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工具和资料来源

四、理论工具和资料来源

本书以“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研究途径作为理论建构的指导。“安全化”的概念是由包括巴里·布赞、奥利·维夫（Ole Wæver）等人在内的、被冠以“哥本哈根学派”之名的研究团体提出的。它的核心在于，所谓“安全”，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一种政治议程的结果。当事物或事态被看作对某一指涉对象（reference objective）的生存造成了威胁时，它便“成为”了安全问题。换言之，“安全”是被人们创造出来的。

这一研究方法具有如下两点特征：

一方面，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安全化”的研究方法认为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行动准则并不是既定的，而是在政治过程中被塑造和被界定的。这正是本书立论的基本前提。现有研究中的问题结构说、缔约难易说以及相对实力说都假定国家的偏好是外生的、不变的，因而政策选择仅仅受制于客观的环境，如合作议题的性质、合作方式的固有特征以及实力对比的变化等。但这种假设往往是靠不住的。在本书的案例中，外部条件相对稳定而国家政策却发生了变化，使得上述分析失去了解释力。“安全化”的研究方法则另辟蹊径，对合作政策选择的探讨从功能阐释转向了过程分析，从而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另一方面，“安全化”的分析路径强调规范、话语结构等因素对于行为体偏好的塑造，从而与其他关于国家利益生成的解释有所区别。在考察国家利益的决定因素时，外交决策理论强调国内的政治斗争，而国际政治心理学则认为行为体有时会根据自身愿望，甚至是偏见而作出不合理性的选择。^[37]外交决策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只是将分析重点由国家的外部环境转移到了内部环境中，与之相比，“安全化”则强调行为体的认知、认同等观念性的因素对国家利益的塑造。国际政治心理学也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新保守主义政治文化对于美国如何选择国际合作形式的解释，可以被看作是关于决策者思维定势的一种分析。这种解释虽然也强调了观念、文化的作用，但却是一种“静态”的解释，它没有讨论这种观念是否会发生变化，因而很难说明为何同一个决策者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问题上会作出不同的选择。相反，“安全化”的分析途径则强调规范是具体实践的产物，不同安全化逻辑可能产生不同的安全观念，因而在解释变化了的现象上更有说服力。

不过，“安全化”作为一种分析的方法（approach），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行为体的观念以及由此确定的利益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书抽取了“安全化”这一分析路径中的一个要素——安全指涉对象，作为搭建分析框架的起点。指涉对象的含义在于，“谁/什么”被认为受到了生存威胁。在同一个议题上，指涉对象不同，行为体对自身角色与利益的定位也不同，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合作政策选择。具体的内容以及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在第一章中予以说明。

在具体的研究手段上，“安全化”的研究路径强调对“言语行为”（speech act）加以分析。在它看来，说到安全问题，必定是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者说是安全逻辑。因而，在对案例的分析中，本书也将着重通过文献解读的方法，考察美国国内各种各样的“言语行为”是如何塑造安全议程，并进而为国家确定利益、选择对外合作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