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效果也有赖于强干之士的理财，虽然相对来讲，不可控因素较多，但有时却会起到关键作用。刘晏是唐代杰出的理财家和改革家，唐人谓其“通百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156]他对救济灾荒独具创见，[157]并亲身实践加以救灾。
首先，整顿漕运，保证京师粮食供应。代宗即位后，关中“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官厨无兼食之饥，禁军乏食，畿县百姓乃挼穗以供之”，[158]于是命御史大夫刘晏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刘晏可谓临危受命，被委以漕运重任。而刘晏也以转运为己任，“自按行，浮淮、泗，达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尽得其病利”。经过仔细的实地考察后，刘晏移书宰相元载，详陈漕运利害，被委以漕事。通过其努力，此后“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159]此举通过粮食转运，增加了京师地区的粮食供应，改善了长安粮食缺乏的状况。
其次，建立物价信息网络，设立灾情与物价及时报告制度，这也是其救灾实践中最富特色的。史称刘晏救灾“尤能时其缓急而先后之”，有赖于此。他在全国建立物价信息网络，“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160]通过在巡院设置驶足，及时掌握各地的粮价信息。在此基础上，谨察州县灾害，于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知院官始见州县荒歉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然后通计天下经费，计官所赢，先令曰：“蠲某物，贷某户。”及期及时蠲除振救，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百姓得以避免流离死亡，从而安居乐业。此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不待灾荒严重到不得不救的地步就对灾民施以援手。
面对有的人讥讽自己不直接赈救灾荒，刘晏解释道：“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提出救灾有“二害二利”：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近侥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它产尚在，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沾逮，自免阻饥，不待令驱。以为二胜。[161]其“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的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最后，实行常平法，通过在市场上进行和籴，以调剂各地粮食的丰歉余缺。常平之法，丰贵取而饥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岂所谓有功于国者耶？”[162]认为粮食的最大功效是发挥其作用，而非大量储藏。
由于刘晏的个人才能突出并得到皇帝的赏识任用，其整套蠲除振救灾害的办法得以付诸实施，州县灾害得到及时有效的蠲除赈救。史言：“历代操利柄为国计者，莫不损下益上，危人自安，变法以弄权，敛怨以构祸，皆有之矣。如刘晏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晏之吏，远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盖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殁，故吏二十余年继掌财赋，不其是哉！”[163]对其赞赏有加。刘晏的确是中国古代少有的理财能臣。建中元年（780）刘晏65岁，被诬赐死，[164]但其后继掌财利的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征、李若初诸人，皆其所辟用而有名于时。旧吏明推其功，属吏陈谏以刘晏为管、萧之亚，并专著《刘晏论》纪其详。除了百姓欢迎，属吏亦交口称赞，可见其理财解困之能实属难能可贵。司马光揭示了刘晏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并认为“后来言财力者皆莫能及之”。[165]其实，他的这种干练和注重实效，一直贯穿于其做事之中，这才能准确及时地掌握灾情，并及时赈恤，不使为灾。李锦绣认为“刘晏将财政中的均输、常平功能发展到极致，中央也因之建立了系统的常平使职领导机构”。并指出第五锜、刘晏等是挟工商之术的新型理财官吏，“他们出现在国家危机时期，军国仰赖其筹集的‘轻货’渡过难关，他们与郭子仪一样，都起着一身系天下安危的作用，这种时期理财专家出现在历史的前台，本不足怪”。[166]刘晏的出现与唐代财经官僚的选拔标准从前期首重德行到后期首重才能的变化有关。刘晏预为灾荒之备的办法切实可行，收效显着，至今仍有很强借鉴意义。当然，刘晏救灾并非全为灾前预防之法，也包含有灾中救援之法，鉴于其法最主要的特色是灾前预防而置于此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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