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语“小儿锦”及其抄经艺术

四、经堂语“小儿锦”及其抄经艺术

经堂语及其“小儿锦”是经堂教育发展过程中教学探索的结果，也是广大回族穆斯林经生集体创造的智慧的结晶，经堂语和“小儿锦”的形成是历代经生通过对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汇、语法进行创造性转换以及讲经、译经需要而逐步确立的，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经堂语总的说来，是指运用汉语语法规则将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三种不同词汇或词组交互组合成句的独特汉语表达形式，清刘智称之为“经堂语气”，后简称为“经堂语”，在清真寺阿洪讲经中，广泛使用和传播这种语言。因此，其中不少词汇已成为回族穆斯林大众世代相传的日常用语。

在学经的满拉

“小儿锦”是中国穆斯林用阿拉伯文字母拼记经堂语和汉语的一种表音文字，亦称“消经”“小经”。因回族穆斯林称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为大经，故将此种拼记文字称为“小经”。所谓“消经”系取“消化经文”之意。此种拼记文字，最早有实物可证的是元明碑石。明代后期清真寺经堂教育兴起后，才被实际加以使用。“小经”作为一种拼写文字形成之后，在经堂中曾出现过《阿文小经文字对照表》，不仅经堂学员用“小经”来注释经文或做笔记，一些阿洪更以之翻译某些经文或进行著述。但因阿拉伯语、汉语两种语言音位系统不同，加之拼写者各自为主，故往往造成字母对应、借代的混乱，故其应用范围有较大局限性。

由于经堂教育中传承的许多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典是从中东、中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引进的，要在通行汉语的中国内陆广泛流通和传播是不可能的。因其数量少、印刷困难，故经堂教育中广大经生只能临摹誊抄，以满足学习和钻研经典的实际需要，这样经堂中的写经、抄经也成为经堂教育中的一大特色。

用抄写、誊写的方法复制经堂教育所学经典的写经形式，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写经的过程一般是先制造用来写经的纸，再用这一专造的纸张来写经。制造写经纸的方法是：先将原来很薄又带有毛性的几张纸裱糊成铜钱厚的一种厚纸，然后晾干，用光而亮的石卵在裱妥的纸上轧来轧去，使其成为光而硬的写经纸。写经纸造好后，就可以用专制的竹笔或木笔蘸墨手抄经籍了。经生往往可以向远在几百里以外的教长们那里借经籍来抄，然后辗转传抄。有时，由阿拉伯等国带来的一部经典，没有多少年，几乎经堂中的经师大多都有了。抄好以后的经典，就装订成册，再加一个硬纸布面，或在经皮内外画若干图案花边，为了表示庄重肃穆和特殊尊敬，有时在抄写《古兰经》、“圣训”等重要经典时还用些宝石颜色。

宁夏同心女子阿拉伯语学校学生

经堂教育今日仍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

在中国回族穆斯林中，流传着一个名叫“花巴巴”的老阿洪的抄经最为著名的说法。他是清中叶的一位经师，写的经最多，而且也都最好。据说刘仲泉先生保存的一册抄本《古兰经》，即为花巴巴真迹，这册《古兰经》后由刘仲泉先生交马松亭阿洪转赠给埃及国王福哇德，福哇德殁后保存于他的皇陵正殿。此外，清代宫廷里保存有30册抄本《古兰经》，封面、正页均为黄绫皮面宝蓝纸，经字用堆金沥粉的方法，可谓是中国抄本经最珍贵者。

由于经堂写经方式的普及推广，极大地促进了经堂教育的顺利发展和阿拉伯文经文书法艺术的进步。元至正九年（1349年），吴鉴撰《重修清净寺碑记》称，阿拉伯文书法为“书体旁行，有篆、楷、草三法”，足见这种书法在元代就已流行于世。而阿拉伯文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当是经堂教育创立之后。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阿拉伯文书法博采汉字书法之长，从原来的库法体、苏鲁斯体、波斯体等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体”。

经字画，就是“中国体”在书写技巧上集阿拉伯书法与伊斯兰教艺术于一体，并吸收汉字书法中的布局、格式、间架、笔法、墨迹、印章等特点而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风格的阿拉伯书法艺术。经字画内容多为《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警句、格言，或是伊斯兰教有关劝善止恶、扶危济贫之类的条款、戒律与祷词等。经字画在中国穆斯林中广为流传，备受推崇。他不仅可在清真寺的殿堂门楣上做匾制幅，点缀庭院，而且作为家庭装饰和伊斯兰教标志，深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