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让子弹飞》
片 名：《让子弹飞》
英名片名：Let the Bu11ets F1y
出品年份：2010
出品单位：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香港英皇（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不亦乐乎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导 演：姜文
编 剧：朱苏进、述平、姜文、郭俊立、危笑、李不空（根据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改编）
片 长：130分钟
如果说在《让子弹飞》问世之前，作为导演的姜文一直不太走运的话，那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其实早在1994年，当大多数中国电影在市场上饱尝凄风苦雨的煎熬时，他就凭导演处女作创造的当年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享受了一把“阳光灿烂的日子”。现在看起来，如果《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把年轻的夏雨推上威尼斯电影节影帝的宝座，也没有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世界十佳电影之首的话，姜文可能会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国内观众服务上。既然在通向国际影坛之路上开了个好头，像大多数有抱负的导演一样，姜文自然想走得更远些。6年后，正如《鬼子来了》的片名所暗示的，他这个来自亚洲的黄种“鬼子”登上了欧洲最顶级的电影领奖台。不过，虽然《鬼子来了》斩获了享有盛誉的戛纳评委会大奖，但姜文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影片在国内被禁映，投资方亏损严重，姜文也由此背上了“过于自我”的“坏名声”。但换个角度看，“坏名声”或许也是对艺术家的一种褒奖，反正姜文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决心在自我张扬的道路上再接再厉。然而，当他以七年磨一剑的精神打造出《太阳照常升起》时，可能没想到它会成为自己的一次滑铁卢。这部影片不但没能延续前两部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的势头，而且好不容易拿到公映许可证却因广大观众“看不懂”而在商业上一败涂地。其时，中国电影市场正在迅猛扩张，眼看着当年一帮哥们儿（张艺谋、冯小刚等）的作品连番掀起票房高潮，姜文就是再清高再有个性恐怕也坐不住了。好吧，就像他说的，《太阳照常升起》只是一次对市场的“火力侦察”，[1]那这回，我们有理由相信《让子弹飞》瞄准的肯定是票房王者的宝座。
果然，姜文攒劲三年射出的这颗“子弹”在2010年岁末的中国影坛一飞冲天，在一片叫好声中狂收六亿五千多万。姜文有理由展颜一笑了。“拍个挣钱的片不难。”[2]早在影片公映之前，姜文就信心满满地如是说。不过，看过电影后，让人感觉姜文此番的雄心还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银行兑现能力。事实上，《让子弹飞》让人觉得既简单又复杂，既通俗又艺术。在这个发生在北洋时期的荒诞不经的故事里，姜文既有对历史的反思，更有对现实的关照；他不但展现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世界，而且也创造出一片想象的天地。或许更让人激动的是他以不拘一格的豪放姿态将众多的类型片元素共冶于一炉，并通过生动鲜活的影像唤起了影迷们关于电影的许多美好记忆。就像片中姜文本人扮演的张牧之誓言要“站着挣钱”一样，市场并没有压垮姜文的个性，相反，是姜文的个性为这部一不小心就会变得俗不可耐的商业片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别老觉得为观众拍片会委屈自己，几经浮沉之后的姜文算是明白过来了，别人呢？
叙事分析 开端：“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啊？”
伴随着童声合唱《送别》，银幕上出现了一只在山岩前盘旋的苍鹰。这是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开篇：无法展翅高飞的苍鹰喻示了本片的主人公——报国无门只好啸聚山林的张牧之，而《送别》略带悲凉的音调则渲染出英雄的落寞。紧接着，张牧之的义子六子出场了。导演用特写镜头强调了他后脑勺上的疤痕，暗示他是个脑子有缺陷的人，从而为他后面愚蠢的死亡埋下了伏笔（图5-1）。
图5-1 六子脑后的疤痕暗示了他智力上的缺陷
从有点傻气的六子的视线里，我们看到冒着浓烟的汽笛，铿锵行进的车身这些火车的局部镜头。就在观众以为来的就是列普通火车时，导演以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仰拍全景镜头（八匹白马拉着火车飞奔而来）打破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意识到前面几个镜头原来是导演故意设下的圈套，为的就是耍弄我们一下。在后面的情节中，类似的视觉上的玩笑还将多次出现，这体现了姜文顽皮幽默的风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拉火车并非凭空捏造，清末的正史上确有记载。不过，导演把曾经发生在慈禧太后身上的典故移植到这里可不只是为了逗个乐子，它不仅是对民国初年新旧杂交的社会乱象的隐喻，而且也巧妙地揭示了影片所要探讨的主题：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问题。这一主题贯穿于这个杀富济贫故事的始终：什么时候中国社会的发展才能完全摆脱暴力革命这一古老和原始的驱动力？
当《送别》由优美的童声合唱突然变为成年人荒腔走板的高歌时，导演让镜头跳到了远景，这让人觉得似乎有一双眼睛正从山上窥视行进中的火车。这里耐人寻味的是画面与声音组接时明显的错误。因为按照常识，当导演在这里通过远景镜头来拍摄火车时，是不应该让火车上的人声给观众以如此近距离感觉的。难道导演是想通过声音实现从山上到火车上的空间转换吗？没必要。因为如果仅仅为了剪辑流畅的话，根本不用加入声音，照样可以从这个远景镜头跳到车厢内。那姜文为什么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答案自有分晓。这时，镜头跳到车厢里，县长马邦德夫妇和汤师爷正兴高采烈地一边唱歌一边吃着火锅（导演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一盆圆桌那么大的红汤火锅，这时我们才明白原来车顶冒的白烟正是从这儿飘出来的）。就在马邦德得意扬扬地自我吹嘘时，导演切入有人从山上正用枪瞄准火车的镜头。这个瞄准镜头以递进的方式呼应了前面那个窥视的镜头，表明马邦德他们早已钻进套子，并且眼看着就要大难临头了。这样一来，他们在车上意气风发高唱《送别》的场景就充满了嘲讽意味：这三个人确实就要生离死别了！现在我们该明白姜文为什么要采用那么不寻常的声画组接方式了吧？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让埋伏在山上的人和火车上的人建立起了联系，从而使对马邦德等人的嘲讽得以实现。但是导演不想仅仅嘲弄一下马邦德他们就了事，因此在那只手即将扣动板机时，突然切入马邦德邀请护送士兵同去吃喝的镜头，这就为下面的叙事设置了悬念：面对一车厢荷枪实弹的士兵，山上的枪手会成功吗？就在军官向马邦德表示要尽忠职守时，山上的枪开火了。不过，一连几枪打出去，火车看上去却安然无恙。六子以为没打中，张牧之却沉着自信地说：“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台词不但点了题，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影片叙事风格上的荒诞性。姜文是诚实的，也是狡猾的，他诚实是因为一开篇就通过“让子弹飞”的方式告诉观众这是一部在许多方面都有悖常理的影片，而他的狡猾也体现于此：既然子弹都要飞一会儿才能击中目标，我们还能对下面发生的一些看似不合逻辑的事情较真吗？果然，张牧之话音刚落，那边马的缰绳就被打断了，火车失去了牵引。接着，张牧之带领弟兄们飞马冲下山来。不过，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张牧之他们并没有和车里的士兵正面交锋，而是不可思议地将钢斧砸进铁轨，结果把火车翻上了天。到这时，我们才明白那一车厢严阵以待的士兵又是姜文设计的一个笑料，而且他的幽默在这里达到了近乎残酷的地步——一滴红色的液体从腾空而起的火车里落下，但那不是死者的血，而是火锅的汤汁！
接下来，我们看到毫发未损的马邦德和他的太太成了张牧之的俘虏。为了活命，马邦德假称自己是死了的那位汤师爷，殊不知这样做其实是弄巧成拙，因为从此以后他再不能公开地与太太夫妻相称了。此外，因为惊慌失措，当他说车是他买的，人是他雇的时，不小心泄了底。从张牧之的反应来看，他已经看出了这个自称汤师爷的人其实就是那个买官的县长。与马邦德的惊恐不安相反，马太太神情自若。当张牧之“审问”马邦德时，导演频频插入她回头顾盼的镜头，似乎对这位戴麻将面具的匪首颇感兴趣。这为她下面与张牧之假戏真做埋下了伏笔。因为没弄到钱，张牧之决定假充县长到鹅城去走一遭。在路上，当张牧之为马县长的“横遭不测”向马太太致歉时，马太太无动于衷地说她已经是第四次当寡妇了，这种态度除了表明她对马邦德的失望外，还暗示出这个女人可能出身青楼。当张牧之打趣地提醒她可不要再守第五次寡时，马太太话里有话地说：“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张牧之听出马太太在调情，于是故意转回头去问马邦德当夫妻最要紧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问马邦德这句话？因为张牧之早就看出他是真县长。马邦德无奈地说是恩爱，张牧之又让他大声说一遍，一是嘲笑他为了活命不敢认妻的卑劣行径；二是提醒他注意，既然自己现在是马县长，那理所当然有资格和马太太“恩爱”了。趁妻子与张牧之说话之机，马邦德企图逃走，结果又被抓回。这次，张牧之问他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马邦德回答说是忍耐。他这么说是想让张牧之不要因为刚才逃跑的事惩罚他，而张牧之问这句话却仍带有提醒他的意思：既然你还想着当县长，那么就得容忍我和你老婆做夫妻。这段对话为后面马邦德因妻子和张牧之睡觉而懊恼的喜剧性情节作了铺垫。
在鹅城的城门口，张牧之一行受到县民的隆重欢迎。马邦德在宣读委任状时，交代此时是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8月，但原著中的时间背景是1930年前后。姜文把时间提前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显然是为了强调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社会形态将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此外，如此设计还为张牧之这个人物打上了一种末世英雄的烙印，这点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将得到印证。由马邦德来宣读委任状是姜文设置的一个情节包袱。到后面，马邦德告诉张牧之他本来不是到鹅城上任的，显然，在这里他故意念错了上任的地点，正如他后面所说，他是故意把张牧之带到一个凶险之地的。这反映了马邦德狡猾的性格：以此来报复张牧之。在表演打鼓的女子当中，面容姣好的妓女花姐引起了张牧之的注意，而花姐显然对这个酷劲十足的新县长也颇有好感。不过，面对美人的笑脸，张牧之只是在嘴角微微泛起一丝笑意，像许多英雄一样，他也不善于表达感情，这种压抑而拘谨的性格不但为他和马太太相处时制造了许多笑点，而且也让他最终失去了喜欢的女人。就在这时，鹅城一霸黄四郎的轿子出现了，众乡绅马上躬身迎接，其恭敬程度较之刚才对待张牧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更让黄四郎显得威风十足的是他根本就没有亲临现场，轿子里只是一顶他的帽子。有意思的是这不是一般传统土绅常戴的瓜皮帽，而是一顶西式的毡帽，这表明黄四郎的视野本领绝非一般土豪劣绅可比。黄四郎不亲自来接却搞出如此排场明显是想给新任县长一个下马威，让他明白自己才是这里最有权势的人。这种傲慢态度加上他两个恶奴胡万和武智冲的嚣张气焰不禁让张牧之有来者不善之感。这时，马邦德在旁边提醒他道：“你才是来者。”见张牧之感觉到了黄四郎的威胁，心怀愤恨的马邦德自然窃喜不已，因此这句话中明显带有揶揄的意思。一个凶狠的恶霸再加一个不老实的师爷，这两个人物的存在注定了张牧之要达到挣钱的目的不会那么容易。
张牧之他们一进城就处在黄四郎的监视之下。正当他在自家楼顶用望远镜观察张牧之等人时，管家带来了准备给他当替身的戏子杨万楼。看着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杨万楼，黄四郎说赝品是个好东西。这句台词可谓意味深长。因为他现在正在观察的新县长就是个赝品，而马上就要被当作麻匪“枪毙”的县长护兵也是赝品，但有意思的是，这些赝品都骗过了黄四郎的眼睛。到后面我们发现，正是黄四郎自作聪明找来的这个替身导致了他的垮台，你能说赝品不是好东西吗？不过，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就不好笑，只有让黄四郎本人说出来才能达到嘲讽效果。不仅如此，姜文在这里还通过喜剧的方式让黄四郎对自我进行了一番审视：感觉到新县长霸气外露，黄四郎决定跟他耍耍。黄四郎不耐烦地甩了句：“算逑！”替身马上跟着模仿了一句，这是一句四川土话，有两层意思，既可以指搞不出什么名堂，也可以指算了。黄四郎这么说显然是在怪替身多事，不过，当替身跟着模仿了一句后，反而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招手让替身过来，跟他一口一个“算逑”地打起了嘴仗。这段看似插科打诨，其实却表现了黄四郎分裂的人格：一方面，出于维护作为一方霸主的地位，他不能容忍新县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乱搞明堂”；另一方面，性格当中软弱的那一面又让他想息事宁人，少作计较。随着情节往下发展，我们会发现心狠手辣的黄四郎性格中有着浓重的女性气质。这个形象让人联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那个有着一双女人般柔软的手的“小坏蛋”。在姜文的世界里，最厉害的坏蛋总是有点女里女气，这是姜文给他们打上的耻辱印记，这印记让他们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卑贱感。
下一个场景发生在新县长的卧房里。张牧之性格中羞怯压抑的一面再次显示出来。不过，这种性格的展现是以台词与动作的反差所制造的幽默感体现出来的：张牧之一手拿枪，一手按着马太太的乳房给人一种想要劫色的感觉，但他嘴里却义正词严地表示自己并无邪念，这种动作与语言所形成的反差让这个情节产生了丰富的意涵。我们可以理解为张牧之拿枪按胸之举是因为怕马太太主动进攻而采取的防守姿态，当然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张牧之想占有马太太，但又拉不下脸来，于是来个欲擒故纵，要马太太采取主动。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能感觉到张牧之在女人面前的胆怯和羞涩，这是张牧之的一个特点。他是男人中的强者，但在女人面前却显得很弱，经常会不知所措。与张牧之的羞怯相比，马太太从容镇定，并很快成为这场游戏的主导者。她先是用“一日夫妻百日恩”这句话来挑逗张牧之，当张牧之懂事地扑到她身上后，她表明自己只是想当县长夫人，至于谁是县长无所谓。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对这个女人可能出身青楼的猜测。马邦德的自私和懦弱让她失望，于是她想找一个更强的男人来保护她，但张牧之在床笫之间却未免英雄气短，当马太太以嘲笑的语气埋怨他太客气时，他一脸尴尬的表情显示出在情爱方面的稚嫩。这和马邦德恰恰相反，后者在床帏之中是个强者，但在外面却是个窝囊废。需要注意的是，这场戏让马夫人占据主动而让张牧之陷于被动正是姜文为维护张牧之之英雄地位的刻意之举，因为唯有把马夫人写成风骚女人而把张牧之写成一个被引诱者才能消除观众对他夺人之妻产生的道德上的反感。
接下来导演切入马邦德气急败坏的镜头。这倒不是他因为老婆被人睡了而气恼，而是因为鹅城已经几乎没油水可捞而懊丧。不过，这种表情中也有做戏的成分：他想以这种方式报复张牧之。处于他现在的地位，没有别的办法跟张牧之斗，只能通过夸大当县长的困难来“吓唬”张牧之。但张牧之却不慌不忙。当马邦德要他向黄四郎示弱时，他断然拒绝了。他拿出象征权力的官符和象征土匪身份的手枪放在马邦德面前，表示自己就是要靠这两样东西站着挣钱。事实上，在接下来与黄四郎的斗争中，张牧之就是靠有效地利用自己既是县长又是土匪的双重身份最终取得胜利的。
张牧之毕竟不是马邦德，既然当了回县长，就不能光想着挣钱，还得办点当县长该办的事。很快，他就让六子去把被树缠住的冤鼓挖出来。这大概正是张牧之的策略：既然想站着挣钱，那必定得先制服黄四郎。如何对黄四郎下手呢？他知道黄某人称霸一方，肯定积怨甚多，于是决定打着为民申冤的旗号对黄四郎来个先下手为强。但他显然是太乐观了，没有想到这种一味逞强的鲁莽做法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老于世故的马邦德劝阻六子砍树时说：“你要把它砍了，把鼓露出来，不定出多大冤呢！”这句话构成一处具有反讽效果的伏笔，不久我们就会看到，挖出冤鼓的六子将成为那个冤屈最大的人。
接下来，姜文设计了一个颇具卡通效果的场景：卖凉粉的孙守义因为躲冤鼓撞翻了黄四郎团练教头武智冲的酒，于是被这位前清的武举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一个本来悲剧性的场面因这种夸张的动作设计，再加上周围看客们的喝彩和受害者那奴颜媚骨的表情，结果变成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笑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做到这点主要靠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种残忍的幽默感，它可以成为一种创作风格，但却很难学得来。因为它更多地来自于性格基因。虽然这种幽默感常常受到道德上的指责，但不可否认，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满足了我们对一种阴暗的快感的需求。
就在武智冲大发淫威的时候，张牧之出现了。他看看那面被孙守义撞破的冤鼓，宣布自己要升堂审理这起“冤案”。说这话时他正好站在通缉张麻子的告示前，这个镜头暗示了下面他将采取土匪的方式来审案。果然，马邦德手中的官符并没有吓住武智冲，只有当张牧之亮出手枪来，这个骄横的武举人才跪倒在地，乖乖地接受惩罚。在一个靠拳头说了算的世界里，即使是想主持公道也不能光说道理，这点张牧之是懂得的。因此，当那些瞧热闹的老百姓跪下称他为青天大老爷时，他会以开枪的方式迫使他们站起来。对于这些习惯于在威吓中生活的人们，好好讲道理似乎是行不通的，让他们改掉陋习最有效的办法也只能是威吓。但同时，张牧之也明白这是无奈之举。所以，他会说自己不值得跪，这其中多少带有自嘲的成分。当他站在中华民国的国徽前宣称自己来鹅城办的三件事都是公平的，并且故意把最后一个公平说成“他妈的公平”时，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内心深处的愤怒与失望。这愤怒与失望既是对国家的，也是对民众的。在场面调度上，姜文有意让张牧之站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而让老百姓们挤在黑暗的门洞里，从而暗示了双方在精神上的距离。在以后的情节中，我们会看到，群众始终没能成为一支有觉悟的力量，这让张牧之和他的弟兄们在与黄四郎的斗争中不但显得孤单，而且颇为悲壮。这种将群众描写成一伙自私、狡猾、麻木的骑墙派的做法延续了姜文在《鬼子来了》中对国民性的反思，这让影片与传统国产主旋律影片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明显差异。显然，对于姜文来说，黑泽明的《七武士》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伴随他成长的那些红色经典的影响。
晚上，在黄府里，听了武智冲声泪俱下的控诉，黄四郎沉吟起来。张牧之要大家“不准跪”触动了他的神经，这不但让他觉得这个新县长不同寻常，而且感到自己作为鹅城土皇帝的地位将要受到威胁。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准备教训一下这个新县长。就在黄四郎与手下密谋的时候，姜文插入了一段张牧之和六子的戏。这样安排既暗示了黄四郎的阴谋是针对六子的，同时通过对张牧之与六子关系的描绘，为六子之死给张牧之造成的心理影响作了铺垫。在这个场景里，当六子说自己将来也要学干爹当县长时，张牧之告诫他既不要当县长，也不要当土匪，而要去当学生。这表明了他头脑的清醒，体现了其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他意识到了自己是属于旧时代的人，所以准备让义子去国外留学。显然，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六子身上，这让不久后六子的死更加富于悲剧色彩，并为他与黄四郎之间的矛盾增添了个人化的因素。此外，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六子这个人物其实与《太阳照常升起》中那个由房祖名扮演的小队长在思想和性格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单纯、幼稚，因为环境的原因心智得不到充分发展，经常表现出一副傻傻愣愣的样子。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人物都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样的安排让我们感受到姜文对在一个畸形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的忧虑。本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姜文很忌讳让戏过于严肃。即使是遇到不得不严肃的场面，他也尽量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去稀释场景的严肃感，有关莫扎特音乐的细节就是个例子。在这里，莫扎特的音乐象征着现代文明，它带给人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解脱，让张牧之感到安慰。看得懂唱片上的英文并且能欣赏莫扎特的音乐暗示张牧之受过新式教育，绝非寻常土匪可比，既为这个人物增添了神秘感，也为他的一系列与寻常土匪身份不符的言行提供了合理性。当六子问莫扎特在哪里时，张牧之说：“他呀，离咱们很远。”语气看似轻松，但却透着一丝苦涩，的确，对于身处鹅城的他们来说，现代文明的确是极为遥远的东西。接下来的情节印证了张牧之的话。在黄府里，黄四郎正在威胁卖凉粉的孙守义为自己报复张牧之的计划出力。尽管张牧之刚刚给孙守义主持了公道，但迫于黄四郎的淫威，他还是昧着良心答应充当帮凶。在这里，姜文指出不文明的根源正来自于野蛮的威权统治，他在张牧之评论莫扎特之后接入这个短促的场景其实暗示了要想进入现代文明必须得消除封建式的威权统治这一主题。同时，这个场景巧妙地省略了黄四郎阴谋的具体内容，从而为下面的情节保留了悬念。
在接下来的一个场景里，姜文利用这种悬念又制造了一个颇具幽默感的桥段。正当张牧之准备回房休息时，马邦德跑过来叫住了他。对于马邦德称呼自己为恩人，张牧之感到很奇怪，马邦德却没羞没臊地说：“不杀之恩为大恩。”在稍后的一场戏中，当他以为黄四郎杀掉了张牧之时，又叫黄四郎为恩人，这就是马邦德的生存手段，但事实上他却不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后面我们知道他这个县长是靠夫人花钱买的，过去在山西开矿时还曾经骗财骗色，但在生死关头他却不敢挺身而出保护夫人，山西的老婆带着孩子找上门时也不愿相认。可以说，马邦德是个自私到极点的人，但具有讽刺性的是，对于张牧之这个对他不但没有恩，而且有仇的土匪，他却不得不为他效力到死，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给他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在叫了张牧之恩人后，马邦德神秘兮兮地扬言要救他一命。由于这场戏紧接在黄四郎密谋的场景之后，观众很容易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为马邦德是来提醒张牧之注意黄四郎的阴谋，但这种期待马上就落空了，我们发现这又是姜文的一个叙事花招。马邦德说：“寡妇，不能睡啊！必有大灾！”原来他是不想让张牧之占有妻子才编的这套说辞。他这么做是想保护妻子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鬼鬼祟祟地跟张牧之说呢？姜文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切入了一个马夫人在房中侧耳倾听的镜头，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马邦德对夫人真是一片好心，他讲话时没有必要怕夫人听见。事实上，他这么做与其说是为夫人好，不如说是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不想让老婆被别人睡。而这时切入马夫人独守空房的镜头则巧妙地将马邦德与张牧之的矛盾转变为他与夫人的矛盾：明明是他背叛了妻子，现在却想让妻子为他保贞守节！这样一来，张牧之和马夫人睡觉不但不是恃强凌弱，反而是对马夫人的拯救，既满足了她的生理需求，也帮助她报复了忘恩负义的丈夫。由此，张牧之夺人之妻所承受的道德压力进一步得以缓解，他作为英雄的正面形象更加稳固。这点在张牧之对马邦德的回应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故意问马邦德：“她（马夫人），真的是寡妇吗？我看着不像。”这摆明了是在逗马邦德玩。早在劫车那个段落中我们就分析过，张牧之当时就看出了马邦德的真实身份。如果他现在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张牧之说不定会让他们夫妻团圆。但马邦德的回答进一步体现了其自私的嘴脸。“我亲眼看着她丈夫淹死的。”这个回答只能增加张牧之对他的鄙视。既然这个男人如此无情无义，干吗不成心气气他呢？于是，张牧之说：“她已经成了寡妇，我不能让她再守活寡！”说罢，他故意大模大样地上前打开房门走进屋，留下马邦德一个人在院子里懊恼不已。这里幽默效果的产生来自于马邦德和张牧之斗心眼的不同的策略：马邦德自作聪明，故弄玄虚；张牧之假装糊涂，将计就计。不过，看到后面我们发现这场戏其实还具有伏笔效应。后来黄四郎派人行刺张牧之，幸亏那晚他没和马夫人同房，这才躲过一劫。因此，马邦德那句“必有大灾”的预言还真应验了，只不过他说这话时可不是真为张牧之着想。这正是姜文的一种叙事策略：每每让马邦德出于自私的目的去行动，可结果却是帮了张牧之的忙。正是通过这种手法，使得这个人物的喜剧色彩益发浓厚。
接下来，镜头再次切到黄府。定好计策的黄四郎叫来了花姐。在刚写了张牧之和马夫人同房后让她出场绝非无心之笔，这在她与黄四郎的对话中体现了出来。
黄四郎：县长不嫖妓？
花姐：不好色的县长不一定是好县长。
黄四郎：我就是不好色。
花姐：所以您当不了县长。
黄四郎：我当不了县长？
花姐：县长哪儿能跟您比呀？他只是流水的县长，您才是铁打的老爷。
这里我们首先知道张牧之和他的弟兄们并非酒色之徒，这符合观众心目中对英雄的习惯性定义。但考虑到上一场戏的内容，此时透露这个信息客观上也是为张牧之睡马夫人开脱：这主要是为惩罚马邦德，占马夫人便宜还在其次。如果说这种隐晦的开脱稍显牵强的话，那么让张牧之喜欢的女人（这种身份因花姐的扮演者周韵在现实中是姜文的妻子而得到强化）直接替他说话应该足够有说服力了吧！是啊，就算张牧之喜好女色，那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当不了英雄，既然爱着张牧之的花姐都不在意，其他人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况且，好色不正是男人的天性吗？黄四郎说他不好色不是因为他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个正常男人。即使是在密室设计时，他还忘不了像个女人似的修指甲、涂面膜，言行举止也阴阳怪气的，难怪连花姐这样的妓女都从心里看不起他（这点通过花姐处于俯视对黄四郎的位置体现出来），找个机会就对他明褒暗贬。通过女人的视角，姜文再次强调了黄四郎身上的那种卑贱感，从而在性的层面上赋予张牧之一种优势地位。可能黄四郎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张牧之的性魅力，于是要花姐不要做小凤仙。京城名妓小凤仙因为帮助蔡锷将军护国讨袁而闻名遐迩，黄四郎借这个典故是要提醒花姐不要变成张牧之的人。这其实成为一处伏笔，因为后来花姐真的成了张牧之的同党。但正像她对小凤仙一无所知所暗示的那样，她并没有成为那种只是默默为男人奉献的女人，而是在结尾时穿起军装去闯荡世界。
在卖了一通关子后，影片终于开始交代黄四郎密谋的内容是什么了。在他指使下，卖凉粉的孙守义诬告六子吃了凉粉不给钱，于是在黄府管家胡万的主持下，在讲茶大堂召开了一场对六子的“公审”大会。与那个等级森严的县衙相比，众人围坐议事的讲茶大堂给人的感觉似乎更现代也更民主些。但这只是虚假的表象，是黄四郎为更有效地实施个人威权统治采取的掩人耳目的花招而已。事实上，这场戏是对前面张牧之用手枪来寻求公道的某种嘲讽。正像张牧之用枪可以逼着武智冲认罪一样，胡万也能够用枪逼着孙守义诬陷无辜。这么看起来，当张牧之得意地向马邦德炫耀武力的作用时，他的确高兴得太早了。在胡万的死缠烂打和武智冲的激将法作用下，本来脑子就不好使的六子终于忍不住冲动起来：他剖腹验粉以示清白，结果白白地送了性命。张牧之晚到了一步，本来依他的脾气，他会一枪打死胡万，但这次马邦德却用激将法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黄四郎就想看你这样！一脸的败相！杀了他就是输，不杀还能赢。放人。杀人诛心，杀人诛心！”和过去一样，马邦德讲这话仍然是出于私心，这在他对六子的告别辞中表露无遗：“不能拼命啊，拼命还怎么挣钱呐！”但也和过去一样，这话却在无意中帮了张牧之，让他得以冷静下来进行思考。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六子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理智，他告诉义父：“师爷说得对。”姜文就是这样，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无论有怎样的缺点或问题，在临死时都能得到“赦免”，从而最终以一个正常人的状态离开人间。不过，像是要对六子这种毫无价值的死亡进行调侃和揶揄似的，姜文把接下来墓前告别的悲情场面也变成了笑点。虽然最令观众难忘的还是那个别出心裁的墓碑造型，但我在这里想特别提一下姜文独特的镜头处理方式。显然，为了营造喜剧感，就不能让观众进入张牧之的悲痛中，这要求在镜头设计上得达到间离效果。但与采用客观性镜头以产生间离效果的常规手法不同，姜文在众人致告别辞时采用的却是容易让观众产生情感投入的主观镜头（从一个实际上已不存在的六子的视点）（图5-2）。
图5-2 祭奠六子的镜头设计别出心裁
不过，超广角镜头拍出的特写使得人物造型扭曲变形，这就迫使观众因不得不去关注镜头构成形式本身而从戏中“跳”了出来，从而成功地达到了制造间离效果的目的。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一手法其实包含了两个逆向思维过程：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采用主观镜头较之于常规性间离手法所产生的“逆”效应；另一个则是古怪的主观镜头（产生间离感）较之常规性主观镜头（产生融入感）所产生的“逆”效应。结果是两个“逆”效应的叠加产生了一种“正”效应（间离感），由此可见姜文的与众不同。在对六子告别时，张牧之解释了自己没杀胡万的原因：没有想好对付黄四郎的办法。同时，我们看到，六子的死改变了张牧之原来的计划。现在，挣钱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在与六子谈心的那场戏中，他曾表示来鹅城挣钱是为了能送这个义子到国外留学），除掉黄四郎为六子报仇已成为他最重要的使命。就这样，在影片进行到32分钟的时候，姜文为张牧之要除掉黄四郎设置了一个足够有力的动机，下面就看他如何行事了。
铺垫：“张麻子，你真是没羞没臊。玩砸了！”
这一部分的开始黄四郎给张牧之下了请帖，而张牧之则打算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他为六子报仇。在戒备森严的黄府，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第一次相见。一见面，黄四郎就提出要为六子讨个公道，还说如果自己是幕后主使，就当众剖腹自杀，并且请张牧之当介错人砍下他的头颅。黄四郎这招是先发制人，意在占据主动。他用长刀指着被绑起来的胡万、武智冲和孙守义，说如果他不是主使，那他们三人就得自裁。这显然是在威胁三人。张牧之看出了这点，语带讥讽地说剖腹应该短刀，长刀归介错人才对。黄四郎只好一边夸张牧之在行，一边把长刀扔给了他。只是一个照面，黄四郎已感到这个新县长并非等闲之辈，他会使出怎样的手段对付张牧之呢？
下面是三个人在饭桌上长达10分钟的对话戏。表面上看，就是几个人坐着说话，作为电影来说篇幅有点长了，但由于台词内容丰富，于明白晓畅之中暗藏重重玄机，加上三位顶级演员对角色的精准诠释和精妙的镜头设计（对此将在后文专门分析），使得这一段紧张迫人，高潮迭起，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
一落座，张牧之就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自己来鹅城就是想挣钱，而且是挣黄四郎这个有钱人的钱。黄四郎并没有表现出不快，反而要张牧之看上什么随便拿。张牧之立刻听出黄四郎话语中的轻蔑之意，于是正色回应——
张牧之：我不是土匪，我是县长。县长挣钱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才是。
张牧之强调自己的县长身份，除了警告黄四郎不要把他当要饭的打发外，还在暗示自己的胃口可能很大。黄四郎见状，忙试图把张牧之的目标引向别处。
黄四郎：我们鹅城有两大家族，都是把人卖到America（美国），修铁路，挣的都是do11ar（美元）。
在黄四郎讲这话的时候，马邦德听得津津有味，很显然，他从里面听到了赚钱的机会，为了和黄四郎套近乎，消除刚才进门时的不愉快，他不惜装傻充愣来讨黄四郎欢心。
马邦德：还说刀的事！
黄四郎：No，do11ar，美国人用的钱。Do11ar，You know？
马邦德：Do11ar，到了，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
马邦德本意在逢迎黄四郎，不想却给张牧之抓住了机会。他借马邦德的恭维话，把目标又转回到了黄四郎身上。
张牧之：黄老爷客气了。整个南国谁不知道，在鹅城，你黄四郎是老大！
张牧之等于是在明白告诉黄四郎：我就是想挣你的钱！见县长对自己紧咬着不放，黄四郎除了装穷外，还想出了一条歹毒的计策。
黄四郎：如果县长真的急着挣钱，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张牧之：哦？请讲！
黄四郎：张麻子。
说完这句话后，他示意外面的胡万和武智冲干掉了孙守义。这么做既消除了隐患（孙守义最有可能主动告发，从而把他置于难堪的境地），又对张牧之进行了警告：不要想着跟他过不去，他可是个没人敢惹的狠角色。张牧之明白了，于是装作“识趣”的样子拾起了关于张麻子的话题，引出黄四郎揭开自己的老底——
黄四郎：我是做什么生意的，明白吗？
张牧之：不明白。
马邦德：小半个民国的烟土，都是黄老爷您在贩卖。
黄四郎：错！我不过是给刘都统当跑腿的。而且只是其中一条腿。
黄四郎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故意“谦虚”一下，不过，这给了张牧之一个机会——
张牧之：那么刘都统到底有几条腿呢？
马邦德：三条呗。
张牧之：对呀！
马邦德：而且黄老爷还是条大腿！
刘都统有三条腿暗示什么？暗示刘都统不是个人！不用自己的两条腿堂堂正正地当官做人，却又找来一条腿（黄四郎）帮自己贩卖烟土，而且还把他当作大腿，这当然不是人干的事。可你黄四郎给不是人的东西当大腿，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呢？张牧之在这里既骂了刘都统，又骂了黄四郎，但这里妙就妙在他没有亲自去骂，而是借马邦德之口去骂，更妙的是，马邦德还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自己被张牧之当枪使。不过，这种拐着弯骂人最绝的地方在于像黄四郎这么骄横不可一世的人都没法反驳，只能认账——
黄四郎：对！大腿！可我这条腿，断了！
但毕竟心里有气，黄四郎便把大腿重重地搁到桌子上，算是发泄了一下。张牧之赶紧侧身躲开那条愤怒的大腿，然后故作无知状问——
张牧之：断了？
马邦德：怎么断的？
黄四郎：我的货十回有八回被张麻子劫走了。你想想，他赚了多少钱？
听了这话，马邦德大感诧异，喃喃道：“那这个张麻子很富有啊！”然后把目光投向张牧之，半信半疑地说：“还有这种事儿！”但张牧之故意躲避他的质询，而低头喝酒的样子就既像是默认黄四郎的指控，又像是在掩饰自己并非张麻子的尴尬。看到这儿，虽然观众不至于像马邦德一样开始对张牧之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但我相信确实会有一些观众会和马邦德一样想：如果黄四郎说的属实，那腰缠万贯的张牧之何必假冒县长来鹅城挣钱呢？对于这个疑问，姜文始终没有正面交代。那这算是影片的一个破绽吗？我们在这里权且留下个扣子，等到后面再解释。见黄四郎想诱使他们去剿匪，马邦德替张牧之婉言拒绝，黄四郎于是又用话挑逗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牧之——
黄四郎：那就不要怪我，就怪你们没出息。不过，我还可以帮你们一个忙。我出钱，当诱饵。我出多少，两大家族必须出多少。
黄四郎这招很厉害，如果张牧之经不住刺激决定上山剿匪，就中了他的圈套；如果张牧之决定采用他的主意，那就等于是接受了他的“恩赐”，从而成了跪着讨饭的。不过黄四郎这个建议正中马邦德的下怀，一向认为跪着挣钱不寒碜的他高高兴兴地准备接受。
马邦德：明白！事成之后，一百八十万如数奉还。咱们分两大家族那点儿do11ar！
然而，他话音未落，张牧之就一拍桌子道：“一百八十万不用还！不就是剿匪吗？剿！咱们把张麻子劫走的那点儿钱全拿回来，还给黄老爷。到那个时候，这一百八十万就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看着黄四郎）您还在意吗？不就是个小小的张麻子嘛，办他！”如果没有马邦德跟着起哄，张牧之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黄四郎的挑衅。现在，他决定利用马邦德创造的这个局面来迷惑黄四郎。别以为他搞得那么夸张是想让黄四郎相信他真的被激怒了，恰恰相反，他就是想让黄四郎看出他在做戏，并且相信他捞钱的胃口更大。黄四郎果然中计了，他挑起大拇指夸奖张牧之够硬，不过眼中却露出凶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起了杀机。虽然黄四郎已经落进套子里，但张牧之还不满足，他还要让黄四郎陷得更深些。
张牧之：一个张麻子也太嚣张了！欺负到黄哥头上了，不答应！
这个张麻子的确很嚣张，他不但要从接受黄四郎恩赐的人变成替黄四郎出头的人，从而重新占据上风，而且还要让黄四郎看出他的这种用意，这可真够气人的！可黄四郎还真上当了，因为他太自以为是了，以为张牧之装蒜的伎俩瞒不过自己的眼睛，殊不知这是张牧之有意在逗他玩。而旁边的马邦德也上当了，以为张牧之是酒醉犯狂呢！为不耽误“正事”，他忙把话题再往钱上引——
马邦德：我以为，酒一口一口喝，路一步一步走！步子迈大了，喀！容易扯着蛋。应该先把do11ar分清楚！再说接腿的事儿。
张牧之：你还聊do11ar是吧？不聊接腿？那你们俩聊吧。
张牧之又看到了马邦德的利用价值，于是后撤一步，伺机而动。果然，见张牧之不捣乱了，马邦德赶紧往下说——
马邦德：Do11ar到手，按照惯例，三七分。
马邦德说的惯例其实是指让黄四郎拿七成，他们拿三成，可黄四郎还来不及反应，认为时机到了的张牧之突然又冒了出来——
张牧之：你也太不仗义了吧？黄老爷为这事忙前忙后，你说分人家三成？怎么也得对半分啊！
从黄四郎的表情看，他更加确信这个新县长是故意装糊涂，目的就是占他的便宜。马邦德也明白过来了：原来张麻子和自己是一条心啊！于是，他赶紧来个顺水推舟——
马邦德：那我，那我错了。
张牧之：你太错了！
对于马邦德来说，张牧之讲这话是在批评之前他对他的误解，可对于张牧之来说，却是对马邦德那句“我错了”的讥讽。的确，马邦德以为张牧之想从黄四郎身上诈钱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张牧之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耍弄一下黄四郎。现在，他越来越觉得这个游戏好玩了，以至于想改变原来的计划了。黄四郎呢，现在更加确信县长是成心要跟自己过不去了。
黄四郎：师爷，我们还是听县长的，对半分。
别以为黄四郎会轻易认输，他是打算以退为进，这在他下面说的话中体现了出来——
黄四郎：如果真有胆子剿匪，两大家族的do11ar，就值一根毛！
张牧之：一根毛！
虽然黄四郎已经断定张牧之并不想剿匪，但还是要再提提这事，目的是想把这位县长置于难堪的境地，从而挽回自己的面子。而张牧之可能是想看看黄四郎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于是装得像是被刚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痛痛快快地“钻进了套子”。黄四郎见状暗喜，于是继续往下套他——
黄四郎：胆子你是有的。本事呢？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剿了张麻子？
张牧之：黄老爷，容兄弟问你个问题。
黄四郎：请。
张牧之：张麻子能劫你的货，为什么不能进你的家呢？
黄四郎：我这碉楼，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他进不来！
黄四郎这么说是在显示自己的厉害。见这位黄老爷如此“有趣”，张牧之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跟他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于是，他吹哨子让埋伏在外面的兄弟们撤退，其实是向黄四郎泄了底。张牧之如此“坦诚”表面上是向黄四郎显示自己更厉害（不但有本事带着帮手进来，而且还敢把这些帮手都支走），实际上是故意卖个破绽给黄四郎，让他知道自己是个“不会装糊涂”的人。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么做反而让他变得安全了。
张牧之：张麻子进不来的地方，我能进来！张麻子不想死的时候，我能让他死！
的确，通过放弃原来的计划，张牧之让那个只知打家劫舍的张麻子“死掉了”，从此，他不再是那个只想着舞枪弄棒的土匪，而是准备运用智谋收拾黄四郎。这时，隔壁房间又传来一声惨叫，好像又一个人“自裁”了。原来，黄四郎认定张牧之在吹牛，为了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县长，他采取了这招。目的是想告诉县长：既然外面的人宁可“自裁”也不敢揭发我，可见最厉害的人还是我。怕张牧之不明白，他还故意冲外边说了一句：“你们可以把我供出来嘛！不要委屈了自己哦！”在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后，顺理成章地，黄四郎该贬损张牧之了。不过，他做得很有策略，采取了欲棒之却先捧之的招数——
黄四郎：马县长，我早看出，你非等闲之辈。
话是说得挺动听，不过黄四郎脸上的表情却带着轻蔑之意。张牧之也不含糊，“一本正经”地回应了他的“恭维”——
张牧之（抱拳）：不敢当。
黄四郎：不过，有胆子剿匪的人，九死一生。
张牧之：哦。何以见得？
黄四郎：张麻子非同凡人，二十年前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这时，姜文切入了马邦德的反应镜头：他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这么做意在制造悬念，让观众和马邦德一起产生疑问：黄四郎到底是明知故问呢，还是张牧之根本就不是张麻子？相对于马邦德的紧张，张牧之从容镇定，不慌不忙地问——
张牧之：竟有如此的缘分。那么，缘从何起呢？
黄四郎：灯火阑珊，他蓦然回首。而我，却隐藏在灯影里。
马邦德：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
黄四郎：嘘！Quiet（安静），quiet。
说完这话，黄四郎把目光转向张牧之，这让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张牧之：那么彼时彼刻……
黄四郎：恰如此时此刻。
就在两人互相对视的时候，姜文再次切入马邦德的反应镜头：他疑惑地瞅瞅黄四郎，再瞧瞧张牧之。到底两个人谁在演戏呢？这样的镜头处理可算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张牧之：竟能如此相像？
黄四郎：像！很像！
此时，姜文第三次切入马邦德的反应镜头：他的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在这个镜头的感染下，观众的紧张情绪也达到顶点：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就在这个时候，姜文却让黄四郎话锋一转——
黄四郎：不过你比他缺了一样东西。
张牧之：不会是脸上的麻子吧？
黄四郎：当然不是。
张牧之：那么是什么呢？
黄四郎：你不会装糊涂。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黄四郎根本就不认识张麻子，之所以编这套瞎话是为了讥讽一下这位县长：你不是自以为比张麻子能干嘛，那我偏要说你不如张麻子。不要以为黄四郎这么说只是为了斗气，实际上他是有根据的。因为在他看来，真的张麻子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带着人进来的事和盘托出。这证明了张牧之让弟兄们撤退是正确的。此时的黄四郎以为完全了解了这位马县长：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刚才慷慨激昂要剿匪的真正用意是想骗我的钱，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演得很差，就连张麻子也比你会装！这真是一种讽刺！看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姜文通过三次切入马邦德的反应镜头只是蓄意给观众开的玩笑。见黄四郎有点猴急了，张牧之索性成全一下他——
张牧之：准！大哥！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算命先生就指着我娘的肚子说，这孩子将来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装糊涂。大哥，我还能改吗？
黄四郎：改不了！天生的。（手指马邦德）你看看这位师爷就是装糊涂的高手。Do11ar，说成刀，Do11ar是什么？
马邦德：美元。US do11ar！
明知这套瞎话连傻子也骗不了，张牧之为什么还要编？因为他就是要气气黄四郎：我偏要把糊涂装到底！这种目的因后面那句问话而更加明显，怪不得黄四郎会恶狠狠地说他改不了了。显然，此时他已经把张牧之看作不共戴天的死敌了。不过，他夸马邦德是装糊涂的高手可能是出于真心，因为在他看来，就算是马邦德跟张牧之分了工在合伙耍他，那这位师爷演得也远比县长真实自然。实际上黄四郎高估了马邦德，其实这里面没装糊涂的还就得算是马邦德了。事实上，他不但没装糊涂，而且把张牧之和黄四郎装糊涂说的话全都当了真。可能是贪心太大了，他又急着想落实分赃的比例，这就为那二位继续表演虚情假意提供了新的机会——
马邦德：容老弟就真的糊涂一回。剿匪成功之后，追回的烟土，我们只要两成就够！
黄四郎：不行！对半开！为表诚意，预祝剿匪凯旋，一百八十万，马上送来！
张牧之：哎，无功不受禄，现在收钱太早。
黄四郎太想赢张牧之了，以至于有点不计成本了——
黄四郎（冲楼上叫）：黛玉、晴雯！
张牧之：哎，大哥，美女我也不能要。
马邦德：哎！美女不要，钱你也不要，你要什么啊？
张牧之：腿！
马邦德／黄四郎：什么腿？
张牧之（冲黄四郎拱手）：江湖豪情侠骨柔肠之大腿！
张牧之的确厉害，这与其说是在夸黄四郎，不如说是在骂他。同时，他也表明了态度：我既不想要美女也不想要钱，只想要你的命！嫌这还不够狠，他又补上两句：“你的腿就是我的腿，你的腿就是我的命！有道是江湖本无路，有了腿便有了路！”黄四郎明白张牧之这是在向他下战书，可在这种情形下，他却还得假装感动。不过，肚子里到底憋着火，看见进来送钻石的丫环不慎跌倒，他可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口里骂着该死的东西（这里指的是张牧之），拿起那把用来自裁的短刀想杀掉丫环。张牧之眼疾手快，将刀一把夺过插入鞘中，并且又奚落了黄四郎两句——
张牧之：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姑娘如花似玉，大哥怒不得啊！
黄四郎是真怒了，戏也不想再演下去，恶狠狠地去夺张牧之手里的刀。这时，马邦德出来劝他了，他可不知道黄四郎这怒火是冲着张牧之来的，一向“怜香惜玉”的他是想替美女求情。不过，马邦德的话却让黄四郎冷静了下来。看着张牧之嘲讽的表情，黄四郎意识到自己如此失态正中对方下怀，为了不至于输得过于难看，他只好转怒为喜，并自认倒霉地把钻石赔给了张牧之。就在三人重展欢颜时，隔壁又传来一声惨叫：又一个人自裁了。这是黄四郎维护体面的最后一招了。马邦德吓得惊叫：“啊，全死了！”黄四郎立刻夸道：“师爷，高！”后来我们知道，胡万和武智冲都是假死，马邦德以为二人都死了正是黄四郎所希望的，所以他会夸马邦德高明。接下来，他又夸张牧之硬，说这话暗含他接受了张牧之的挑战。张牧之则明褒暗贬地说他又高又硬，其实这话用来说他自己最合适。他能利用马邦德的弱点，让其稀里糊涂地成为自己耍弄黄四郎的“同党”，不可谓不高；他下定决心要跟黄四郎斗到底不可谓不硬。姜文说过，要写一个人的傻，你得写他的聪明。要写一个人的聪明，你可以写他点儿笨。[3]在这场戏里，黄四郎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被耍笑了一把；而张牧之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最后反而有惊无险地闯过一关。不过，作为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张牧之对黄四郎的阴损毒辣还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这让他在下面的斗争中时不时会陷入被动。
夜里，在县衙的路上，马邦德对“醉”卧马上张牧之的真实身份又起疑问：“你到底是不是张麻子？要说你是吧，掰断刘都统大腿，挣那么多钱，何苦进城当县长呢？”肯定有观众会和马邦德有同样的疑问。可既然影片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又要再三提起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姜文想告诉观众，这个破绽是他有意安排的。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因为有些事他希望观众能自己动脑筋想想。假如黄四郎说的是真话（后面证明他其实是撒谎），以张牧之的为人，他会去贩卖烟土赚钱吗？要是有观众还在这个问题上想不通，那说明他根本就没看懂张牧之是怎样的人。的确，只有马邦德这种没有道德底线、满脑子只想着钱的人才会为这事伤脑筋。可以说，这里的留白是姜文对观众是否看懂影片进行的一次小测试。就在马邦德为得到两颗钻石而兴高采烈之时，镜头切到黄府，黄四郎正在向化妆成土匪的胡万交代刺杀张牧之、夺回钻石的计划。这让刚刚松弛下来的气氛突然又紧张起来。镜头跳到县衙，马邦德牵着马回来了，但马上的张牧之却不见了。稍后，我们看到张牧之在六子的卧室里。为什么张牧之要从马邦德眼皮子底下偷偷溜走呢？他又为什么要故意把那两颗钻石掉在地上让马邦德捡起来呢？显然，在接下来与黄四郎的斗争中，张牧之需要马邦德的帮助，那他就需要对这个师爷采取点怀柔政策。那么，他的故意“失踪”是在有意给马邦德创造一个向夫人“献殷勤”的机会吗？但是，他怎么会知道马邦德敢跑到县长卧室去和夫人相会呢？我们知道，在即将发生的情节中，马夫人死于胡万的暗杀。客观上讲，这时让马邦德和夫人单独相会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安排。它不但对这对夫妻的关系发展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而且，也为马邦德日后真心帮助张牧之提供了可能性。只是这样的安排因为不太符合常理而稍显刻意。在马邦德与夫人独处的这场戏中，我们了解到他的这个县长其实是出身于青楼的夫人花钱买的，而且，从两人的对话中，我们也可能感到马夫人对这个没多大本事的丈夫并非完全无情无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勾引张牧之就是为了气气马邦德，报复他在生死关头为活命而不顾夫妻情分。正因为如此，她的死才对马邦德造成一定的心理冲击，让他在心里和黄四郎结下仇恨。镜头切到六子卧室。张牧之正在向六子的床诉说心声。在墓地的一场戏中，张牧之说之所以以没有马上给六子报仇是因为没有想到好的办法。这场戏则是对那场戏的回应：现在的张牧之有主意了。正像他说的，鱼死网破报不了仇。他以前之所以跑上山去当土匪，就是因为和黄四郎这种人玩不起，现在他要玩得起，还要玩得赢。这番表白是张牧之的自我反省，正是有了这种反省，才使他后面从土匪到英雄的身份转换成为可能。在这个严肃场景和下面即将发生的悲剧场景之间，为了缓解一下观众的情绪，姜文又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个富有喜剧感的场景。当马邦德小心地回到房间时，却发现张牧之正在等他。马邦德并没有把钻石交给夫人，这可能是出于谨慎的缘故（怕张牧之知道他和夫人相会），而张牧之却有意拿这个来做文章。他把钻石抢过来，故意问：“这石头是给你的吗？是给县长夫人的。咱们俩谁是县长？”马邦德以为张牧之知道了他和夫人相会的事，见他边脱衣服边走过来，于是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问：“你是要杀我？还是要睡我？”见这个师爷如此好玩，张牧之便索性把玩笑再开大点。“那就先睡，再杀！”马邦德这时表现出了一点作为人的自尊，他说：“那你还是杀了我吧！”如果没有刚才夫人的嘲讽，马邦德可能不会冒出如此胆量。而他的这种表现只能让张牧之觉得更好玩。他一边说“杀了你我还怎么睡呢”，一边把马邦德掀倒在床上。这时，姜文切入一个马夫人的镜头：见张牧之还不回来，她只好独自睡下。镜头再切回来。我们看到张牧之搂着马邦德佯醉道：“我不能酒后欺负一个寡妇。”这两个镜头不但再次印证了张牧之之前睡马夫人主要是为了气气马邦德，而且也说明有了新的人生规划的他改掉土匪习气的决心。但张牧之的这句话却让马邦德欣喜不已，这可能是他与张牧之友谊真正的开始（图5-3）。
图5-3 马邦德对张牧之的看法有所改观
接下来，我们看到张牧之的洁身自好救了他，不过，那位无辜的马夫人却在胡万等人的袭击中死于非命。经过一场激战，胡万束手就擒。就在张牧之审问胡万的时候，马邦德跑到卧房里抱着夫人的尸体失声痛哭。到了此时此刻，马邦德已经不想再伪装自己了，他大声喊着自己就是县长马邦德。即使是贪婪自私如马邦德，也有真情流露的时候。尽管用了那么多笔墨来丑化马邦德，但姜文在人性层面对他还是尊重的，这种创作理念不但让马邦德，也让黄四郎等反面人物有别于以往国产片中的同类角色，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目。像之前一样，擅长于逆向思维的姜文又不忘了在这个悲剧性的场景里挖掘喜剧性的元素。它既体现在黄四郎赶来猫哭老鼠时，张牧之对他的嘲弄（他先是装死，然后突然醒过来吓了黄四郎一跳），也体现在他模仿马邦德哭夫人时说的那番话，而在他痛哭时，适时插入马邦德难过的镜头更强化了这种模仿所产生的喜剧效果。但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样的幽默仍然是一种残酷的幽默，因为它的笑点是建立在对马夫人的死漠然置之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在马邦德、黄四郎等人的塑造上，体现了姜文对人的一种尊重，那么在马夫人身上，这种尊重似乎很难看到。不管姜文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样的处理难免会授人以柄，落得个大男子主义者的名声。就在黄四郎假意安慰张牧之时，马邦德暗暗地把枪口对准了他。这也是一种真情流露。虽然他的胆子还没大到敢打死黄四郎，但杀妻之仇从此却埋在了他的心底，这无形中拉近了他和张牧之的心理距离，为其以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与马邦德几乎失去理智相比，看似悲痛难当的张牧之头脑却十分清醒。他马上就定下了收拾黄四郎的计谋。显然，“一日夫妻百日恩”对他没产生什么作用，可能在某些时候，风骚的马夫人激发了张牧之作为男人的欲望，但在心理上，他大概根本就没把这个出身青楼的女人当回事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偏偏爱上了另一个青楼女子（花姐），但从他对待马夫人的态度来看，他对花姐的爱注定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爱。
接下来的一个场景发生在墓地。将六子和马夫人放在一起合祭意在强调此时的黄四郎已成为张牧之和马邦德共同的敌人。当牧师念到永生时，一帮麻匪从天而降，黄四郎的师爷以为来人是胡万（这照应了黄四郎前面对胡万说的“如果你死了，你就永远活着”），结果却没料到是张牧之的人。但张牧之也失算了。他本想借黄四郎吊唁之机绑架他，却没有想到对方诡计多端，让替身前来吊唁。虽然棋失一着，但他并没有感到沮丧。当马邦德嘲笑他玩砸了时，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怎么觉得刚开始啊？”这时，姜文切入牧师诵经的镜头，他正在念祈祷词的结束语：“阿门！”（意思是但愿如此。）通过代上帝发言的牧师之口，姜文为张牧之的复仇行动涂上了一层替天行道的色彩。但是，在损失了六子和马夫人并被黄四郎玩了一通后，张牧之究竟会想什么办法扭转颓势呢？
进展：“你呀，弄不过黄四郎”
这一部分的开始，张牧之他们从两大家族那里敲诈来了一笔钱。虽然仍对妻子的死耿耿于怀，但看到白花花的银子，马邦德还是暂时忘却了对黄四郎的仇恨，同意众人提出的回山上的建议。但张牧之却不同意。“我要的是黄四郎的钱！”面对有点困惑不解的马邦德和众兄弟，张牧之说：“六子，夫人，两条命，必须黄四郎来偿。”马邦德像是规劝又像是教训似的说：“你这是玩命啊，赌徒！”张牧之用鄙夷的目光瞅着他问：“这就算赌了？”马邦德回答：“算？就是！还赌不赢！”这话更加坚定了张牧之的决心，他没有正面回应马邦德，先是轻描淡写地说句：“人不走，钱也都不要了！”然后回过头来用命令的口气说道：“发出去！”这场戏的作用在于揭示张牧之精神上的孤独。如果说对马邦德的见钱眼开他早有预料的话，那么几个弟兄对为六子复仇的淡忘一定让他感到寒心。因此，就像是教训一下大家似的，他决定把辛苦弄到的钱都发出去。在镜头设计上，通过将张牧之和马邦德等人置于对峙的画面中强调了他们在思想上的距离。张牧之身后的背景处是那台曾经播放过莫扎特音乐的唱机（它本来在六子的卧室，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表明了他是个理想主义者；马邦德和众弟兄的面前则摆着银子，表现了他们的世俗（图5-4）。
图5-4 张牧之不同意现在就离开鹅城
但有意思的是，在镜头角度上，姜文却让张牧之处于低位，而让马邦德处于俯视他的位置。一般来说，这样的处理是让俯视者占有一种优势地位，而这里表现的却是相反的意思。这样的设计强化了张牧之的孤傲，而景别的处理（张牧之是近景和特写，马邦德等人是中景）则强调了他的力量感和孤注一掷的决心。当老三问把钱发给谁时，张牧之说发给穷人。而对于谁是穷人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却是暧昧的：“谁穷，谁就是穷人。”这句话引发了下面老二和老三就该不该给妓女发钱产生的争论，而正是他们在妓院门口的这番争论，给了花姐再次出场的机会。
接下来，张牧之派弟兄们半夜把钱扔到老百姓家里。但老二和老三在往妓院扔钱时，被花姐给撞上了。他们只好把她带到张牧之面前。马邦德主张杀掉花姐，但老三却为她说情。显然，他对这个女人心怀好感，这为结尾时他娶她为妻埋下了伏笔。张牧之对花姐也有好感，虽然他下不了杀她的决心，但对她是否是黄四郎的爪牙却心存疑虑。他问花姐是不是姓黄，花姐的回答暗示她并不是黄四郎的人。“不姓！是黄四郎把我买来的。”张牧之明白她的话中之意，索性向她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花姐听了，当即晕倒在地。这个反应出人意料，因为影片一直刻意地把她写成一个很有胆识的女人。为什么她敢取笑扮成麻匪的县长手下，却不敢面对自称是张麻子的县长呢？影片在这里似乎在暗示，自从在欢迎仪式上第一次相遇后，花姐就一直在想着这位阳刚气十足的县长。正是因为太在意他了，所以当他自曝身份时，她才会如此震惊。同时，这个反应也让张牧之作为男人的形象更加强大。因为花姐这么胆大的人见到张麻子都会吓倒，可见张麻子是个多厉害的人。镜头跳到黄府。黄四郎断定这帮发钱的人不是真的麻匪，但他同时却对县长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张牧之是存心想挣他的钱，但现在这个县长居然肯把钱发给穷人，可见自己以前低估了他。于是，他吩咐手下去省城调查县长的来历。这么看起来，张牧之的这个举动不算是聪明之举，显然是他受马邦德和众兄弟刺激而作出的冲动之举。而且，他的这一举动也为黄四郎找到了对付他的机会，这个老奸巨猾的恶霸决定将计就计：既然县长能派人扮麻匪去偷偷地给老百姓发钱，那他就能派人扮成麻匪去公开地抢钱，这样既捞到了钱，又能在城中造成恐慌气氛，从而达到逼迫县长去剿匪的目的。于是，黄四郎的手下假扮麻匪闯入民宅，强奸了一名有夫之妇。
接下来，这对夫妻到县衙告状。在议事厅，马邦德显得颇为激动，大声斥责张牧之的兄弟们。自从夫人被杀后，马邦德与张牧之这伙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前，作为一个被劫持的“师爷”，他在这伙人中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这以后，他则变得比较主动，而且也越来越不把自己当外人了。这种积极融入集体的表现印证了马邦德身上未泯的人性，尽管他本人可能并未明确认识到，但在内心深处，他对张牧之以及他的那个团体已经有了一种潜在的归属感。当然，此刻姜文在马邦德气势汹汹的责骂中还设置了一个情节包袱：他的一个私生子被土匪绑票了。对土匪痛恨却又无计可施让他把满腔的怒气借题发挥地转移到了张牧之的兄弟们身上。在这种情势下，张牧之不得不一个个地“审问”弟兄们。如果张牧之对弟兄们知根知底，他大可不必在马邦德不在场的情况下做这件可能会伤及感情的事，但他还是做了。正如前面那场戏中他不同意弟兄们拿了钱就走所揭示的那样，除了和义子老六外，他和其他弟兄存在着心理上的距离，这既为弟兄们日后离开他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再次暗示了他内心的孤独。这点经下面的一个情节表现得更为充分：当他问这事是不是老二干的时，老二自称是个同性恋者。但在随后的一场戏中，我们发现他和老三在和花姐厮混。后来老二牺牲，老三说他要替二哥娶花姐时，张牧之还感到很诧异。显然，这里老二没有对张牧之说实话，而张牧之对他的了解也远不及其他弟兄们。当然，老二的撒谎并不带有恶意，但在这种玩笑中多少也包含着他们对大哥过严要求的某种逆反心理。不过，张牧之最不放心的还是马邦德。从马邦德的反常表现中，张牧之立马想到他有可能和黄四郎有勾结。其实，这样设计有点牵强。其目的无非是为张牧之闯进马邦德的房间制造借口，好抖开前边那个情节包袱，引出马邦德的山西老婆和儿子。当那个手拿木枪、长得五大三粗的八岁小孩儿（由影片的投资人马珂扮演）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时，姜文的用意不仅仅是设计一个新的笑点并且给投资老板一个在银幕上露脸的机会，而是有着长远的考虑。在影片进展部分的尾声，正是为了救山西老婆和儿子，马邦德被炸身亡。而他的死更坚定了张牧之除掉黄四郎的决心。这里有趣的是为什么姜文要让影片投资人扮演马邦德的儿子。其实，为了满足投资方的喜好不顾故事需要随意插入人物和情节的做法在一些国产片中并不新鲜，但问题是姜文为什么要这样做？要知道，他可不是那种在投资人面前只能忍气吞声的导演。事实上，从马邦德儿子形象设计上的荒谬性就能探知姜文的用意所在：以戏仿的方式讽刺部分创作者为了钱而牺牲叙事逻辑性和完整性的做法。这种通过对不合理现象的极致化模仿来达到嘲讽不合理现象的目的正是逆向思维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嘲讽只有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对于不了解中国电影业现状的观众来说，这可能只是个纯粹荒唐的搞笑段落而已。在听那个山西女人讲了师爷不光彩的过去后，张牧之大方地把那黄四郎送给县长夫人的两颗钻石转送给了她。这个安排大概是想暗示凡事皆有定数，的确，钻石这次可真算是物归其主了。
紧接在马夫人惊讶于那两颗比钱还值钱的石头的镜头之后，姜文切入老三在妓院里画自行车的镜头。两颗钻石与白纸上的两个圆圈（自行车的轮子）不但形成视觉上的联系，而且也构成意义上的对比。从形象上看，两颗钻石是实在的，而两个圆圈是虚无的，但从意义上而言，两颗象征物质财富的钻石是有价的，而那两个代表自行车轮子的圆圈却象征着无价的自由。与张牧之给了马夫人有价的物质财富相反，老二和老三通过画自行车给了花姐追求精神自由的渴望，而这却是拙于和女性交流的张牧之无法做到的，从这点上看，花姐最后嫁给老三也是适得其所的。就在老二和老三用身体当自行车让花姐过骑车的瘾时，黄四郎不期而至。他让花姐接客，老二马上说他们先来，黄四郎不屑地说：“Bicyc1e（自行车）能算钱吗？”黄四郎通晓许多新鲜事物，但骨子里却是个传统守旧之人。作为一个崇尚金钱和权力的人，他蔑视自由和解放也不足为奇。但当花姐为两人求情时，他立刻意识到了花姐对自己可能产生的背叛。“你拿麻匪的钱给他们付账！”他边说边抓住了花姐，此举引得老二和老三拔枪相向，形势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当黄四郎质问老二和老三是否要英雄救美时，机智的花姐对他说：“就算他们是英雄，我也不是美人。就算我是美人，他们也不是英雄。”她这是提醒黄四郎犯不着跟他们这些无足轻重的人计较。果然，虚荣心极强的黄四郎听了很受用，放开了花姐。花姐乘机取出私房钱来献给黄四郎以替老二和老三付账。虽然她极力恭维黄四郎，但后者还是看出她已生出异心。他对她说：“这不是英雄救美了，是美救英雄。您呐，快成小凤仙了。”他称花姐为“您”，其实已经不把她当自己人了。花姐自然明白黄四郎话中暗含的杀机，这让她不久后要求加入张牧之团队的理由更加充分。老三后悔刚才没有一枪打死黄四郎，老二说：“别傻了！大哥说了，留着他是要弄他的钱！”这话引来花姐的疑问：“既然想弄钱，那，你们干吗到处发钱啊？”这似乎是老二和老三从来没考虑过的问题，这再次说明他们对这个大哥是不理解的。而花姐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体现了她的聪慧，而且暗示了她比这两个人在精神上更接近张牧之。那么，开朗乐观的花姐会成为张牧之精神上的拯救者吗？这让我们对她和张牧之关系的发展充满期待。
就在花姐对张牧之为什么要把钱都发出去产生疑问后不久，张牧之又准备去发钱了。不过，这次他的计划显得颇为怪异：不但让弟兄们脸上擦红涂绿，还要带上铁锹。通过几个马邦德疑惑不解的镜头，姜文强调了这次行动的不同寻常，带起了我们的好奇心。马邦德终于忍不住问张牧之是不是要跑了。张牧之煞有介事地告诉他，自己这次出去如果回不来，他就自己跑。这让马邦德感到了某种不祥，而张牧之说半夜有人可能会来找他，并且叮嘱他要跟来人拖延时间。张牧之为什么要故意把事情搞得这么神神秘秘？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计划告诉马邦德呢？显然，他对马邦德还不够信任。那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如此认真地向马邦德交代一番呢？由此看来，这又是张牧之搞的一出恶作剧。与其说他要让马邦德在自己的行动计划中扮演一个角色，不如说他想通过这次行动考验一下马邦德的忠诚度。在张牧之交代完毕后，姜文故意不切入马邦德的反应镜头从而为他下面的表现留下了悬念。镜头跳到黄府。黄四郎打听到了张牧之扮成麻匪发钱，于是决定将计就计，也派人扮成麻匪去干掉张牧之。这个计谋看似高明，但姜文却通过一个细节暗示了他这次将功败垂成：黄四郎戴的麻将面具是三筒（这个设计很刻意，因为黄四郎并不参加行动，根本无须扮成麻匪），而张牧之戴的是九筒，很显然，九筒县长会压倒三筒恶霸的。
接下来，黄家师爷带领的假麻匪和张牧之带领的真麻匪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就在胜负未卜之际，镜头切到县衙里，黄四郎突然出现在马邦德面前。看来张牧之的确是料事如神，但马邦德会不会在黄四郎的压力之下供出实情呢？应该说，马邦德刚开始的表现还是过得去的。虽然难掩内心的恐惧，但他还是按照张牧之的叮嘱尽量周旋。在这里，黄四郎用逐步加压的方法试图让马邦德就范。当听到枪声后，黄四郎威逼他说真话。出于对张牧之的信心，马邦德顶住了压力。接着，黄四郎的手下进来向他报告，黄四郎的镇定自若的表情似乎表明外面局势有利于他，但即使如此，马邦德还是没有屈服。最后，黄府师爷进来报告说死了六个人，他们的人没事，镜头切到马邦德的特写，他的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这给人一种感觉：他可能顶不住了。应该说，马邦德的表现基本上是合格的，只要张牧之仍有一丝胜利的希望，他还是选择站在张牧之这边的。这对于一个全无信仰、满脑子只想着发财的人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而他的这种变化之所以令人信服得益于影片在前面精心的铺垫。其实，如果张牧之真的已死，马邦德向黄四郎求饶本无可厚非，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是他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秀才！因此，后来我们看到张牧之对他的临阵投降不但没有过多责怪，反而对他更为信任了。面对几具戴着麻将面具的死尸，黄四郎对马邦德说这里或许有他的恩人（张牧之）呢。这句台词有点奇怪，黄四郎怎么知道马邦德私下里叫张牧之为恩人？如果他早就知道了师爷和县长之间的这种奇特关系，难道就不曾悟出点什么来吗？显然，设计这句台词的目的是为了带出下面马邦德那句富有喜剧色彩的台词。他对黄四郎说：“您才是我的恩人。”像过去一样，这个可怜的家伙又准备谢人家不杀之恩了。实际上，躲在黑暗处的张牧之对此看得一清二楚，他之所以不马上出来除了想让黄四郎对空欢喜是什么滋味印象更深刻外，还想故意玩玩这位可爱的师爷。对于他这么个严肃内向的汉子来说，马邦德的确给他带来了不少轻松欢愉的时刻，所以下面他将马邦德称为至爱并非玩笑之语。当马邦德遵黄四郎之命揭开面具时，真的被吓了一跳：原来那具戴着九筒面具的死尸竟是胡万！现在我们知道了张牧之的计谋，同时也体会到姜文的老谋深算。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让子弹飞一会儿”，看到这里我们可能就会追究情节的合理性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夏季的南方，而胡万他们死后已被埋多日，尸体怎么可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呢？就在黄四郎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张牧之带着弟兄们出现了。这一局他赢得漂亮。黄四郎不得不许诺出钱给县长剿匪。好像对马邦德刚才的表现耿耿于怀似的，张牧之执拗地强迫他翻译黄四郎说的话（把黄四郎说的话重复一遍）。张牧之这样做对于马邦德，是提醒他不要忘记该为谁办事；对于黄四郎，则明白告诉他这位师爷不会成为他的人。这位麻匪头目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的确与众不同，让人难以捉摸却又魅力十足，这让他成为这些年来难得一见的银幕英雄。这场戏结束时，从黄四郎的视角，我们看到张牧之和马邦德像儿童般嬉闹着离去，这样的镜头设计让前面发生的所有一切（包括马邦德投降）都似乎成了张牧之的有意安排，从而让黄四郎被耍弄的意味更加浓厚。但姜文在这里却没有再给黄四郎反应的镜头，这给观众揣摸黄四郎的心理感受留下了空间，我们相信这个恶霸在遭受了这番羞辱后，一定会采用更狠毒的手段进行报复。
张牧之和黄四郎新的一个回合的较量开始了。在六子的墓前，张牧之向老二交代任务。派仅次于自己的老二出马，可见这项任务十分重要。镜头切到马邦德。他蹲在夫人的墓前疑惑地望着这边。果然，老二一走，他就上前去向张牧之进言道：“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到手，我觉得小六子的仇算是报了。”见对方没反应，他怕是说错了，赶紧小心翼翼地再强调一句，“我觉得啊。”见对方还没反应，他以为自己没说错，于是再补充一句，“不光六子，夫人的仇也算报了。”马邦德这么说固然主要是出于自私的考虑，但其中也不乏替张牧之担心的因素。在领教了黄四郎的厉害后，他真的有点怕了，想劝张牧之见好就收，息事宁人。见张牧之仍然沉默不语，他有点急了，“你不会真跟黄四郎玩命吧，恩人呐。”这话刺激了张牧之，他的回答表现了对这位师爷的不耻：“我不是你恩人，黄四郎才是你恩人。”马邦德以为张牧之生气了，赶紧道歉。张牧之问：“你当时真的以为我死了吧？”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不相信我的能力吧？”马邦德赶紧否认。以这种方式，张牧之驳回了他的请求，并强调了自己拥有战胜黄四郎的决心和能力。为了让这位师爷对自己有个了解，张牧之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要和黄四郎斗的深层原因：寻求精神救赎。可以说，张牧之是个在乱世中迷失了方向的理想主义者，而通过与黄四郎的斗争，他得以重新找回那个曾经怀有英雄壮志的自己。但这里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向马邦德敞开心扉？显然，这些心里话是他那些出身草莽的弟兄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也只有马邦德具有理解这些话的知识水平，但他却没有对张牧之的肺腑之言给予正面回应，而是做作地讲起了自己的过去：“我的故事却是这样……”有评论说姜文让张牧之打断马邦德讲述初恋故事是对现在部分国产片热衷于描写所谓纯情故事的嘲讽，如果我们再引申一下，就会发现这其中包含着姜文／张牧之对一些知识分子不再拥有理想，整天沉迷于庸俗情趣中的某种失望。同时，张牧之的这番表白也澄清了前面的一个情节。那就是黄四郎说他二十年前曾与张麻子有一面之缘的事。以张牧之所说他十七岁给松坡将军（蔡锷）当手枪队长来推算，这时的他最多也就三十多岁，可见黄四郎是在撒谎。此外，以这场戏为契机，我还想简单讨论一下片中人物服装色彩所发挥的叙事功能。在电影中，导演经常通过服装色彩来表达对人物的某种评判。在这场戏中，张牧之穿的是白色西装。显然，白色在这里象征了他内心的纯净。回想一下，张牧之在刚进鹅城时，穿的也是这身白色西装。因为在劫火车那场戏中，张牧之穿的是黑色（黑道），所以当时服装色彩的改变主要是在强调他身份的改变（通过冒充县长漂白了自己）。由此看来，这两场戏中张牧之虽然都穿同样颜色的衣服，但色彩表意的侧重点还是有所差异的。当然，对于善于逆向思维并且对人性的复杂有着深刻认识的姜文来说，一丝不苟地遵循传统的规则显然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因此，我们看到，在黄府夜宴那场戏中，黄四郎穿着黑色，张牧之穿着灰色，而马邦德却穿着白色。这样的色彩搭配恰好符合他们在那场戏中各自的表现。而在雨夜认尸那场戏中，姜文干脆让三个人都穿着深色，因为当时他们谁也不够清白。此外，姜文在某些场合通过对服装色彩的颠覆性运用还达到了巧妙的讽刺效果。比如，黄四郎虽然是片中的头号坏蛋，但姜文有时也让他身着白色。比如在妓院撞上老二老三那场戏中，他就穿白色。考虑到花姐背叛了他，这里的白色着装像是对黄四郎的某种嘲弄。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后面黄四郎揭露张牧之假扮县长的那场戏中。当时黄四郎也身着白色，这是对他长期被蒙骗的一种奚落。这种对色彩表意的辩证式处理体现了导演自觉的电影意识。
就在张牧之制订行动计划的时候，黄四郎也没有闲着。他准备在剿匪路上炸死张牧之。在张牧之即将离开鹅城之际，姜文没有忘记为他和花姐的关系发展留出了一定的篇幅。花姐想加入麻匪，但她采取的方式却惹怒了张牧之。她一只手用枪指着张牧之，另一只手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指责张牧之拆散她和老二老三。见心爱的女人为了别的男人（还是自己的手下）用枪指着自己，张牧之当然有理由生气。尤其是老三试图劝阻花姐时，他的醋意化为不可遏制的怒火。他痛骂弟兄们是王八蛋，把钱发给一个女人（这是指责老二老三去嫖花姐）。失去理智的情绪爆发表明他的确很爱花姐，而且，这种盛怒之中也包含着他为找不到向花姐示爱的方式而产生的懊恼。面对狡猾的黄四郎，张牧之可以做到处变不惊，从容镇定，但在单纯的花姐面前，他却冲动得像个孩子，这正是人性的复杂和有趣之处。当花姐说她这么做其实是想加入麻匪时，张牧之既松了口气，也感到几分尴尬。他让花姐留在这里，花姐表示反对，老三让她听张牧之的话，张牧之不满地瞅了他一眼。他对老三可能夺走花姐心存戒备，这点老三看出来了，连忙说他刚才说的也对（指骂他们的话）。这种对大哥的安慰令其他弟兄窃笑不止。这只能让张牧之更觉尴尬。其实，所有人都看出了张牧之对花姐有意，只是张牧之以为大家不知道。镜头切到黄府。黄四郎知道了张牧之是在冒充县长。下一个场景切到县衙的地下室。张牧之让花姐确认一下黄四郎的替身。之所以把这两个场景连接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具有意义上的相关性：对替身的确认。既然张牧之知道这里关着的是黄四郎的替身，那他为什么还要让花姐确认一下呢？显然，他是想找个机会和花姐多说说话。不过，为了表明自己别无他念，他让弟兄们在场，而且还让老三教花姐打枪。他这是想安抚一下老三，证明自己对他是信任的。这反映了张牧之的行事作风。事实上，这么做将被证明是弄巧成拙，因为他给老三和花姐在一起制造了机会（将两人置于同一画框内，而将张牧之隔绝于外预示了结局）。看到花姐学得很快，张牧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看得出，他对这个姑娘更喜欢了。接下来，影片通过一个叠化将我们带入下一个场景：在县衙里，张牧之泰然自若地站在马邦德的照片前。这两个场景的衔接很有意思，它让前一场戏的具体意义（黄四郎的替身被攻击）在后一场戏中延伸为一种抽象的意义：黄四郎向马县长的替身发动攻击了（图5-5）。
图5-5 黄四郎拆穿了张牧之假冒县长的骗局
如果黄四郎假装糊涂，不拆穿张牧之假冒县长的事，看来也能达到让他出城剿匪的目的。但他偏偏要冒计划产生变故的风险出此一着，其目的让人觉得相当随意。正如他说的，他想耍耍这两只猴，这种想耍人的心态既缘于他遭受张牧之羞辱后产生的愤恨情绪，也由于其任性的性格所至。如果我们细加观察的话，就会发现黄四郎身上除了具有女性化的气质外，还具有某种顽劣儿童的特征：极端的任性和自我。这种特征通过演员夸张的表演和风格化的摄影机运动（在表现黄四郎策划阴谋时，摄影机经常会围绕着他进行圆周运动）得到了有力证明。面对黄四郎的质问，张牧之虽然理屈，却并没有辞穷，就在无法圆场之时，马邦德挺身而出，说了实话。不过，因为这位昔日的县长如今已经死心塌地地做了麻匪，自然这实话也只能说一半。他承认自己是真县长，但却没有拆穿张牧之，而是把他说成是自己的外甥。这样一来，张牧之假冒县长也就成了他这个“舅舅”的主意。马邦德急中生智，张牧之也够得上反应机敏，马上应承下来。对于张马二人的即兴表演，黄四郎当然不信，而那二人也心知肚明，但三个人似乎对玩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游戏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谁要是认真起来谁就算输，于是继续往下玩。考虑到马邦德即将在剿匪路上死去，这场戏的意义还在于让他在死之前终于堂堂正正地做回了自己。而张牧之降级为他的外甥，以算是对他受了这么长时间委屈的某种补偿。不过，这一切却是由他们的死对头黄四郎一手促成的，情节安排之精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这场戏叙事技巧的高超还体现在马邦德和张牧之的互动上。出于对付黄四郎的需要，他们必须相互配合，但重新做回自己的马邦德难免会对过去耿耿于怀，自然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当黄四郎叫马县长，而张牧之习惯性地答应时，马邦德一拍桌子，指着自己大声道：“叫我呢！”这么做既是当时情境的需要，同时也带有某种报复的成分。这么一来，两方的矛盾就变成了三方的矛盾（张与黄是敌我矛盾，马与张则为人民内部矛盾），情节于是也变得妙趣横生。其实，让马邦德变回马县长还解决了一个叙事上的难题：如何让黄四郎的替身留在张牧之手里。正是因为一下子变成了马县长的外甥，张牧之才有了冒犯黄四郎的自由，而面对这种冒犯，看在马县长的面子上，黄四郎还得忍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黄四郎要张牧之还回替身，张牧之说撕票了。黄四郎马上骂道是哪个王八蛋让撕票的，张牧之则回敬道，是你个王八蛋让撕票的。这句台词呼应了前面墓地那场戏中，张牧之抓住假黄四郎威胁要撕票时，真黄四郎的反应（他无所谓地说：“一定要让他们撕！”）。看似随意的一句台词却不想是一颗精心埋藏的笑弹，更想不到它会在这个时刻出人意料地爆炸，把黄四郎彼时的得意扬扬化为此时的恼羞成怒，并将在高潮部分演变成惊惶失措（当看到张牧之把替身当黄四郎杀了时，黄四郎惊呼：“糟了！我成替身了！”）。虽然对张牧之恨之入骨，但碍于马邦德的面子，更重要的是为了引诱他们出城剿匪，黄四郎只好把替身的事放下。试想一下，如果张牧之此时还是县长，那么达到既不和黄四郎完全撕破脸，又能留下替身的目的就可能会给编剧带来许多麻烦。
既然大家商量好出城剿匪只是演一出戏，那么接下来的出征欢送会也就变成了一场闹剧：伴随着英国影片《桂河大桥》中进行曲的滑稽曲调，张牧之、马邦德、黄四郎等人粉墨登场。但这场戏的有趣之处在于虽然是在演戏，但黄四郎和马邦德却动了真感情。当黄四郎说新县长不是王八蛋、禽兽和寄生虫时，镜头切到张牧之和马邦德。张牧之毫无表情，而马邦德却面露尴尬。很明显，黄四郎明里是夸新县长，暗里其实是在骂他。张牧之胸怀坦荡，自然表现得心安理得。而马邦德问心有愧，自然会流露出不安来。但下面轮到马邦德发言时，情况就不同了。可能受现场气氛的感染，马邦德悲从中来，大声地控诉起了麻匪。这时镜头切到张牧之，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让马邦德在死之前当众宣泄一下再次补偿了这个人物此前遭遇的不幸，从而为他接下来与张牧之坦诚相处创造了可能。不过，此时此刻，眼看着欢送会快变成了批判会，张牧之肯定觉得不是滋味，所以轮到他发言时，他只说了两个字“出发”。的确，唯今之计，还是赶紧走的好。
在进山的路上，可能因为刚才发泄得蛮痛快，马邦德的情绪挺好，说起话来也没有了顾忌。他向张牧之坦白让他来鹅城上任是个骗局，其实委任状上写的是康城。康城这个名字引发了一些观众的好奇。他们注意到马邦德的扮演者葛优1994年因主演影片《活着》成为戛纳电影节的首位华人影帝，而戛纳的港台译名就叫康城。不管姜文和他的编剧们创造这个地名是否真的受了此事的启发，不可否认，这样的设计的确为人们展开了想象的空间。正像马邦德说的，康城是富饶之地，而鹅城充满凶险，姜文或许在这里是想抒发一下自己从征战国际电影节转为血拼国内市场的感慨。类似的例子在影片里还有多处。这成为影片荒诞性叙事风格的一大特点：让叙事元素与现实本身产生互文性以启发观众的联想，创造出一种超文本的意义。还是让我们回到影片本身。这时的马邦德已经完全从一个被劫持者变成了张牧之的同伙和朋友，这点对影片很重要。试想，如果马邦德带着对张牧之的怨恨去替他踩地雷，不但显得创作者对这个人物不够公平，而且也有损于张牧之的英雄形象。就在两人一路谈笑之时，枪声响了，他们中了黄四郎的埋伏。从张牧之的反应来看，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不过他并不惊慌，从容地指挥弟兄们展开反击。虽然银幕上一片枪林弹雨，但姜文仍然忘不了往紧张的情境中加入点幽默作为调剂：当看到张牧之和弟兄们通过吹哨子进行暗语联系时，马邦德喜道：“这鸡叫成电台了，我看行。”这是颇有点后现代色彩的一笔，因为葛优在现实中作为中国移动通讯的形象代言人，有一句标志性广告语台词是“神州行，我看行”。这样的设计不但为影片增添了一个笑点，而且也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它把观众从类型片所着力营造的幻觉中拉出来，提醒他们千万别把银幕上发生的事情当真。如果我们再借题发挥一下，也可以把这句台词看作是姜文对当今国产电影流行植入广告的一种调侃。或许还想把这个笑点挖得再深点，姜文又故意让老七的嘴巴受伤，于是给了马邦德吹哨子的机会。结果可想而知。马邦德吹错了暗语，遭到张牧之一顿臭骂。这是不是在质疑明星作为商品代言人的资质呢？在激战中，张牧之他们发现老二被吊死在山上。镜头切入老三的反应，他恨得咬牙切齿。回想一下，老二和老三在片中一直形影不离，加上老二自称是同性恋，这里特别强调老三的反应是否在暗示他们其实是一对恋人？如此说来，张牧之先前的顾虑似乎是多余的，花姐最后应该是属于他的。这样的误导为结尾时的情节逆转作了铺垫。虽然老二牺牲了，但这场仗张牧之还是打赢了。假张麻子献出钻石乞命，马邦德才知道他的山西老婆和大儿子已经死了。马邦德立刻放声大哭。考虑到这个人物的发展，这种表现也勉强算合理。但他立刻赶上马车去救那个被绑票的小儿子则显得有些唐突。这显然不是这个人物在这种情境下会做的事情，而是姜文为照顾后面的情节发展不得已而为之。让马邦德因救子心切不幸踩到地雷（无意之中还救了张牧之）固然让这个形象最终得以升华，但这颗被黄四郎称为“珍藏版”的炸弹在这里爆炸却显得不尽合理。既然黄四郎把宝压在了这颗炸弹上（经过几番较量后，他应该知道那个假张麻子不是张牧之的对手），那为什么不事先计划周详呢？尽管之前干掉五任县长后可能会产生轻敌心理，但以假张麻子的性格（影片把他写成一个贪财却没多大本事的胆小鬼），也不太像是那种宁可豁出命去也要为黄老爷省下炸弹的人，因此，他不等炸弹响就打伏击的做法经不起推敲。那么，是因为炸弹没响他才动手的吗？这个解释也难成立。就算是张牧之的大队人马都侥幸躲过了地雷，可救子心切的马邦德为什么要往回走呢？难道就是为了不浪费这颗炸弹吗？马邦德下山后，张牧之对假张麻子进行审问。通过假张麻子的交代，我们不但知道了黄四郎为什么肯出钱让县长去剿匪，而且也能猜到所谓张麻子“掰断刘都统的大腿”是他编出来的谎言。马邦德之死是影片精心设计的一段情节：先是张牧之从钱堆里把他给挖了出来（这个动作形象地概括了两人关系的发展，即张牧之把马邦德从世俗中拯救出来，这让马邦德为他牺牲性命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报答），然后是马邦德那段颇富喜剧色彩的临终遗言。作为一个一辈子都靠骗人过活的人，马邦德也想在临死时得到一些真相。当张牧之肯定了自己就是张麻子时，马邦德对这个改变了自己一生的人已不再有任何怨恨。他认为张牧之弄不过黄四郎，因此劝他别再回鹅城，而是带着钱和五张委任状（这证明他之前对张牧之说的实话仍有保留）离开此地。在张牧之点头答应后，马邦德用最后的气力想把两件骗过张牧之的事说出来，但姜文却没有给他机会达成所愿，结果给观众留下了两个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谜题。影片上映后，就这两个谜题的答案，观众们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猜测。看到那些五花八门的解密，姜文一定很开心。因为这证明观众认真思考了，而这正是姜文的目的所在：谁说看商业片就不需要动脑筋？此外，通过设计这个情节，姜文也调侃了国产电影的老传统：人物总是在交代了重要事项后才被允许死去。不过，马邦德虽然死不瞑目，但到底是以坦诚之态离开人世，最终算是获得了做人的自尊。为了表达这层意思，姜文设计了一个形式感颇强的镜头来做结：马邦德的脸露在由钱堆成的废墟外面（图5-6）。
图5-6 张牧之从钱堆里挖出奄奄一息的马邦德
现在，通过临终的忏悔，马邦德被宽恕了，这样一来，他作为县长的合法性重新得到了确认，而由于他与张牧之的矛盾已经化解，后者在开篇犯下的“罪行”也得到了赦免。既然马邦德是替张牧之踩上地雷的，那么张牧之就有义务替他履行未尽的职责。于是，作为马县长合法继承者的张牧之实现了从一个土匪到执法者的身份转变，这让他在与黄四郎的决战中拥有了道义上的绝对优势（不但是替天行道，而且是行使秩序赋予他的合法权利）。
相对于紧凑的开端和铺垫部分（均为30分钟左右），影片的进展环节（长度约46分钟）较长，我们之所以没有产生冗长之感，是因为姜文把这一部分以张牧之和黄四郎雨夜斗智那场戏的结束为节点（1小时20分钟处），划成分别为22分钟和24分钟的两个小节。对一个较长的段落依据叙事任务的不同进行分节，固然可以避免情节长时间不转折使观众注意力减弱的问题，但对于像本片这样仍然属于正常长度的影片来说，过多的分节又会让观众因不断经历叙事高点而产生感官上的疲劳。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创作者要想办法调动各种叙事手段赋予各个小节的情节高点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并且设法制造出一种情绪上的梯度或反差效果。在本片进展部分的两个小节中，从表现方式上看，第一个小节的情节高点采用的是心理紧张度较强的文戏形式，而第二个小节的情节高点采用的是感官刺激度较强的武戏形式。从情绪效果看，前一节张牧之取得了对黄四郎的全胜，而后一节张牧之虽然死里逃生，但却损失惨重。不过，在经过进展部分结束时的那场山间大战后，如果在即将到来的高潮段落不能出新出奇，观众的热情将不可避免地懈怠下来。这几乎决定了张牧之与黄四郎的决战不可能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血拼，就像大多数程式化的暴力片所做的那样。但需要指出的是，像那些最优秀的类型片一样，姜文在进展结束时将主人公成功地置于一个困难重重却又无法回头的境地中：一方面，马邦德和老二的死让张牧之别无选择地只能重返鹅城和黄四郎清算一切；另一方面，他们的死却严重地削弱了张牧之的力量，让他在与黄四郎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设计为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充足的能量，留下了很大的表现空间。
高潮及尾声：“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这一部分以黄四郎从望远镜内眺望张牧之回鹅城的主观镜头开始。这个设计和张牧之初来时的情况相同。不过，当时的黄四郎以为张牧之是马县长，但现在他知道了此人就是张麻子。表面上，这个镜头似乎是在强调与上次相比，黄四郎这次总算是看清了张牧之的真面目，但实际效果却是对他的一种嘲弄。因为他根本就没看明白，此张麻子已非彼张麻子，昔日的土匪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合法的县长，现在是吊民伐罪，以顺讨逆。而他更看不明白的是，他黄老爷即将因为以逆抗顺而沦为实际意义上的土匪。与他不同，张牧之对此就看得很明白。所以，他才会打着被黄四郎杀害的五任县长留下的万民伞理直气壮地穿街走巷，并且大张旗鼓地公开要杀黄四郎的计划。虽然取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但对付黄四郎这样的坏蛋，还必须得讲究方式方法。张牧之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他把带回来的钱都洒在了大街上以争取民心。这让黄四郎心疼不已。不过正像师爷所说的，没有人敢去捡，只有无知的鹅群在钱堆上徜徉。考虑到不识钱为何物的他们后来跟着张牧之去打黄府，姜文对鹅城百姓的讽刺何其辛辣！张牧之第一步的计划似乎落空了。为了给他的除恶计划增加不确定性，紧接在这个场景之后，姜文插入了花姐和黄四郎替身失踪的戏。他让老三在三天之内找回花姐和替身（这又给老三和花姐接近创造了机会），从他的态度来看，此事关系重大。唯恐观众忽略了这个情节，在张牧之的镜头之后，姜文马上接入黄四郎的镜头来进一步强调：他自言自语道：“这个张麻子到底要干吗呢？”事实上，黄四郎这句话是在提醒我们注意：张牧之为什么非要在三天之内找回花姐和替身呢？姜文是豪爽的，在设置这个悬念的同时他就给予了观众恰当的暗示，这也是从黄四郎嘴里说出来的：“可他说过，三天之后斩我人头。”会有观众聪明到去思索三天内找到替身和三天后斩黄四郎人头之间的联系吗？如果有这样的观众也不要紧，因为姜文不但豪爽，而且也足够精明：张牧之要老三找的是花姐和替身两个人。这里的有趣之处是把花姐放在了前面。我们知道，张牧之喜欢花姐，那么他说这话就有可能让观众产生这样的错觉：他真正在意的是找到花姐，附带上替身无非是一种掩饰。这样处理有助于转移观众的注意力，不让他们去琢磨替身对于张牧之计划的重要性，从而使后面的情节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
严峻的形势让张牧之三个弟兄的信心产生了动摇。他们问大哥胜算几成。张牧之不经意地伸出三个指头，三个弟兄见只有三成把握，更为焦躁不安。其实，张牧之伸出的三个指头代表的就是这三个弟兄，对于他来说，要斗倒黄四郎必须得发动群众，就是他要把话当众说出去的原因。可群众对洒在街上的钱没反应，就证明他们还不愿意或者不敢站在张牧之这边，所以，此时的他还只能依靠这三个弟兄。影片下一个场景的设计仿佛是在呼应那三个弟兄的担心：两把万民伞（执法者的象征）在夜雨中倒下了。这对于张牧之来说，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然而，随着白天的到来，情节发生了逆转：洒在街上的钱被老百姓们取走了。张牧之的计划成功了吗？下一个镜头，我们看到那些钱成了几个老头麻将桌上的赌资。显然，这个插入镜头仍然是对老百姓的批判：他们只是一群随风倒的看客。对此，张牧之是清醒的。面对欣喜不已的弟兄们，他伸出的仍然是三根指头，因为“银子要是这么被拿走了，那钱就白发了”。这句话让未达目的的张牧之挽回了点面子，也让用车收钱的黄四郎显得不那么厉害了（因为张牧之早就料到会是这样）。可笑的是黄四郎偏偏自我感觉良好：看着满载银钱的马车归来，摇着鹅毛扇的他俨然以诸葛亮自居了。“我要你看一看，什么叫作草船借箭。”他得意地对师爷说。师爷回答：“老爷，咱们放的马，不是船。”其实还有一点他没点破：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借的是曹操的箭，而黄四郎拿回的不过是自己的钱而已。不料这句回答却败坏了黄四郎的好兴致。他骂师爷是傻瓜，连比喻也看不出来。师爷则不以为然地回敬道：“不就是赤壁嘛！”在本片公映三年前，黄四郎的扮演者周润发辞演超级巨制《赤壁》曾闹得满城风雨，如今姜文以这种方式调侃此事，恐怕不仅仅是在暗示周润发通过这场戏多少弥补了一下未能出演《赤壁》的遗憾，而是想显示一下雄心壮志：要自己的作品获得与传世名著媲美的资格。见老百姓对黄四郎如此惧怕，几个弟兄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但张牧之却伸出了六根指头，并且下令把枪和子弹洒在了大街上。这里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张牧之认为此时已有六成把握？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看完下一段戏。当枪弹堆满大街时，张牧之出人意料地宣布已有七成的把握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此举能够把老百姓对黄四郎怕中潜藏的怒给勾出来。现在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在洒枪弹前认为六成而洒完之后认为有七成胜算了吧？那观众又会好奇了：既然群众对黄四郎的愤怒给勾出来了，怎么只有七成的把握呢？因为要完成除掉黄四郎的计划，张牧之还缺三个人，那就是黄四郎替身、花姐和老三。只有当他们三人平安回来，张牧之才有十成的把握战胜黄四郎。像前一夜一样，这一夜又有两把万民伞倒下，也和前一天一样，第二天大街上再次变得空空荡荡。像上个段落一样，姜文再次插入老头打麻将的场景，这次他们身上都背上了枪。不过正如他们的言行所暗示出来的，他们仍然是一群世故的看客。下面的镜头照例给了那三个弟兄：他们再次欣喜不已。但与上个段落不同的是，这次姜文没有给张牧之留出反应的时间，就立刻把镜头给了黄四郎：他放出马车收枪。这种安排让我们预感到这次的结局可能与上次不同。果然，老百姓愤怒了，用张牧之发的枪打死了黄四郎的马。这下张牧之的目的该达到了吧？
在接下来的一个镜头里，姜文让摄影机从立马执刀的张牧之背后升起，这是一个在动作片中颇为经典的运镜方式，旨在突出人物的勇武并营造出一种恢弘的气势。但这里有趣的是，当摄影机升到水平视线时，画面前方没有出现想象中的人潮以使这个镜头实现其通常的价值，却只有一群鹅聚在街心。原来，姜文对这个经典设计的运用别有意味，镜头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情绪上的变奏，家禽的弱小与张牧之他们的威武对比鲜明，这是一个略带嘲讽性的暗示：张牧之高估了老百姓的觉悟。果然，在经过一番鼓动后，当张牧之带着弟兄们冲到黄四郎的家门口时，回过头来却不见一人跟随，只有那群鹅蹒跚而至。这个带有喜剧色彩的镜头再次嘲讽了势利的老百姓，而这种嘲讽因张牧之的那句“谁赢他们帮谁”得到了强化，并由于别出心裁的镜头设计（让张牧之面对银幕下的观众说这句台词）而具有了一种历史的穿透性。只是为了不至于过分刺激观众，姜文给张牧之戴上了墨镜（图5-7）。
图5-7 张牧之对鹅城百姓的势利感到失望
接下来，张牧之带领弟兄们朝着黄家的大门猛烈扫射。夜幕降临，剩下的两把万民伞也倒了下来，这个镜头与下面那个表现千疮百孔的大铁门的镜头一起渲染了一种失落感：张牧之还赢得了吗？不过，张牧之不怕，因为就算打不赢，对于他来说，“只要打得准，什么时候都能跑”。当张牧之几乎陷入绝境时，花姐和老三押着黄四郎的替身回来了。这一笔意味深长：在张牧之最为困难的时候，是花姐和老三救了他。这难道不足以补偿他们结成夫妻给张牧之带来的感情伤害吗？实际上，失去花姐是张牧之要战胜黄四郎必须付出的个人代价，这是姜文创造的叙事逻辑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正是张牧之对自己欲望的隐藏和推迟实现使他变得更加强大，并成为拯救苍生这一重大使命理想的承担者。正如开始作为麻匪的张牧之无法抵御马太太的性诱惑一样，现在的张牧之只有将自己清教徒化才能维系其作为理想化英雄的价值。这是一种传统的书写方式，它满足了一个习惯于将个人欲望与道德责任相对立的民族的审美需求。
黄四郎替身被找回让张牧之胜算在握，他带领弟兄们向黄家大门猛烈开火。巨大的声响不但震了黄四郎一下，连那几个打麻将的老头也坐不住了，既然打得如此激烈，县长最终能将黄四郎活捉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果前面张牧之勾起了老百姓的怒，现在他就要壮起他们的胆了。接下来，张牧之和弟兄们押着黄四郎的替身招摇过市引来百姓群情激昂。老百姓之所以会上张牧之的当是因为他们太恨黄四郎了，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有机会发泄让他们理所当然地拒绝进行冷静思考。当看着替身的头被砍下时，黄四郎终于明白了张牧之的计划，不过，他已经无力回天了。看到“黄四郎”人头落地，老百姓不再犹豫了，争先恐后地奔向黄府。为什么武智冲会冲在最前头？因为他是黄四郎身边的人，遭受的痛苦更大，积累的仇恨也就更深。当百姓冲进黄府时，就连黄四郎最信任的师爷也被感染了。翻身做主人的诱惑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被打昏后，他脸上仍然挂着开心的笑容。当百姓的热情被鼓动起时，张牧之却累得筋疲力尽了。当老七向他报告黄四郎正被当成替身挨揍时，镜头一下子切到张牧之的近景，显然，这是姜文在提醒我们注意：他又有话要说了。
一般来说，看到作恶多端的人受到惩罚总是让人感到愉快，但黄四郎挨打的场面却让我们感受不到在观看红色经典中同类场面时的痛快淋漓。为什么？因为姜文把这个典型的中国式场景黑色化了。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交替出现这样的场面：统治者残酷压迫被统治者；被统治者疯狂报复被打倒的统治者。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往往把同情给予那些被统治者，但却忽略了他们和那些统治者的相同之处：对人的尊严的蔑视。也许这才是这个民族数千年来不得不以暴力和流血为代价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姜文是清醒的，因此他会把武智冲拍得那么猥琐（后景处几个老百姓抱着鹅所隐喻的被压迫者的扬眉吐气让这个场面更具讽刺性），而赋予黄四郎一种自尊感（通过他在画面中高于武智冲的位置体现），最后，他让张牧之将黄四郎从被羞辱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但黄四郎显然并不领情，这从他说的话里体现了出来。
黄四郎：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留在鹅城代替我？
这句话符合黄四郎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张牧之冒如此大的风险要扳倒自己，无非是觊觎黄家的财富和权势。
张牧之：我不是家禽。
黄四郎：你是野兽。
虽然张牧之已经点明自己志不在此，但黄四郎仍然将他视为一个掠夺者。不过，接下来姜文安排的一个细节却嘲讽了黄四郎的自信：一个老百姓掉了一串珍珠，张牧之捡起来还给他。张牧之没有把黄家的财富据为己有，这像是贪婪的野兽会干的事吗？
黄四郎：进城那天，如果我亲自去接你，不是叫胡万过去给你捣乱，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看来张牧之跟自己作对不是为了钱，那一定是为了泄私愤。从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黄四郎有理由这么想。见黄老爷死到临头尚且执迷不悟，张牧之索性再逗他玩一下。
张牧之：那帽子挺好，我喜欢。
黄四郎：那不是最好的，我家里还有更好的，转头送给你。
张牧之：谢了。
听张牧之似乎也不是为了报私怨，黄四郎真的有点糊涂了。提出送顶更好的帽子给张牧之除了想维护自己作为黄老爷的尊严外，他还想试探一下自己有无活命的可能。
黄四郎：一下子弄成了这样。你让我输得很惨啊。
不管动机是什么，但既然你张牧之已经彻底地打败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赶尽杀绝呀？黄四郎在不失自尊的前提下委婉地表达着求饶之意。
张牧之：惨吗？黄老爷。你现在还抽着烟，还说着话。可是六子、老二、师爷、夫人，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而且永远听不到了。
张牧之开始回答黄四郎最初的提问了。他说话时，面向他的摄影机慢慢地向前移动，以此来表明他此时态度的认真。但在反切黄四郎的反应时，镜头却是固定的。是的，张牧之的话并没有对他产生作用。
黄四郎：你们四个人，换我五代家业。不合算吗？
黄四郎觉得委屈，情绪也激动起来。为了表现他的心情，摄影机慢慢向前移动。不过，当反切到张牧之的反应时，镜头也是固定的，显然，张牧之对他的愤怒无动于衷。
张牧之：怎么算账那是你的事。对我来说，钱是钱，人是人。
这句话说完，摄影机从张牧之快速移向黄四郎，这形成了一种压力，但黄四郎的反应镜头仍然是固定的，这表明他仍然觉得不服气。
黄四郎：钱归了你，我认了。为什么要散给他们？
张牧之：黄老爷，我问你个问题。
黄四郎：说。
张牧之：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
张牧之说话时，摄影机又开始慢慢移动，这表明他又严肃起来了。
黄四郎：我。
张牧之：再想想。
黄四郎：不会是钱吧？
张牧之：再想想。
黄四郎：还是我重要。
张牧之：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
黄四郎：那谁重要？
如果一定不能活命，黄四郎也希望自己在张牧之心中是个重要的人物，对于做了一辈子鹅城土皇帝的他来说，被人轻视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张牧之：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随着张牧之边说边把目光转向黄四郎，摄影机又开始缓缓移动，但与前面不同，这次黄四郎的反应镜头也动了起来，两个反向的运动镜头和谐地衔接在了一起，这表明张牧之的话终于触动了黄四郎。黄四郎可能没有完全理解张牧之话中的含意，但他知道自己肯定是活不成了。像之前对待六子和马邦德一样，姜文让黄四郎在临死之前保持了作为人的尊严，他接过张牧之递给他的那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手枪，向碉楼走去。
在黑泽明的《七武士》的结尾，面对农民对死去战友的漠然，七武士的首领勘兵卫感慨道：“胜利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们。”现在，作为麻匪七兄弟之首的张牧之，面对只顾着瓜分黄家财产的老百姓和那个迫不及待地想用九种方法弄死黄四郎的武智冲，一定会产生类似的伤感。另一件让他伤感的事是花姐和弟兄们准备离开他去上海。当老三说他要替二哥娶花姐时，张牧之才明白原来当初老二说自己是同性恋只是一句玩笑。既然弟兄们对自己有所保留，那就证明自己可能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因此张牧之会问大家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不高兴。果然，大家说跟他在一起有点不轻松。张牧之突然掏出枪来做出前面花姐要求加入他们时做的那个动作（用花姐的话说，这个动作代表要么成，要么死），这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不过，很快我们就知道张牧之是以这种方式隐晦地表达对花姐的感情。“姑娘，你这么拿着枪，更好看。”他望着花姐说。当花姐这么拿枪时是想加入麻匪，或者说想成为他张牧之的人，当然，在他看来，这时的花姐更好看。张牧之是大度的，他尊重花姐的选择，也尊重弟兄们的选择，他把枪赠给花姐，看着他们骑着自行车离去。的确，在改变旧的生活方式时，年轻人没有多少负担，而这对于张牧之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这时，黄四郎站在碉楼上叫他，把那顶据说更好的帽子扔了下来。帽子在空中飞着，黄四郎发出一阵狂笑，随即消失在爆炸引起的烟雾中。如果说那顶西式毡帽象征着黄四郎曾经拥有的权威，那么，现在他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把它丢给张牧之，除了在最后关头维护自己的尊严外，还带有一种轻蔑之意，因为在他看来，在赢得胜利后，张牧之除了取代自己成为新的权威，没有其他选择。
黄四郎死了，六子、老二、师爷和夫人的仇报了，影片开头那只被困于山间的苍鹰终于能够展翅翱翔于广阔的天空了。这似乎是在暗示，像这只苍鹰一样，张牧之终于实现了自我价值。但果真如此吗？随着镜头缓缓拉开，我们看到张牧之仰望天空思索着。拉镜头所产生的距离感给了我们审视张牧之和他的行为的机会：仅仅靠杀富济贫的传统英雄方式就能推动社会进步吗？随着一个苍鹰飞翔的镜头插入，我们看到摄影机渐拉渐远地离开张牧之。通过这种方式，姜文在视觉上营造了张牧之和那只苍鹰的分离感，从而对他的胜利提出了质疑。果然，我们在张牧之的脸上看不到喜悦和自信，而只有疲惫和迷茫。这时，《送别》的歌声再次响起，一列马拉的火车迎面而来。的确到了应该告别过去的时候了，画外响起了花姐的问话：“老三，去上海还是去浦东？去浦东还是去上海？”而老三则回答：“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在本片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过了7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发浦东的决策，中国从此迈入市场经济时代。在这里，姜文通过老三之口强调上海与浦东的一体性似乎是想表明这两个历史时期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矛盾的，它们其实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花姐与老三画外音在时空上的假定性凸现了这个场景的隐喻意味）。在影片临近尾声时，姜文又设置了一处神来之笔：让张牧之恍惚看到马邦德也在火车上。这为张牧之改变主意提
供了理由（他前面已经和花姐和弟兄们说了再见），[4]他追随那列驶向新时代的火车远去了（图5-8）。
图5-8 张牧之追赶着火车奔向远方
像影片在类型样式上主要参考的美国西部片一样，英雄在结尾时奔向了远方。不过，在美国西部片中，英雄离去是“出世”，因为他无法适应那个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世界，为了保持牛仔的身份，他只有去寻找能继续上演英雄传奇的蛮荒世界。所以，对于身处现代文明社会的西方观众来说，牛仔英雄寄托着他们对回归拓荒者时代成为一个能主宰自我命运的人的向往。而在这部中国式的西部片中，张牧之最后的“入世”则体现了姜文作为一名典型的中国艺术家始终不变的对现实的关怀。的确，中国电影还远未到仅仅满足于为观众制造白日梦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盼望更多的电影工作者能够站着挣钱，因为这不但体现了他（她）作为艺术家的自尊，而且意味着他（她）还不愿放下那份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沉甸甸的责任。
一点启示：他山之石 如何攻玉
尽管姜文宣称他拍一部影片拍到第四个镜头时就会忘掉以前看过的所有电影，[5]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让子弹飞》中看到众多外国影片的影子。例如，麻匪七兄弟让人联想起黑泽明的《七武士》，鹅城的布景和色彩的灵感则似乎来自于萨姆·佩金帕[6]和塞尔乔．莱昂内[7]的作品，将原著中四川的袍哥文化移植到广东的碉楼里则像是受了张艺谋的《活着》的启发。从导演技巧看，动作场面很明显受到吴宇森的影响，而那股近乎残酷的黑色幽默则和昆汀·塔伦蒂诺[8]颇有共鸣。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容易被观众忽略的细节也能在外国电影中找到出处（比如黄四郎的那顶毡帽像是从科恩兄弟的《米勒的十字路口》中借来的，而鹅则是埃米尔·库斯图里卡[9]影片中经常出现的元素）。讲这些丝毫没有想贬低姜文的意思，事实上，能够从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中汲取营养并加以融合改造而形成个人风格正是姜文成功的秘诀。下面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点。
昆汀·塔伦蒂诺是姜文比较钟爱的导演，其实，这两个同年出生的导演除了都对电影有一股狂热的激情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拥有一种不受任何规矩束缚的创造力。对于现在的导演们来说，拍好动作场面并不难，难就难在拍好对话场面。因为如果按照标准的固定机位正反打处理，那么整场戏的成败就会主要系于演员一身，而摄影机的活力却很难充分释放出来。有鉴于此，一些导演尝试用运动镜头拍摄对话场面，比如，塔伦蒂诺在处女作《落水狗》开场以摄影机弧形运动拍摄众匪徒围着餐桌说话的那组镜头就堪称创造性处理对话场景的经典案例。姜文显然很喜欢这个段落，不然他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拍摄《鬼子来了》中那场村民开会的戏，不过比起塔伦蒂诺来，他在使用长焦镜头拍摄特写时显得更加大胆。2007年，塔伦蒂诺在《死亡证据》中再次挑战对话场景的拍摄，用一个长达10分钟的连续运动长镜头来拍摄四个女孩儿在餐桌边的对话。在这个镜头中，导演让设置在四个女孩儿身后的摄影机围绕她们进行环弧形运动，根据她们的谈话内容和情绪随时调整运动节奏、方向和人物景别，从而让这场戏不但动感十足，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像是对塔伦蒂诺的回应，姜文在《让子弹飞》中黄府夜宴那场同样有10分钟长度的三人对话戏中也尝试用几乎不间断的弧形运动镜头来拍摄。但与塔伦蒂诺不同的是，他没有使用一镜到底的方法，而是在镜头运动中频繁地进行分切，从而带来独特的视觉效果。虽然与塔伦蒂诺相比，姜文这么做在镜头调度上的难度系数有所降低，但在运动中分切镜头却增加了轴线关系把握上的困难。我们知道，能否正确处理轴线关系直接影响到观众对剧中人物关系和情节的理解，而这个似乎属于电影拍摄基本常识范围内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却并不那么简单。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得主彼得·杰克逊就自曝在拍摄《指环王》中的圆桌会议时陷入轴线关系的麻烦当中，[10]可见仅仅明白处理轴线的一般原则并不一定在现实中就能应付各种情境。这里除了对规则的充分理解和娴熟掌握外，也需要一点变通的勇气和魄力。在黄府夜宴这场戏中，如果按照通常的做法，首先应该拍摄一个定场镜头确立好轴线关系，然后根据这个轴线关系拍摄单人镜头。不过像许多当代电影一样，姜文放弃了定场镜头，直接以单人镜头开始，通过三个人的视线确立了轴线。虽然采用运动镜头会给保持轴线正确增添一些难度，但如果是在轴线确立的关系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摄影机运动，导演冒的风险并不大。可姜文在这场戏中却频繁地改变轴线，而且坚持摄影机自始至终以从左到右的方式进行弧形运动，这就给自己正确把握轴线关系带来了不小的难度。那么姜文这么做只是想作一次技术上的尝试吗？情况并非如此。当然，在这场戏中，仅从技术角度看，姜文很好地解决了轴线问题，没有让观众产生视觉上的困惑，但这个许多导演都能做到，似乎没有必要花篇幅专门讨论。事实上，这是姜文对电影拍摄一般常识的创造性运用。在这场戏中，他将有关轴线的规则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艺术手段，风格化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物和情节的诠释。比如在图5-9中，当黄四郎问张牧之“那你想赚谁的钱”时，摄影机移过了张黄两人之间的轴线，从而改变了两人的视线方向（黄四郎由向右看张牧之改为向左看）。从剧情来看，黄四郎说这句话是想给张牧之下套，而轴线的改变正是暗示他想成为局面的掌控者。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镜头（图5-10（a）的设计就显得非常有意思。
图5-9 摄影机从左向右移动，越过了张牧之与黄四郎之间的中心线在落幅可以发现，黄四郎是从右往左看张牧之的
图5-10（a） 张牧之看着画右，与前一个镜头中黄四郎的目光恰巧相对，似乎他已经认可了由黄四郎确立的新轴线
在单人镜头中，我们看到张牧之的视线先是朝向右方的，这与上一个镜头结束时黄四郎向左方看着张牧之正好相接，这样看似张牧之已经“认可”了轴线的改变，亦即意味着他将陷入被操控的被动局面。但接下来张牧之突然又把目光移向左方，嘴里说：“谁有钱就赚谁的！”（图5-10（b））
图5-10（b） 张牧之突然又看向画左，因为不知道他在看谁，所以这个镜头让人迷惑
接下来是黄四郎的反应镜头（图5-11），他仍然看着右方，这表明镜头又跳回到原来的轴线关系，黄四郎试图掌控局面的想法未能得逞。而张牧之在这里视线方向的变化（开始他其实是看着马邦德）对观众造成的误导则暗示了他的斗争策略：大智若愚。如果说这组镜头只是姜文在挖掘轴线关系的表现潜力上小试牛刀的话，那么，在下面的拍摄中，他将走得更远。
图5-11 黄四郎看着右方，与张牧之的视线相接，导演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轴线
当马邦德说按惯例将骗来的钱和黄四郎三七分成时，张牧之装作很不高兴地责怪他不该只分黄四郎三成（图5-12）。
图5-12 张牧之假装糊涂，质问马邦德
在这个镜头中，张牧之是看向画面右方的马邦德。根据镜头的位置判断，他和黄四郎仍然应该处于最初的轴线关系中。接下来的镜头（图5-13）中，马邦德看向画面左方的张牧之，符合两人之间的轴线关系。但这个镜头的有趣之处在于把黄四郎也放了进来，从而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张黄之间的轴线关系。这时的黄四郎和马邦德一样朝画右看着张牧之，表明两人都被张牧之的表现给惊了一下。下一个镜头单拍黄四郎（图5-14），从表情中似乎可以判断他已经猜到了张牧之的意图。但再下来一个镜头（图5-15）姜文又跳回到原来的轴线关系上，而由于在这个镜头中张牧之处于画面中心，他的主导地位变得十分突出，黄四郎就显得很被动，好像是被张牧之硬拉回原来的关系中似的。就在黄四郎对新的轴线关系开始适应的时候（图5-16），姜文在接下来的镜头（图5-17）中让张牧之和马邦德的轴线又发生了变化。
图5-13 马邦德的反应，黄四郎也被带入画面，两人都陷入迷惑中，注意黄四郎看着画左的
张牧之相对于上一个镜头张黄的轴线关系，这是一个跳轴镜头
图5-14 单拍黄四郎以强调上个镜头的跳轴同时，它是在张黄两人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轴线关系（注意画左张牧之的衣角），这时的黄四郎正在揣测张牧之话中真意
图5-15 又是一个跳轴，回到了最初由张牧之主导的轴线关系中
在这个镜头中，张牧之用责备的目光看着马邦德，轴线的变化表明他对马邦德的控制。下面的镜头（图5-18）中，马邦德向张牧之道歉，姜文再次将黄四郎放入画面，从而再次改变了他和张牧之的轴线关系。
图5-16 就上一个镜头张牧之与马邦德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跳轴镜头，表现出马邦德的疑惑
图5-17 在张牧之和马邦德之间再次跳轴，表明张牧之搞得马邦德晕头转向，而这时张牧之和黄四郎之间仍然遵循着最初的轴线关系
此时他和马邦德都望向画右的张牧之，姜文以此暗示黄四郎和马邦德一样不明白张牧之的真正用意。可能还嫌对黄四郎捉弄得不够，接下来姜文又通过切入张牧之的单人镜头（图5-19）再次将黄四郎置于和张牧之最初的轴线关系中。这样一来，张牧之说的“你太错了”就不仅是在讽刺马邦德，同时也是在嘲弄黄四郎。要知道，在这组镜头中，黄四郎没有一句台词，怎样表现他的内心活动？如果是写小说，那只要加入几句对黄四郎的心理描写就能达到目的，可拍电影怎么办？难道只能单纯依靠演员的面部表情吗？我们知道，人的面部表情既拥有无穷的表现力，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暧昧性和模糊性。因此，要让观众准确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不调动恰当的电影表现手段是很难奏效的。在这里，姜文充分利用了电影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轴线关系的打破与重设，将黄四郎对张牧之产生误解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同样，张牧之的那句台词“你太错了”也产生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图5-18 马邦德如张牧之所料认错了，但由于将黄四郎也带入画面，我们发现，对于张黄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跳轴镜头
图5-19 对于上一个镜头里的张黄关系而言，镜头再次出现跳轴，表明黄四郎再次受到耍弄，这让张牧之说的那句“你太错了”具有一箭双雕之效（明说马邦德，暗讥黄四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这场戏的拍摄上，姜文既借鉴了塔伦蒂诺式拍法的优点（通过摄影机运动让静态的对话场面产生活力），又通过对其改造（通过分切镜头造成轴线关系的变化来暗示人物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个例子足以证明《让子弹飞》的成功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姜文牺牲艺术追求换来的，而恰恰是他坚持高品位、严要求，努力将商业类型片艺术化的结果。纵观当今影坛，奢靡之风盛行，浮躁之气蔓延，一些创作者以服务大众为幌子掩饰自己贫乏的创造力和不思进取的态度。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来之不易，越是在这个时候，电影制作者越应该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真正潜下心来认真研究学习世界各国电影的创作经验，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注释】
[1]参见《〈太阳〉是一次火力侦察，有争议让姜文很满意》2007 年9月30 日，津报网转自《城市快报》。
[2]李宏宇． 姜文：拍个挣钱的片不难[N]． 南方周末，2010-12-09.
[3]李宏宇．姜文：拍个挣钱的片不难[N]．南方周末，2010-12-09．
[4]对于张牧之为什么会看到马邦德可以说是姜文在最后为观众设置的一个谜题。对于这个谜题最容易的解释是张牧之因为感情上的孤独才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幻觉的产生是因为张牧之在除掉黄四郎后患上了革命综合征，他需要再寻找另一个黄四郎来满足自己继续革命的渴望。这样一来，张牧之最后随火车而去就具有某种历史讽喻性：这个革命英雄既有可能成为那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护航者，也可能成为它的威胁。在香港英皇公司发行的影片DVD花絮中，我们看到火车上那个酷似马邦德的人是由周润发扮演的，这似乎有助于印证第二种推断。
[5]冯敏儿． 姜文子弹笔记 让我飞多一会儿[N]． 苹果日报，2011-01-13．
[6]萨姆·佩金帕（1925-1984）美国导演，代表作有《日落黄沙》（1969）、《稻草狗》（1971）等，被誉为暴力美学电影的开山鼻祖。
[7]塞尔乔·莱昂内（1929-1989）意大利导演，代表作有“镖客”三部曲和“往事”三部曲，是意大利通心粉西部片的一代宗师。
[8]昆汀·塔伦蒂诺（1963- ）美国导演，代表作有《落水狗》（1992）、《低俗小说》（1994）、《杀死比尔》（2003）、《无耻混蛋》（2009）等，被誉为“唯一一个像摇滚明星一样受到全球喜爱的美国导演”。
[9]埃米尔·库斯图里卡（1954— ）塞尔维亚导演，代表作有《爸爸出差去了》（1985）、《流浪者之歌》（1989）、《地下》（1995）、《黑猫，白猫》（1998）等，曾两次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10]参见彼得·杰克逊在美国新线公司2003年发行的《指环王》DVD的随片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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