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运用统计学原理,从社会学、运动训练学视角切入,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彭说龙(1991)利用社会学理论原理作为视角切入,将各省市参加第6届全运会的团体总分和单项所得分的总和分别作为宏观、中观、微观指标的应变量,通过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处理,探寻各层次影响因素对省市竞技体育总体发展的综合影响与作用,得出社会经济建设等宏观社会指标对竞技体育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制约的结论。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中观体育指标多体现在体委的管理水平和人力、财力等体育系统内部的资源配置与利用率;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微观体育数据多体现在体育场地的物质资源数量和各项目运动人数的多少[2]。
谢亚龙(1992)等人认为,在竞技体育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导致某项目运动水平提高的因素极其复杂。从运动项目所依托的发展环境出发,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环境影响;从体育发展内部系统的角度出发,有训练、竞赛、管理等体制约束;微观层面有训练理论与方法手段、训练科研仪器与设备以及运动医疗和营养恢复等训练保障条件。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了该项目的发展[3]。
司虎克(1999)等人通过理论分析,将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概括为包括3个层次、19个指标的逻辑体系,通过问卷调查意向性指标数值赋分的统计方法,将体系中各项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6个方面因素与竞技体育发展之间存在相关关系(F=149.9878,P<0.01),依据6个因素影响力大小排序分别是:体育科技进步因素、宏观因素、中观因素、体育场地设备器材因素、体育竞赛规则变化因素、体育竞赛规模与次数因素[4]。
詹建国(2001)等人认为,单纯的某一指标不能全面、准确地衡量竞技体育发展水平,通过构建包含竞技体育发展所依托的社会宏观制约因素和竞技体育内部系统运转所需要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等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体育管理体制、运动训练科学化等微观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才能使得评判更加科学、有效[5]。
刘志民(2002)等人在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有大胆的创新和突破,通过两轮五级评分专家问卷调查法,从众多指标项中筛选出4类41项重要指标,根据各类、各项指标的权重和标准权重进行排序,初步构建了由4类41项指标构成的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6]。
邓万金(2011)等人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研究切入点,结合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和当前世界竞技体育格局发展动态,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实情为出发点,通过层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构建了以动力层、支撑层、环境层3个一级指标,竞技体育教练员、运动员资源竞争力等12个二级指标和国家级竞技体育教练员人数、国际级竞技体育运动健将人数等37个三级指标所组成的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该体系逻辑严密,层次清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7]。
(2)运用系统学原理,从社会学、运动训练学、项目基础理论视角切入,对竞技游泳运动发展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许琦(2004)认为,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影响因素可以划分为社会环境、训练保障和核心层次,不同层次及各因素相互联系和作用,共同推动着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不断发展[8]。
张大超(2006)认为,优秀游泳运动员的训练过程监控主要包括决定性因素监控和影响性因素监控两大类[9]。
杨改生(2009)等人通过对世界游泳格局和发展态势的深入研究,发现影响世界竞技游泳优势转移的因素较多,核心要素是运动员的体能和技能,其直接决定了竞技能力的高低;训练作为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首要干预手段,其科学化程度决定了训练水平的高低;科技保障是促使训练达到预期目的的必要条件;社会经济、项目群众基础和政策导向对竞技游泳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环境影响;而地理、文化和政治则是竞技游泳发展的基础平台[10]。
温宇红(2009)等人通过调查法、个案分析法等方法,发现高水平游泳运动员个性化训练的影响因素可以从来源途径、影响性质、时空方位和训练控制四个不同角度,分为四个相异的体系[11]。
李思民(2010)利用系统理论原理,将影响中国竞技体操运动发展的因素归纳为环境、系统、要素3个层次,人员类、训练类、竞赛类、管理类、环境类5大类和16项具体要素指标,其指标确立的方法和思路对同类研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12]。
王卫国(2012)运用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等方法,分析影响我国竞技体育潜优势游泳、网球等项目的发展因素,结合当前国内外竞技体育的发展现状,提出影响我国竞技体育潜优势项目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源因素、运动训练因素、科研经费投入因素和管理制度因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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