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电视剧的美学形态体现为,中国电视剧早期的美学形态

第二章　中国早期电视剧的美学形态

主要内容

★电视剧和电影、广播剧、戏剧的联系与区别

★初创时期电视剧的两种主要形态：电视小戏和电视报道剧

★电视小戏和电视报道剧的艺术特征

初创时期对中国电视剧的认识是建立在“演播室里播出的戏剧”这一观念基础上的。那就是：“在演播室里演出的戏剧，经过多机拍摄，镜头分切的处理，运用电子传播手段，通过电视屏幕，传达给观众的特定的艺术样式。”⁽¹⁾

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对早期电视剧表现手段的概括。早期电视剧的表现手段，很多直接受益于戏剧、电影和广播剧的创作经验。在中国电视剧问世时，电影和广播剧这两种艺术形式已比较成熟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开端是以1905年《定军山》的拍摄为标志的，但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秋，中国人就首次见识到了“西洋影戏”这种早期的电影形式⁽²⁾，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国电影工作者向西方电影学习拍摄技巧和艺术手段，尤其是新中国电影向苏联学习电影，在制片方针、组织机构、制片管理、培养干部以及发行放映、电影工业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方法，使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迈向了正规化的生产，也使得完备的电影管理体制得以建立。电视剧的创作与电影创作由于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电影艺术的创作经验，理所当然地成了电视剧创作的主要借鉴。对于广播剧而言，中国的广播事业发端于旧中国无线电事业，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使得广播事业的发展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1923年1月，在中国上海办起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就是由美国人开办的。除美国外，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都在中国开办过电台，“他们所办的电台累计近100座，时间前后达二十余年之久”⁽³⁾。这些广播电台运用于商业、军事和侵略中国获取情报的目的十分明确，而国民党政府办的电台主要也是在于政治宣传，他们不可能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需求。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标志着人民广播事业的开始，它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与“旧中国广播事业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⁴⁾广播剧这种新的艺术样式也就是伴随着人民广播和新中国的广播事业发展起来的，并为电视剧创作在声音的运用方面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至于戏剧，是多种叙事艺术样式生成的母体，电影就是拄着戏剧的拐杖一路走过来的，电视剧的“剧”的特征较之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早期的电视剧干脆就是经过排练再播出的舞台戏剧。

这种观念的形成，还来自于早期电视主创人员的创作理念。尽管电视剧和电影、广播剧一样，都是上个世纪作为新兴的现代艺术形式出现的，都还不足以与源远流长的自成体系的戏剧艺术相提并论，可从形式上要区别电视剧与电影、广播剧的差别，尤其是彼此比较接近的电视剧与电影的差别，在当时是有一定难度的。当时，对于电视剧和电影差别的普遍认识就是：“直播”是电视剧和电影、戏剧最根本的区别。尽管初创时期的电视剧创作人员就已经注意到直播对于电视剧艺术创作的诸多致命的弱点，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但这种观点却未引起电视剧创作界的足够重视。作为较早地阐述电视剧艺术特性的学者，赵玉嵘在《电视剧浅议》一文中从技术批评的角度探讨了“直播不可能达到高质量”的理由：由于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是建立在长时间的排练、布光、摄影、洗印、剪辑、配音等步骤的基础上，它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一步步精雕细刻地完成”，而“直播电视剧，要求一气呵成，尽管在播出前有几次带机排练，也只能使之配合得稍微协调一些，而不可能达到环环合拍、丝丝入扣的程度”，“就表演、摄像、导演剪辑三方面来讲，达到统一的节奏就很难”，“那么当演员、摄像、录音、导演、音乐、特技、效果、照明……所有创作部门同时动作的情况下就可想而知了。”⁽⁵⁾赵玉嵘还从直播不能充分发挥蒙太奇的作用，直播电视剧的图像存在严重的透视歪曲，从摄像角度提出的“调度”无法同人物动作取得必然的联系，以及可能出现的演播事故等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充分的论证，从而得出结论：“种种由于直播引来的缺欠，使直播电视剧难以达到高度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当然，随着对电视剧艺术本体的深入认识，如今已没有必要再对“直播”是区别电视剧和电影、戏剧的属性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但正是当时“直播”的理念，使得电视剧的创作形式受到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