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明星的“真人秀”浪潮

电影明星的“真人秀”浪潮，有着各种驱动力的合力作用结果，一是它展现了一种“明日寓言”生活，童话一般的明星真人秀“奢华”以及“时尚”图景，似乎是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以及召唤，吸引少男少女们在“虚幻”吸附中趋之若鹜；二是高收视率的明星真人秀，投入与产出能够产生巨大的“暴利性质”，完全不低于一部热门的高收视率电视连续剧，而电影明星也成为“暴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获益也完全不低于一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三是它也适应了电影明星的综合形象“包装”或者“打造”需求，“红”的明星可以更“红”，有点“红”甚至“未红”的电影演员则是可能成为“蹿红”的契机，故而出现了没有电影和电视剧代表作的“影视红星”；四是形成了“半角色表演”形态，电影明星虽是“真人”出演，却是有编剧、有剧本的表演“秀”，因此，介乎于真人表现与表演之间，乃是一种综艺性质的“半角色表演”，真假虚实，尽以“秀”为目的。

理查德·戴尔认为，明星如何生活的，乃是好莱坞的“传奇性”的一大要素。^[36]明星作为“消费的偶像”，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一种“炫富消费”或者“摆阔消费”，明星诞生在商业社会，作为“无权势的精英”，明星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直接依靠的是形象，而一个时髦、时尚和潮流的形象是每一个明星都竭力追求的，而围绕时尚所进行的“炫富消费”自然成为明星的日常。从发型妆容、服饰箱包、珠宝首饰到豪宅香车，明星台前幕后的奢华时尚既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生活，更是他们精心塑造的形象。也或者说，这种“炫富消费”其实是维持明星形象的一种“标配”。如此，既获粉丝崇拜并由此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同时也使年轻人模仿并进而影响他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爸爸去哪儿第一季》中，林志颖、张亮在节目中使用的某些大牌商品在节目播出后“大卖”。张亮在节目中使用的“TIGER”牌水杯受到年轻人的热捧，近千元的水杯其附加值都来自明星效应。李湘的女儿王诗龄在节目中更是身着奢侈品服饰，衣服箱包皆是国际一线大牌，观众对明星的消费已转嫁到明星子女身上。“真人秀”节目通过“秀”真人，不仅“秀”了明星本人，也“秀”了明星家人与朋友，在这样一个做秀的年代，明星的“秀”既消费了明星本人，同时也消费了明星家人，这场“秀”完成了对明星形象的透支消费。奢侈品装扮下的儿童，既是明星通过“炫富消费”进行身份确认，也迎合了观众对明星和奢侈品的崇拜心理，明星对奢华的追求打造了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虚幻”，电视媒体通过“真人秀”节目将“虚幻”推向普罗大众，奢侈品代替了审美趣味成为价值的评判标准，“虚幻”人生营造了少男少女的未来世界。

根据网络媒体的报道，“真人秀”嘉宾的出场费并不低于甚至远远高于明星电影演出收入。例如，“跑男”的出场费，邓超3 000万、Angelababy800万、王宝强800万、李晨400万、郑恺400万、陈赫400万、王祖蓝200万，《极限挑战》明星出场费，黄渤是4 800万、黄磊是3 000万、孙红雷则是一天300万，《笑傲江湖》冯小刚的出场费是2 000万，《造梦者》姜文出场费是4 500万，《中国好声音》周杰伦出场费2 000万，《一年级·大学季》的佟大为出场费2 000万。“真人秀”节目制作一方面有天价赞助费，另一方面制作周期比电影或电视剧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暴利”获得了明星的青睐。另外，像邓超、佟大为等明星，他们在演出电影的费用远远低于他们的“真人秀”。由此可见，“真人秀”重“秀”而轻演技。一直以来，邓超都算不上国内一线男星，更让人记忆不起他有什么大银幕作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靠“秀”、“虐”、“撕”的节目让邓超迅速“飘红”。可见，“真人秀”节目追求的是“眼球经济”、“粉丝经济”，节目组并不在乎演员的素养与演技，只关注演员能否制造“疯癫”、演绎“浮夸”。

愈演愈烈的“真人秀”节目成为国内各大卫视争夺收视率的“杀手锏”，通过节目走红或再度走红的明星无疑是这场“真人秀”狂欢的受益者。《奔跑吧，兄弟》中的陈赫、王祖蓝、李晨，《爸爸去哪儿》中的林志颖、张亮、曹格，《极限挑战》中的罗志祥、王迅等。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不仅再度红火了已经过气的林志颖，还捧红了模特张亮。向来负面新闻缠身的曹格，一直因为酗酒打架给观众较差的印象，但自从参加《爸爸去哪儿》之后，曹格作为父亲的温暖形象被观众喜爱，也得到了歌迷的再度认可。曹格作为参演“真人秀”的成功案例在于，节目组为爸爸和孩子们都设置了同样的情境，如何与孩子相处和交流就成为节目看点，也是明星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无论是邓超的“疯癫”还是曹格的“真情流露”，以表演为业的明星，既需要在节目上完成社会表演中“兄弟”、“爸爸”的角色，又要在电视上完成银幕表演“明星”的角色。“半角色表演”形态，电影明星虽是“真人”出演，却是有编剧和剧本布控下的表演“秀”，因此，模糊于真人表现与表演之间，属于边缘性质的“半角色表演”，真假虚实之中完成“秀”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