字率、电视普及率、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百分比等指标在新的指标体系中被删除。

在这一阶段,不仅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制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而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十一五”计划基本思路研究课题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等中央政府部门也先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指标体系^[47]包括4大主题16个指标。经济指标4个,其中,人均GDP25 000元(3 000美元),变动值预期将为4 000～5 000美元,非农就业比重>60%,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与最低收入1/5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0%、<40%、<5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20 000元、8 000元、2.5∶1。社会指标7个,其中基尼系数<0.4,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100%,平均受教育年限(6岁以上)≥10 年,出生时预期寿命≥75岁,文教体卫增加值比重≥10%,犯罪率(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15起,日均消费支出小于5元(当前价)的人口比重为0。环境指标3个,其中,能源利用效率(千克煤当量产出)为20美元(2.4美元),使用经改善水源人口比重(安全卫生水普及率)为100%,预期实际值为90%左右。制度指标2个,其中,廉政指数(万名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员中检察机关立案件数)≤10起、政府管理能力(代行指标是非正常死亡率=交通与火灾死亡人数比重)≤5‰。

与国家统计局的指标体系比较,6大类型缩减为4大类型,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2个类型被合并为经济指标1个类型,社会和谐与科教文卫2个类型被合并为社会指标1个类型。民主法制指标被易名为制度指标,资源环境指标被易名为环境指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指标4个,与国家统计局的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指标9个指标比较,人均GDP、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3个指标是共有的,国家统计局指标体系中经济发展指标的第三产业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镇调查失业率3个指标与生活质量指标中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千人拥有民用载客汽车数量、人均生活用电量3个指标被删除。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标体系所独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社会指标7个,与国家统计局的社会和谐与科教文卫10个指标相比,基尼系数、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寿命4个指标为二者共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独有的指标有文教体卫增加值比重、犯罪率、日均消费支出小于5元的人口比重3个指标,国家统计局独有城乡居民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高中阶段毕业生性别比(属社会和谐指标)、研发经费比例、家庭电脑拥有量、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属科教文卫指标)6个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环境指标3个,与国家统计局的资源环境4个指标比较,前者的能源利用效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相当于后者的万元GDP综合能耗与环境质量指数,前者独有安全卫生水普及率,后者独有森林覆盖率、常用耕地面积指数2个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制度指标与国家统计局的民主法制指标均为2个,前者的政府管理能力(非正常死亡率,不含犯罪率,犯罪率归入社会指标)大致相当于后者的社会安全指数(犯罪率、交通事故死亡率、火灾事故死亡率、工伤事故死亡率),前者独有廉政指数(客观指标),后者独有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主观指标)。

国家发改委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48]不分类型,共15个指标。人均GDP3 000美元,农业增加值比重1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0%,非农就业比重70%,城市化率60%,成人识字率95%,大学普及率30%,每千人拥有医生数3 人,平均预期寿命74.5岁,人口自然增长率5‰,社会就业年增加数70万人,基尼系数0.35,社会保险覆盖率80%,国家信息化指数400,国家资源环境安全系数1.35。

国家发改委的指标体系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标体系的16个指标比较,人均GDP、非农就业比重、预期寿命、基尼系数、社会保险覆盖率5个指标为二者共有,前者独有农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市化率、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千人拥有医生数、人口自然增长率、社会就业年增加数、国家信息化指数、国家资源环境安全系数10个指标。

另外,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49]、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50]也分别以个人名义在2002年、2003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国家科研部门也相继提出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51]、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课题组^[52]、《小康》杂志社研究部^[53]等科研部门也纷纷构建指标体系。

在中共“十六大”精神引领以及国家统计局与其他中央政府部门、中央科研部门指标体系的督导、示范与启发下,地方政府部门纷纷灵活运用中央部门设计的指标体系或设计适合当地实际的监测或评价指标体系。江苏省信息中心发布了江苏省全面小康十大基本标准。^[54]江苏省计委、省委研究室、省统计局、省社科院联合研究工作小组研制了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55]甘肃省统计局设计了甘肃省全面小康社会参考标准。^[56]湖南省统计局设计了湖南省全面小康建设标准。^[57]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58]与福建省社科联课题组^[59]分别研制了福建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大批的省市政府与科研部门卷入研制指标体系的浪潮中。此时,小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体中还涌现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如胡鞍钢^[60]、宋林飞^[61]、陈友华^[62]、高兴波^[63]等。

促进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在这一阶段的全面兴起与深入发展,首先是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奋斗目标,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性与抽象性的指标,需要通过更具体、更易于操作的可量化、可测评的指标体系去体现与落实,从而激发了政府部门与学术界的研究热情。

其次,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与小康目标以来,小康建设一直处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小康建设的实践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需要通过具体的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去度量与分析,以便为政府提供新的决策方向。

再次,20世纪90年代初期设计的小康生活水平指标体系监测时间止于20世纪末,监测范围则止于小康水平方面,在我国实现总体小康以后,这套指标体系已经不适合新的发展实践与发展取向,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指标体系。

这一时期,小康指标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中共“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指导,吸收了国际上现行的各种指标体系理论及其具体指标的部分成果,体现了中国的发展国情与发展程度,监测时间一般为2000～2020年,有的还设计了到2010年、2015年的阶段性目标值。

第二,保存了原有小康水平指标体系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指标(由于监测时间与监测范围的变化,指标目标值重新调整),又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增加了新的监测与评价指标。强化了和谐社会建设指标与生态现代化建设指标,和谐社会指标与生态现代化指标甚至独立成为新的指标体系,政府、科研单位与学者个人竞相构建和谐社会指标体系,如北京、上海、江苏、江西、黑龙江、甘肃、深圳、广州、长沙、天津、南京、洛阳、青岛、大连等省市纷纷推出各自的指标体系研制方案或实施方案(或框架)。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构建了生态现代化指标体系。^[64]

第三,设计主体与指标体系内容本身均具有多样性。从设计主体看,既保留了国家统计局主导统计监测(含评价)指标体系的传统,又打破了国家统计局一统研制发布指标体系的局面,出现了评价型指标体系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他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科研单位以及学者个人也纷纷涉足指标体系的研制设计。同时,由于各家单位与个人的介入,指标体系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

第四,指标体系既有理论型的,也有可操作型的。理论型指标体系只有指标类型与指标名称。^[65]可操作型指标体系则包括了权重(均权或非均权)与目标值(或临界值)。

第五,主观指标进入指标体系,如国家统计局指标体系民主法治指标中的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指标。另外,还出现了完全属于主观指标体系的中国小康指数体系。^[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