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史料
明代，地方志书进入大盛时期。从洪武至崇祯（建文除外），从内地至边远地区俱有志书修纂。除极少数地区仅纂修一次外，大多编纂数次，尤其是政治地位重要，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之地，志事更为频繁，每每十年或数十年一修，出现了连续纂修、代代相传的局面。明志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分布之广，前所未有。为数众多的明代方志，为后人了解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这些史料大多集中于食货志、田赋志、经政志、风土志、版籍志、国计志等门类。明代方志一般都设有户口、田赋、物产、徭役、土贡诸目，对当地夏税、秋粮、土地、贡赋、手工业、商业、户口等有详细记载。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江浙一带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及其属县诸志，记载尤详。如周世昌纂万历《重修昆山县志》记有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二十四年，永乐元年（1403年）、二十年，正统七年（1442年），景泰三年（1452年），天顺八年（1464年），成化八年（1472年）、十八年，弘治五年（1492年）、十五年，正德七年（1512年），嘉靖元年（1522年）、十一年、二十一年、三十一年、四十一年、隆庆六年（1572年）的户口口数。莫旦纂弘治《吴江县志》载有沙田、成田、营田、职田、常平田、义设田、户绝田、社仓田、四粮田、浚官田的数目；又记载下属黎里镇“居民千百家，舟楫辐辏，货物腾涌”，同里镇“懋易犹盛”等景况(17)。再如唐胄纂正德《琼台志》记有当地汉族、黎族户口数和海南岛的开发状况，熊相纂嘉靖《蓟州志》叙及设在遵化的手工铁厂及规模、生铁铸造、熟铁产量和工人数目，叶良佩纂嘉靖《太平县志》详记当地物产种类、品性、名称、形状和成熟期等。
较之前代，明代方志经济方面的记载，涉及面更广，内容更生动、具体。如黄士绅纂万历《惠安县续志》记有番薯传入中国的经过：
番薯，是种出自外国。前此五、六年间，不知何人从海外带来。初种在漳，今侵蔓众与诸郡，且遍闽矣。吾惠隶泉，最瘠，濒海之民岁丰啼饥。去岁大祲，米石可两三四金，乃持薯全活人食。薯起八、九月，抵今春仲，可供一年之半，其利至能令谷贱以病富人，与五谷抗长争烈，而又易生，无事粪多力勤，其入巨，每亩地多者收五六千斤。计北边沃壤，传获当倍是；然则以足供年食之半推之，其可省边半饷，岁运半漕，可知也。岂非天地再开辟一嘉生哉？江南地燠，自四、五月至六月，俱可种。八、十月收。江北多雪，早寒，宜速收，则宜以三月种，八月便收。总之，收完不得过冬至，远则易烂。今改名朱薯，从其名，夷物而中国，则中国之曰番薯。(18)
记载甚为具体，史料价值很高。明代方志中的这类记载，为后人较全面地勾勒了一幅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生动画面。如天启浙江《海盐县图经》载当地“素不习于蚕，近三四十年中蚕利始兴。今则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19)，反映了明中后期经济作物品种的增加和种植范围的扩大。又如万历江苏《嘉定县志》记该县“民间机杼相闻”，下属新泾镇“为棉花管屦所集，顷年浸盛”(20)。弘治江苏《上海县志》称上海“木棉文绫，衣被天下”(21)。万历浙江《秀水县志》载江泾镇“多治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濮院镇“民务治丝纻”(22)，反映了这些地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随之出现的一批专业市镇。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亦有明显发展，这在地方志中也有翔实记载。如正德浙江德清县《新市镇志》记有当地所产桑叶，“聚于市衢而以卖，早晚先后时价不同”，所产稻米也被“贩夫商客籴而转卖他郡”(23)，万历江苏《嘉定县志》述手工丝织业中心苏州城商业繁盛，“其人浮游逐末”，该县南翔镇“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罗店镇“比闾殷富，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24)。商品经济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体现，两者互为依存，相互促进。嘉靖浙江《吴兴掌故集》称“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州”，述当地农家“春秋看蚕，一月之劳而得厚利，其他菜、麦、麻、苎、木棉、菱、藕、萝……各随土宜以济缺乏”(25)。天启浙江《海盐县图经》记该县“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清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26)。
时至清代，地方志的编纂更盛，涉及地域、成书数量均远远胜过前代。就内容而言，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联系，各地方志中的经济史料更为丰富、翔实。如乾隆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东西林汇考》详记当地手工丝织业生产和交易状况：“包头绢，妇人用为首饰，故云通行天下。正（德）、嘉（靖）以前，南溪仅有纱绢帕。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此业，巧变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陶纱……大小疏密不等，各省客商云集贸易，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27)康熙江苏上海县《紫隄村志》记述当地土产布、（棉）花、米、豆等，皆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小民赖以贸易，上完正赋，下赡家口”(28)。又如乾隆浙江吴兴县《乌青镇志》载述四乡蚕丝聚散该镇的情况，“乡人售丝于行家，而各处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谓之贩子”(29)，具体反映了当地蚕桑农家与丝行、丝商之间环环相连的产销关系。再如康熙江苏上海县《紫隄村小志》记录了棉布包买商的活动状况，“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指明代——引者）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故布较贵”(30)。方志中的这类经济资料，对了解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1)第一至第三讲原为本书作者和黄苇合作主编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的序言，当时因篇幅限制未刊。
(2)《太康地记》（佚文辑录），见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3)盛弘之：《荆州记》（佚文辑录），见陈运溶辑：《麓山精舍辑本》。
(4)《华阳国志·汉中志》卷2。
(5)《华阳国志·蜀志》卷3。
(6)《华阳国志·南中志》卷4。
(7)《大清一统志》卷114。
(8)《太平寰宇记·河北道》卷60。
(9)《太平寰宇记·河北道》卷62。
(10)《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卷143。
(11)郎蔚之：《隋州郡图经》（佚文辑录），见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12)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13)范成大：《吴郡志》卷2，风俗。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史部24，地理类1。
(15)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叙物产》卷2。
(16)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叙物产》卷2。
(17)莫旦等修：《吴江县志》卷1，市镇，传抄明弘治本。
(18)黄士绅等修：《惠安县续志》卷1，物产，明万历四十年刻本。
(19)懋维城修，胡震亨纂：《海盐县图经》卷4，风土记，明天启四年刻本。
(20)韩浚修，张应武等纂：《嘉定县志》卷6，田赋考中·徭役；卷1，舆地考·市镇，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
(21)郭经修，唐锦纂：《上海县志》，王鏊序，民国二十九年影印本。
(22)李培修，黄洪宪纂：《秀水县志》卷2，疆域考·风俗；卷1，舆地考·市镇，民国十四年校补铅印本。
(23)陈霆纂修：《新市镇志》卷1，物产，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24)韩浚修，张应武等纂：《嘉定县志》卷2，疆域考·风俗；卷1，舆地考·市镇，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
(25)徐献忠纂修：《吴兴掌故集》卷13，物产，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26)懋维城修，胡震亨纂：《海盐县图经》卷4，风土记，明天启四年刻本。
(27)茅应奎纂：《东西林汇考》卷4，土产志，清乾隆三十一年稿本。
(28)汪永安原纂，侯乘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2，土产，传抄清咸丰六年稿本。
(29)董世宁纂：《乌青镇志》卷7，土产，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30)汪永安纂：《紫隄村小志》卷前，风俗，传抄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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