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闭坊市门·徙市·占卜·断屠

（一）开闭坊市门禳灾

唐代还有一种利用坊市门的开闭以祈雨或祈晴的习俗。这种风俗形成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据日僧圆仁所记：唐国之风，乞晴即闭路北头，乞雨即闭路南头。相传云：“乞晴闭北头者，闭阴则阳通，宜天晴也；乞雨闭南头者，闭阳则阴通，宜零雨也。”^[270]唐人认为：南通阳，阳开则晴，北通阴，阴开则阳闭则雨。这源于唐人的阴阳观念，即水为太阴之气，水灾后需减少阴气、增加阳气。因此，“唐制，久雨则闭坊市北门以祈晴”。^[271]北为阴，唐人认为闭北门能减少阴气，而旱灾时则关闭南门减少阳气。

唐代因水灾而闭坊市门之例较多。神龙元年（705）七月，河南、河北大水，霖雨不止，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272]景龙中，东都霖雨百余日，因水沴，闭坊门以禳。^[273]这两例未明确记载关闭北门。天宝十三载（754）秋，京城连月霖雨，损秋稼，六旬不止。九月，雩明德门，同时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274]盖井，恐怕是井中出水，而与水密切相联的为阴，盖井则意味着闭塞阴气；禁妇人入街市恐怕也是出于女为阴的观念，由于认为阴气充塞，阻碍雨停，于是禁妇人入街市以闭阴通阳，以达止雨之效。这是唐人头脑中阴阳相通观念的反映，仍不出董仲舒止雨之方。^[275]大历四年（769），京师大雨水，米贵。命闭市北门，置一土台，台高五尺，上置五方坛，坛上立一黄旛以祈晴。^[276]这里不仅记载了闭坊市，还有一些辅助配套设施。置土台，台上置坛，坛上置黄色的长条形旗子，^[277]作为祈晴的工具。之所以用黄旛恐怕是黄色接近土色的缘故。元和十五年（820）八月，久雨，闭坊市北门。^[278]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大雨兼雪，令闭坊市北门禳之。^[279]

唐代因旱灾而闭坊市门之例较少。大历三年（768）六月，以大旱，分遣左仆射裴冕等祷祝川渎及徙市闭诸坊门。^[280]开成二年（837）七月，以京师久旱，徙市，闭坊南门。^[281]

以上诸例因晴雨而闭坊市门，与圆仁的记载相符。唐代坊市门因晴雨而定期开闭，始于敬宗宝历二年（826）。京兆尹刘栖楚奏：“术者，数之妙。苟利于时，必以救患。伏以前度甚雨，闭门得晴。臣请今后每阴雨五日，即令坊市闭北门，已禳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永为定式。”^[282]从之。但开闭坊市门禳灾虽载之典制，行诸实践，但唐人对其是否奏效已有怀疑。神龙元年（705）六、七月，河南、河北大水。八月，右卫骑曹参军宋务光以水灾应召直言，严厉批评了开闭坊市门以禳灾之举：“夫灾变应天，实系人事。……今暂备霖雨，即闭坊门，弃先圣之明训，遵后来之浅术，时偶中之，安足神邪？盖当屏翳收津，丰降戢饷之日也。岂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灵，暂闭暂开，便欲发挥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谬哉！”^[283]其上疏从侧面说明了坊门在唐人心目中的作用神奇而重要，民间因坊门有与宰相共同的调理阴阳的作用，谓坊门为宰相，此观念还导致了前述中书令杨再思因东都霖雨而被苦于道路泥泞的驾车者怨骂的趣事。其实，闭坊市门禳灾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不仅无助于调理阴阳，还增加了行人的困难与不便，有害而无利。

（二）徙市禳灾

徙市为古礼，天子诸侯丧，庶人徙市于巷中以供其急需，以示忧戚。其后徙市，则为忧戚于旱而若丧。《礼记·檀弓下》载：岁旱久不雨，鲁穆公召大夫县子琐，问以求雨之法，县子琐认为不可寄希望于愚妇人而曝巫祈雨，但对于徙市则表示同意，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市三日。为之徙市，不亦可乎？”^[284]汉唐均因袭了这种做法。

乾元二年（759）四月，肃宗以久旱徙东西二市。^[285]乾元三年（760）六月，以大旱，分遣左仆射裴冕等祷祝川渎，及徙市闭诸坊门。^[286]贞元中，长安大旱，“诏移南市祈雨”。^[287]元和二年（807），江南沅南地区不雨，自季春至六月，毛泽将尽。郡守诚信而雩，遍祈山川、方社。又不雨，迁市于城门之逵。^[288]元和九年（814）秋，“旱不周畿，……乃命长吏、粪土之师，曝巫于日，徙地而市”。^[289]大和七年（833）七月，以旱徙市。^[290]开成二年（837），京师旱甚，徙市。^[291]会昌四年（844）夏将旱，“土龙徙市”。^[292]

（三）占卜灾害

占卜出于决疑之需，甲骨卜辞中就含有不少殷商时代对包括灾害在内的许多事进行占卜的记录。占卜在唐代自不能免，而且相当流行，对灾害的占卜就包括地震、疫灾、旱饥、阴雨、大风、蝗灾等。

占地震之例较多，或与其危害严重有关。武德二年（619）十月，长安地震。唐人据阴阳五行说认为阴盛而反常则地震，占卜显示地震阴盛之因有六：“为臣强，为后妃专恣，为夷犯华，为小人道长，为寇至，为叛臣。”^[293]大和八年（834）七月辛酉，定陵台大雨，震，庑下地裂二十有六步，占曰：“士庶分离，大臣专恣，不救大败。”^[294]晚唐时，朝廷衰弱，君臣虽然也对地震、山崩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有所认识，但在当时动荡的生活环境中，唐人受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更加迷信占星之术。中和五年（885）正月、光启二年（886）春曾两次进行占卜，前一年以七曜占之，多兵饥馑。采取的措施竟是改元为光启元年；认为地震是兵荒、饥馑的征兆。后一年成都地震，月中十数。占曰：“兵、饥。”^[295]唐代早期占卜多见于《天文志》，多是针对某种异常天象，很少作为议论关注的中心。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虢国史嚣云：“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296]占卜在晚唐反复出现，反映了当时国力的衰弱不振。

占卜旱饥之例如：开元二年（714），“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该年大饥，终南山和岭南竹并枯死，“人取而食之”，醴泉县“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灾年奇象，占卜结论是：“国中竹、柏枯，不出三年有丧。”^[297]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

其余占卜灾害之例如：永淳元年（682）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严重的灾情引发了占卜行为，占曰：“国将有恤，则邪乱之气先被于民，故疫。”^[298]开元十八年二月丙寅，大雨雪，俄而雷震，左飞龙厩灾，占曰：“天水烧厩，兵大起。”^[299]开元二十九年（741）三月庚午，风霾，日无光，近昼昏也。占为上刑急，人不乐生。^[300]元和十五年（820）正月，近二十天昼常阴晦，微雨雪，夜则晴霁。占曰：“昼雾夜晴，臣志得申。”^[301]该年九月己酉大雨，树无风而摧者十五六。占曰：“木自拔，国将乱。”^[302]开成五年（840）夏，幽、魏、博、郓等近20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303]由于单纯的德政不足以解决问题，在连续五年蝗灾严重，弭禳无力之下，文宗朝出现了占卜行为。

也有唐人提出占卜是弊俗，乃侥幸邀福之举。宪宗尝谓李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决于卜筮，俱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异之。近者，风俗近巫，此诚弊俗。”^[304]李绛认为对占卜应存而不论，其弊自息。联系到《四时纂要》对民间对自然灾害禳镇的记载，其中许多占卜是针对旱、饥、疫、虫蝗等灾害的，还记有以原蚕矢杂禾种种防止禾虫不生等。其占卜禳灾行为范围广、类别多，内容杂，反映了唐代民间占卜行为极为广泛。

（四）禁断屠宰

唐代民间百姓多有以渔猎为生者，如唐初期“遂州之地，人多好猎，采捕虫鱼”。^[305]断屠宰是统治者强制推行的，在某些特定的日子禁断屠杀、渔猎，禁断荤腥。据研究，其出现不晚于春秋。^[306]这一规定明显带有佛、道二教的影响，起初是在佛教斋月、道教三元日断屠，后在节日、忌日并水旱灾害之时也常实行。^[307]由于武则天奉佛，其在位时唐代断屠最为频繁和严格。史载：如意元年（692），“断屠极急”，御史彭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羫羊。门家告御史，先觉进状，奏请合宫尉刘缅专当屠，不觉察，决一顿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缅惶恐，缝新裈待罪”。^[308]可见其时断屠宰之令执行之严格。而据《资治通鉴》，该年五月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百姓不得采鱼虾，因旱饥而饿死者甚众。^[309]由于禁屠极严，有因此罪及乡人数十人者。“有里人为邻巫所惑，而当有灾宜谢神，乃杀家犊，酿酒，声鼓以祀。时官禁屠牛私酿，法甚峻，又当国忌，不合动乐。并犯三罪，为吏所擒。家长邻保，皆抵重罪，连及数十人。”赵璘认为这是“禳灾适所以致灾也”。^[310]对巫觋禳灾提出了怀疑。咸通十年（869）六月制：“今盛夏骄阳，时雨久旷……其京城未降雨间，宜令坊市权断屠宰”。咸通十一年（870）六月，“京城久旱，未降雨间，宜权断屠宰”。^[311]

当然，灾歉时禁断屠宰并非常策，无法长期实行。仪凤三年（678）四月，高宗就以同州饥，沙苑及长春宫并许百姓樵采渔猎。^[312]而且，禁断屠宰虽也有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面，但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救灾办法。竺可桢曾指出：据郑樵《通志》，我国历史上禁屠祈雨始自南北朝时的北齐，乃始自胡僧。他认为禁屠祈雨，迎神赛会，与旱灾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并批评民国时期此种现象：“此等愚民政策，若行诸欧美文明各国，必且被诋为妖妄迷信，为舆论所不容。而在我国，则司空见惯，返若有司所应尽之天职，恬不为怪。”^[313]这是科学技术与教育不发达造成的，后来变成迷信与民俗杂糅的东西而不可分了。

今日观之，上述开闭坊市门、徙市、占卜、断屠等禳祷办法，并无科学根据。唐人也不乏一些对此有清醒认识者，白居易就提出：“至若禳祷之术，凶荒之政，历代之法，臣粗闻之：则有雩天地以牲牢，禜山川以圭璧，祈土龙于玄寺，舞群巫于灵坛，徙市修城，贬食彻乐，缓刑省礼，务啬劝分，杀哀多婚，弛力舍禁；此皆从人之望，随时之宜，勤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罚，但可以济小灾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314]认为这些都是小术，不足以救大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