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对地震成因问题的探讨，至少可以溯至西周。《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周大夫、太史伯阳父提出：地震是由大自然中存在的“阴”气压迫“阳”气，迫使阳气不能上升引起的，即后来占统治地位的“阴阳论”。此后，中国古人对地震成因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但除柳宗元外，[206]很少超出伯阳父“阴阳说”的思路，并多将地震与国政和人事联系起来，这也是古代中国地震成因学说的特点之一。“天人合一”观念促成了中国人把地震与其他自然现象乃至社会变动联系起来，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讨论。
贞观二十三年（649），高宗初即位，晋州屡次地震，“雄雄有声，经旬不止”。[207]宰相张行成将其与时政相联系，认为：“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208]又“诸王、公主参乘起居，或伺间隙”，高宗深表赞同，并诏五品以上，极言得失。[209]地震给君臣敲响了警钟，张行成借机进言防止后宫干政，以防帝位动摇。此次晋州频繁地震，宰相长孙无忌与司空荆王李元景、尚书左仆射李
咸请逊位。至永徽初年，左仆射李与李元景等，又以晋州地震请逊位。李后来还抗表求解仆射，高宗并诏不许。[210]在唐代，自然灾害或异常天象的发生之所以引起宰相的乞退或被罢免行为，是因为唐代君臣普遍持有宰相代天理物、职和阴阳的观念，[211]并试图以此消灾弭祸。
贞元四年（788）正月、二月、三月、八月，四月内长安“地震二十”。[212]德宗诏宰相修政以答天谴，“大赦，刺史予一子官，增户垦田者加阶，县令减选，九品以上官言事”，[213]采取多种举措以削弱地震的影响。德宗将地震归结于自己寡德遭到上天惩罚，进而修政，表明君臣持有“天人感应”和天谴思想。元和七年（812）八月，京师地震，“草树皆摇”。宪宗询问大臣的意见，宰臣李绛先以阴阳说解释地震，后讲孔子修《春秋》记载灾异先地震、日蚀，是“政有感伤，天地见眚，书之示戒，用儆后王”，进而指出皇帝应“体励虔恭之诚，动以利万物、绥万方为念，则变异自消，休征可致”。[214]李绛将地震与政事相联系，告诫皇帝要心诚，考虑人民的利益。其意见的合理内涵在于统治者要真心关心百姓利益。德宗朝李观所谓“所谓有德者灾非其眚，无德者吾见其无灾而为害也”。[215]从此可见，唐人以阴阳观之表行人事之实的本质，唐人最关注的仍是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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