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明的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在1558年11月17日继承了她同父异母姐姐的王位。当时她才二十五岁，在国事处理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但她凭借遗传的天赋以及后天的教育具备了优秀的才能，这是英格兰之幸。伊丽莎白的父亲是谁，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威严的姿态、赭色的头发、雄辩的口才以及与生俱来的高贵，都宣告着她是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很快，人们又发现她与亨利八世之间的其他相似之处：面对危机，他们都勇敢镇定；意志受到违抗时，则更为坚决；精力充沛，似乎永不知疲倦。她还有许多与亨利八世一样的消遣方式与特长，如酷爱打猎，精于箭术和使鹰，擅长舞蹈和音乐。她会说六种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阅读水平也很高。像父亲与祖父一样，伊丽莎白生性好动，住址总是换来换去，因此人们常常不知道下个星期她会在哪里就寝。

幼年时处境艰难，青少年时又身处险境，这些是伊丽莎白人生中无法抹去的经历。父亲活着时，人们宣称她是私生女，将她从宫廷里赶了出去。玛丽在位时，她差点儿就因走错一步而丢掉性命，这也证明行事谨慎并善于掩饰是大有好处的。伊丽莎白在青年时期就学会了该在何时保持沉默，怎样等待时机，并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她优柔寡断，节俭吝啬，她性格中的这些特点肯定也使她的顾问们失望，但国库从来也没有足够的钱支持她所有的冒险活动。而且，在那个时代汹涌的洪流中避免做出无可挽回的决定，有时也是明智的。时代要求国家元首应精明狡黠、深谋远虑且善用权谋，这些特点伊丽莎白身上都有。她还非常知人善用，并对臣民奖罚分明。

伊丽莎白头脑敏锐，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无人能及。很多外国使节都承认她谈话妙趣横生，巧妙灵活，这是很有道理的。她气质忧郁，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怒气冲天。她的思维令人难以琢磨，在言行举止方面显得生硬，甚至表现粗鲁。在气头上时，她会打财政大臣一记耳光，或者把拖鞋扔到秘书的脸上。她与异性的关系比较亲密，从表面上看却是大大咧咧。一位著名顾问曾说：“有时她比男子还强大，有时却连一般女子都不如。”尽管如此，她却有能力激发民众为她效忠，这一点大概是英国历任君主所无法比拟的。以现代的眼光看，朝臣对她的奉承可能有些奇怪，可她确实从未亏待过人民。她仅凭直觉就知道怎样去赢得人民的拥护，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与臣民之间是一种长期的调情关系。她将爱给予了国家，这种爱她从未对任何个人单独表露过，臣民则对她报以忠诚，近乎崇拜的程度。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英明的伊丽莎白女王”这一美名，不是没有原因的。

很少有君主像伊丽莎白那样，继位时面临如此之多的危险。英格兰为了西班牙而丢掉加莱，并且还引起了法国的敌视。都铎王朝对苏格兰的政策也宣告失败，自中世纪以来法国-苏格兰联盟所产生的威胁再次出现。在欧洲天主教看来，苏格兰女王玛丽要比伊丽莎白更有资格登上英国王位。她是法国王太子的妻子，后者在1559年继承王位，是为法王弗朗西斯二世。有法国做后盾，苏格兰女王玛丽颇有希望戴上英国王冠。苏格兰摄政王、玛丽女王的母亲玛丽·吉斯奉行亲法和亲天主教的政策，爱丁堡与巴黎都是吉斯家族在执掌大权。早在亨利八世去世前，英格兰的财政收入便捉襟见肘，它在欧洲的货币市场安特卫普信用很低，政府必须支付百分之十四的利息才能贷到款。货币经过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进一步贬值，到现在已处于混乱状态。英格兰唯一的正式盟友西班牙也因宗教问题而对新政权产生怀疑。伊丽莎白就任时，爱德华六世时期的一位枢密院书记曾对当时形势做过如下评述：“女王经济拮据，国家财源枯竭，贵族贫穷没落，军队缺少优秀官兵，民众混乱，法纪废弛，物价昂贵，酒肉和服装滞销。我们内部存在分歧，还得与苏格兰和法国同时作战。法王一只脚踏在加莱，一只脚踏在苏格兰，凌驾于英格兰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却没有可靠的盟友。”

伊丽莎白从小在新教下成长起来，是新教教义培养出来的优秀典范。在她周围云集了一批最能干的新教徒，其中有即将成为她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马修·帕克，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当时的一流学者罗杰·阿斯坎以及首要人物威廉·塞西尔。塞西尔随机应变的能力强，曾在萨默塞特和诺森伯兰掌权期间，担任过秘书大臣。毫无疑问，他是十六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塞西尔关心国事，勤于职守，行事谨慎，判断准确。伊丽莎白仅凭直觉，就对塞西尔委以重任。她对塞西尔说：“我认为你不会受到任何礼物的腐蚀，并会忠于国家。同时，不受任何私人意志的影响，而向我提出你认为最好的建议。”年轻的女王把国务大臣的重担交给塞西尔时，塞西尔只有三十八岁。尽管在日常接触中，他们之间也有过口角与不快，但伊丽莎白与塞西尔的这种密切合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直到塞西尔去世才终止。

缓和国内的宗教矛盾，解除来自苏格兰的威胁是英格兰的当务之急。按照法律，英格兰成为新教国家，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玛丽女王为确立天主教地位而颁布的法律均被废除。但至此，伊丽莎白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人民开始争论新问题，内容不仅涉及宗教教义与教会权力，也涉及政治权力的性质与基础。从十四世纪八十年代的威克利夫运动（Wyclif）以来，英格兰社会就有一股反对教会的暗流。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自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以来，第一次有许多人认为，只要自己确信现存的制度是错误的，就有责任反对它。但由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盘根错节，以至于违抗一方就是在挑战另一方。自选教义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正如人们不能决定该去遵守哪部法律、该服从哪位地方官一样。人们至少在表面上必须服从教会，充其量只能在心里沉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欧洲的剧烈动荡中，要让人们保持沉默也是不可能的。人总是要说话的，他们彼此间秘密交谈，在文章里发表意见。这些文章印刷上千册，被带到哪里，便在哪里引起人们的激动与好奇。即便规定只有应招之人才可合法议论国事，但民众还是会仔细阅读《圣经》，根据圣经新约福音书作者和耶稣使徒的话，去检验教会的教义、制度以及各种仪式。

正是在这个时候，清教徒第一次登上了英国的历史舞台，在接下来的百年中，他们将产生重大影响。清教徒们在理论与组织上讲求民主，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容忍任何有异己观点之人，并在教会与政府中，向伊丽莎白的权威发起挑战。尽管伊丽莎白一直主张信仰自由，并诚恳地说她“不干涉人的灵魂”，却也不敢放任这些清教徒们在教会和国家机构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少数活跃的分裂力量，很可能就将伊丽莎白精心构筑的和谐国度毁掉。必须把新教派从敌人的阵营里挽救回来。伊丽莎白在实践中看到了她未来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在理论层面所发表的高见：“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她意识到，除非政府控制教会，否则力量便太过弱小，而无法在欧洲天主教世界日益高涨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幸存下来。不久之后，伊丽莎白不仅要对付来自外部天主教世界的威胁，在国内还受到清教徒的攻击。清教徒们的领袖是玛丽女王统治时期那些狂热的流亡分子，现在他们纷纷从日内瓦和莱茵兰的城镇返回英格兰。

尽管如此，欧洲的宗教改革传到英格兰后，立即面目一新，整个社会激烈辩论的新问题，如国内教会与罗马教廷以及与国王之间分别是何种关系，国内教会未来采用何种制度、何种宗教法，如何处理教会以及修道院的财产等，都只能由议会来决定。清教徒很快便在议会中形成一个规模日益壮大且敢说敢言的反对派团体。议会中的绅士们却产生分歧，仅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大概还是完全保持一致的：第一，他们一旦分得了大修道院的土地，便不想放弃。第二，只要不再爆发玫瑰战争，便万事大吉。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则分为严重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改革已恰到好处，另一派则认为，还应该再进一步推行改革。这两派后来先后演变为保皇派与清教徒、国教派与非国教派、托利党与辉格党。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害怕出现王位之争与内战，同时也是因为只有国王才能在政策与法律方面拥有决定权。

英格兰的直接威胁来自于北部边境，法军支持具有法国血统的苏格兰太后。苏格兰贵族中间出现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清教团体，他们在一些遭受迫害的教士们的怂恿下，拿起武器反抗太后及法军。在日内瓦流亡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猛烈抨击外族统治，并强烈谴责“女人的邪恶统治”。在他看来，女子治国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伊丽莎白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如果法国势力控制了苏格兰，那么他们下一步就要夺取自己的王位了。由于缺钱，伊丽莎白无法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只能派舰队封锁苏格兰的港口，防止法国增派援兵。武器与给养通过边境被偷偷运进苏格兰，交给新教派。诺克斯现在获准取道英格兰返回自己的祖国苏格兰，他的学说具有重要影响。英格兰派出一小支部队支持苏格兰新教徒，在此关键时刻，玛丽·吉斯去世，伊丽莎白遂以四两拨千斤的力度，取得了胜利。根据1560年签订的《利斯条约》（the Treaty of Leith），新教在苏格兰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此时，法国却陷入宗教冲突之中，还得集中力量应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伊丽莎白终于得到喘息之机，能够思考一下未来的事情。

对那时的英国人来说，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即国家的安定取决于王位有确定继承人，伊丽莎白女王的婚事这一敏感问题，开始成为笼罩在英国国家政治生活上空的阴云，她对此事的态度也显示出她坚强而复杂的性格。民众现在都很清楚伊丽莎白肩负何种责任。如果嫁给英国人，她的权力就会被削弱，求婚者们也会相互残杀。伊丽莎白在很久以前便爱上了诺森伯兰那个英俊又野心勃勃的小儿子罗伯特·达德利，并将他晋封为莱斯特伯爵。她从朝臣们对此事的反应中看出，在国内择婚必然引起不良后果，这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在伊丽莎白登基的最初几个月里，她还曾考虑过自己的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求婚。与西班牙的联姻给她的姐姐玛丽带来了不幸，但如果伊丽莎白与菲利普二世结婚，却可能得到一位强大的朋友，拒绝他，则可能让菲利普二世对英格兰的宗教仇恨公开化。但到了1560年，伊丽莎白的处境暂时好转，因此便能拖延一时，静待时机。嫁给欧洲某个国王则意味着要将自己也卷入该国的欧洲政策之中，并被丈夫的敌人所仇视。因此，尽管议会请求他们还是处女的女王结婚并生个继承人，却总是白费力气。伊丽莎白非常生气，说这事没得商量。她的策略就是以自己终身不嫁为代价，使臣民免于承担因联姻而产生的义务，同时利用未婚这个条件吸引求婚者，以分化反对她的欧洲联盟。

当时，苏格兰女王是玛丽·斯图亚特。她年轻的丈夫法王弗朗西斯二世继位后不久便去世。1560年12月，玛丽·斯图亚特返回苏格兰。她母亲在吉斯家族里的几位叔叔很快便在法国宫廷失势，她的婆婆凯瑟琳·德·梅第奇取代吉斯家族，成为查理九世统治时期的摄政王。于是，在十六世纪后半叶，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三个国家均由女子掌权，但只有伊丽莎白的统治是稳固的。

尽管处境相似，但玛丽·斯图亚特的个性与伊丽莎白完全不同。她也是亨利七世的后代，身居王位，生活在女子罕见为王的时代，现在则为孀居。玛丽·斯图亚特来到苏格兰后，便打破了伊丽莎白通过《利斯条约》所实现的微妙平衡局面。英国贵族中的天主教势力支持玛丽·斯图亚特的主张，北方的贵族们尤为活跃。他们中有些人希望能够得到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但伊丽莎白了解自己的对手，知道玛丽·斯图亚特无法将自己的情感与政治分割开来。这位苏格兰女王缺乏谨慎自制的能力，而这一点，伊丽莎白在她的苦难童年里便早早学会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婚事表明这两位女王是截然不同的。伊丽莎白看到从自己的宫廷选择丈夫是很危险的，因此避免这样做，但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后没几年，便与她的堂兄达恩利勋爵亨利·斯图亚特结了婚。那是一个身体羸弱、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拥有都铎家族与斯图亚特家族的血统。玛丽的这场婚姻以悲剧而收场。老牌封建派系在宗教冲突中势力得到加强，从而将苏格兰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玛丽·斯图亚特的权力在逐渐丧失。她从讲求文明的法国宫廷中带回国的宠臣不受欢迎，其中一位宠臣戴维·里奇欧竟被人当着玛丽·斯图亚特的面杀死。玛丽的丈夫也成了反对派的工具，心死之余，她密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1567年，玛丽·斯图亚特又与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博斯威尔伯爵詹姆斯·赫伯恩结婚。他是个好斗的边疆贵族，他那桀骜不驯的刀剑或许能保住玛丽·斯图亚特的王位与幸福，但她还是在斗争中失败了，被监禁起来。1568年，玛丽·斯图亚特逃到了英格兰，自投伊丽莎白的罗网。

但此时的玛丽比她在苏格兰时还具危险性，成为谋害伊丽莎白的各种阴谋活动的中心。她的存在威胁着新教英格兰的生存。西班牙的密使潜入英格兰，煽动叛乱，并拉拢伊丽莎白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臣民。反对宗教改革的各种力量纷纷爆发出来，反对欧洲唯一统一的新教国家。如果信奉新教的英格兰被摧毁，那么其他所有国家的新教似乎都难逃被镇压的命运。第一个措施就是暗杀，但伊丽莎白的仆人们都很出色。塞西尔的助手、后来成为他政敌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追查到了西班牙密使及英国忤逆者们的行踪。沃尔辛厄姆是个才思敏捷且极具热忱的新教徒，玛丽·都铎统治时期，他流亡国外，因此对欧洲政治的了解胜于伊丽莎白的任何一位顾问。他建立的秘密组织在当时的欧洲无人可敌，但也总会有漏网之鱼。只要玛丽·斯图亚特还活着，威胁就会存在。心怀不满的公众及图谋不轨的人物会利用她本人及她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来将伊丽莎白毁灭。1569年，这种威胁成为现实。

英格兰北部地区要比富庶的南方原始落后得多。那些骄傲、桀骜不驯的半封建贵族们感到，自己不仅受到了伊丽莎白权力的威胁，还受到了包括塞西尔家族与培根家族在内的大量新贵们的威胁。这些新贵因关闭修道院而大发横财，对政治权力极度渴望。尤为重要的是，南北方之间还存在严重的宗教分歧。南方主要信奉新教，北方则仍然主要信奉天主教。在荒凉贫瘠的山谷中，修道院一直是公共生活与慈善事业的中心。关闭修道院促使人们对亨利八世发起“求恩巡礼”运动，如今又使他们对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进行顽强抵抗。有人建议玛丽·斯图亚特应与诺福克公爵结婚，诺福克公爵这个爵位在都铎王朝之前的贵族中颇为显赫，现在，他懦弱的头脑被调转方向，要为英格兰王位去赌一把。不过，他还是及时悔改了。但1569年，诺森伯兰伯爵与威斯特摩兰伯爵却在北方发起一场叛乱。玛丽·斯图亚特被圈禁在特伯利，由伊丽莎白的表兄、军人亨斯顿勋爵看守。亨斯顿勋爵来自博林家族，是伊丽莎白为数不多的亲戚之一，始终对她忠心耿耿。在叛乱分子还未占领太多地方时，伊丽莎白被紧急转移至南方。她没有及时意识到叛乱的危险。她说：“这几个伯爵虽是名门望族，但却力量不大。”叛乱分子计划拿下英格兰北部，然后静待伊丽莎白反击。他们彼此互不信任。南方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按兵不动，叛乱分子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行动计划，在北部山区分裂成众多小股武装，后来狼狈地逃到苏格兰。天主教徒大规模反对伊丽莎白的第一次阴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惨淡经营十二年后，伊丽莎白终于成为全英格兰地位无可挑战的女王。

罗马教会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报复。1570年2月，曾担任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的教皇庇护五世发布训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从那时起，欧洲天主教国家的首领西班牙便拥有精神武器，在需要时即可对英格兰发起攻击。伊丽莎白的地位受到削弱。议会开始对她不结婚这件事越来越不满，因此不断请求伊丽莎白择婿结婚，此举却迫使她在一怒之下，采取了行动。她与凯瑟琳·德·美第奇进行了谈判，两国于1572年4月在布洛瓦结为盟友。两位女王都不信任西班牙，凯瑟琳意识到，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都受到了西班牙的威胁。在较短时间里，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伊丽莎白。西班牙的薄弱环节在尼德兰。那个富庶地区的健壮居民早就对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不满了，整个地区即将发生叛乱。《布洛瓦条约》尚未签字，有“海上乞丐”（Sea Beggars）之称的荷兰著名反专制主义者们便占领布里尔镇，叛乱的浪潮席卷低地国家。现在，伊丽莎白在欧洲大陆有了一位潜在的新盟友，她甚至在考虑嫁给法国凯瑟琳太后的一个小儿子，条件是法国不要趁叛乱入侵尼德兰。但在巴黎发生的一起可怕事变，使伊丽莎白的计划落空。在1572年8月23日圣巴托洛缪节前夜，亲西班牙的极端天主教徒吉斯家族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发起大屠杀，夺回了十年前失去的政权。伦敦对此反应激烈，英国驻法大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被召回。当法国大使觐见伊丽莎白女王，想向她解释所发生之事时，伊丽莎白与她的大臣们都身着黑衣，默默迎接他的到来。伊丽莎白一面履行新教国家女王所应担负的职责，一面充当法王之子的教母，并继续就她与法王弟弟的婚事进行商谈。

伊丽莎白没有实现与法国王室结盟的计划，因此不得不向法国胡格诺派与荷兰人提供秘密援助。由于资金有限，不到生死攸关的时刻，伊丽莎白不会出手相助，因此能否成功便取决于是否找准了时机。沃尔辛厄姆现在是国务大臣，成为政务会里地位仅次于塞西尔的二号人物。他认为这些援助还远远不够。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流往海外并在巴黎担任大使的经历使他确信，只有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新教给予大力支持与援助，新教才能在那里生存下去。从长远看，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早晚会爆发战争，他极力主张在最后的较量来临前，尽力保有并争取潜在盟友。

此时已是伯利勋爵的塞西尔反对这些主张。从亨利七世起，与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就是都铎王朝的传统，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的婚姻就体现了这种关系，商业利益则使这种关系不断加强。西班牙仍控制着尼德兰的广大领土，与它保持友好关系，便能为英国的羊毛与布匹保有巨大的市场。玛丽女王与菲利普的婚事曾在英格兰引起普遍反感，但在伯利勋爵看来，不宜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参与到尼德兰叛乱者反对菲利普的活动中去。这样做是对清教徒中的极端主义者火上浇油，从而使对外政策掺入危险的狂热情绪。当1572年伯利勋爵担任财政大臣后，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他知道国家现在财力微薄，非常担心与西班牙和尼德兰的贸易中断。他坚持认为，沃尔辛厄姆的政策会让国家陷入破产与灾难之中。

伊丽莎白倾向于伯利勋爵的看法，不喜欢支持其他民族的叛乱活动。有一次她对沃尔辛厄姆嘲讽道，这些叛乱者就是“你和你的基督教兄弟们”。她对顽固的清教徒持不赞许的态度，但发生在圣巴托洛缪节前夕的大屠杀有力支持了沃尔辛厄姆的观点，伊丽莎白不得不与尼德兰进行冷战，并在海上不宣而战，随之遭到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猛攻。

上述事件对英国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大多数清教徒起初愿意遵从伊丽莎白所建立的教会，是因为他们原本想从内部对之进行改造，但现在却极力迫使政府制定强硬的新教对外政策，同时保证他们自己的宗教自由。清教徒们在国内拥有强大实力，在宫廷与政务会中也有像沃尔辛厄姆这样的盟友。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则与沃尔辛厄姆关系密切。在英格兰东南部的城镇与郡县中，清教徒们喧嚣尘上。他们无视伊丽莎白女王的教会机构，开始成立自己的宗教组织，并有自己的牧师与礼仪。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神权专制。与天主教一样，他们也认为应当政教分离，彼此独立。与天主教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教会权力应该掌握在长老会手中。长老会由教徒自由选举，一旦选出，便拥有无限权力，可以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取代世俗权力，进行统治。

对清教徒来说，伊丽莎白所控制的英国国教那富有历史传统的礼拜仪式，包罗万象的宗教法以及主教制度，都是令人憎恶的，因为它们都不符合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英国国教确实有一些弱点，比较容易妥协。此外，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除了伦敦、各个大学以及一些大城镇，其他教区的普通牧师都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保住自己的俸禄，他们有时不得不服从爱德华六世的教会，后又在玛丽女王统治下，改变自己的信条，最后还得接受一个乡村法庭所说的“女王陛下规定的宗教”，来以此谋生。他们略懂拉丁文，几乎连旧版本的布道书都读不下来。他们学识不足，都无法进行一场像样的布道，根本不是挑战者、争论者以及粗俗小册子作者的对手。后者是一批富有宗教热情与新观点、具有雄辩才能的教士。他们偷走了这些老教区牧师的信徒，将新奇而惊人的观念灌输到信徒的脑袋里，向他们宣传会众有权自行组织教会，自选宗教仪式，并自定宗教制度。那么，难道他们就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吗？如果在英格兰不行，在其他国家或许可以？英国社会的表面出现一道裂痕，并将扩大为一条很深的鸿沟。路德派与君主制甚至是专制政体都配合得很好，但在欧洲流传甚广的加尔文派却是一股破坏力量，严重影响了历史的连续性。随着玛丽·都铎统治时期的流亡分子纷纷回国并东山再起，英国教会与政府中的爆炸性因素在增加，最终使教会与政府均陷于毁灭之中。伊丽莎白知道清教徒们可能是最忠于她的子民，但她害怕这些人的强烈冲动不仅引来自己所担心的对欧战争，还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于是，伊丽莎白与她的政府都不敢向清教徒让渡一部分权力，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在国内发生宗教战争或其他任何动乱了。

伊丽莎白的政务会因此进行了回击。由一批信奉基督教的专员组成的机构受命对出版业进行审查。这个机构叫作最高宗教法庭，于1559年成立，负责处理违反教会权威的案件。这种将主教与新闻出版审查官职能相结合的做法惹恼了清教徒，他们建立起一个秘密流动印刷点，数年间出版了大量言辞激烈的匿名小册子。1588年，是他们秘密活动的高潮之年，印刷了一批署名为马丁·马普雷莱特的小册子，对“板着一副瓷砖面孔的主教”本人及其工作进行攻击。他们使用激烈生动的语言表明，他们已深深意识到应用英文散文体的可能性。小册子里有许多粗糙、尖刻的形容词，句子像干草车一样笨拙。有一段时间，印刷机就藏在干草车里。一连几个月，最高宗教法庭的暗探们都在搜捕这一秘密宣传机构的发起人。后来，印刷机在一个村庄的街道上偶然从干草车中掉了出来，导致印刷工被捕，但小册子的作者们却始终没有被抓到。

天主教也在加强攻势。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天主教教士从设在杜埃与圣奥梅尔的英国神学院来到英格兰，肩负培养天主教徒宗教感情并维持英国天主教徒与罗马教会联系的使命。一开始，他们的到来并未引起英国政府太多担心，伊丽莎白也不相信国内的天主教徒有叛国之意，1569年叛乱的失败使她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的忠诚更加确信无疑。但1579年前后，一些令人生畏的传教士开始潜入英国。他们是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士（the Jesuits），愿为复兴天主教事业而献身。他们是群狂热分子，不关心个人安危，接受任务前都经过精挑细选。耶稣会士的敌人指控他们为达目的而使用暗杀手段。耶稣会士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和罗伯特·帕森斯（Robert Parsons）了。沃尔辛厄姆的手下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多次识破他们企图杀害伊丽莎白的阴谋。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玛丽女王在她执政的最后三年，烧死了大约三百名新教殉道者。伊丽莎白女王在她后三十年统治期间，以叛国罪处死了大约同等数量的天主教徒。

被长期监禁的苏格兰女王玛丽自然是各种阴谋的主要因素。如果除掉伊丽莎白，她就可继承英国王位。伊丽莎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但这些阴谋使谁继承英格兰王位这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假如玛丽去世，她的儿子詹姆斯就是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詹姆斯现在安全地处于苏格兰加尔文派的控制之下。为了避免出现另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王，必须在耶稣会士及其盟友杀害伊丽莎白前，将玛丽处死。政务会中，沃尔辛厄姆及其追随者纷纷劝说伊丽莎白女王处死玛丽，并展示了玛丽所参与的种种阴谋活动的证据，希望伊丽莎白不要心慈手软，但她还是不愿伤害王室成员。

有迹象表明，耶稣会士并非一事无成，但伊丽莎白却气定神闲，她在等待时机。决定性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1584年仲夏，反抗西班牙的荷兰新教领袖威廉一世在他位于德尔夫特（Delft）的家中被一名西班牙爪牙所伤，生命垂危。英国对此群情激奋，这一暗杀也对沃尔辛厄姆关于处死玛丽的主张十分有利。西班牙本就对伊丽莎白纵容英国海盗袭击西班牙船只心存不满，这样一来，更是怒不可遏。一旦西班牙人恢复了尼德兰的秩序，那里将成为西班牙进攻英国的基地。于是，伊丽莎白不得不派莱斯特率军前往荷兰，防止荷兰叛乱者彻底失败。

为保卫伊丽莎白，1585年，信奉新教的贵族阶级自发组成联盟。第二年，一个叫安东尼·巴宾顿的英国天主教徒策划的一起阴谋被揭穿，沃尔辛厄姆在政务会上出示了该阴谋的相关证据，他的一名手下打入该阴谋集团已一年有余。毫无疑问，阴谋者是得到了玛丽的默许。伊丽莎白终于被说服，认识到处死玛丽是一种政治必需。经过正式审判，玛丽被判处叛国罪。议会请求将玛丽处死，伊丽莎白最终签署了死刑判决书，但不到二十四小时，伊丽莎白就又后悔了，企图取消死刑，但为时已晚。尽管伊丽莎白知道为了国家安全必须处死玛丽，可一想到自己要对处死另一位女王承担责任，心中不禁又害怕起来。她忐忑难安，觉得不应由自己下令做出处死玛丽的最后决定。

玛丽之死的场面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1587年2月8日清早，她被传唤到佛斯林费堡（Fotheringay Castle）大厅，由六名侍从陪伴着，等待英国女王官员们的到来，附近农村的乡绅们也都赶来看玛丽受刑。她在指定时间穿一件肃穆的黑缎子衣服出现了。安静的大厅中，玛丽迈着庄重步伐，走向壁炉旁边蒙着布的断头台。庄严的仪式很快结束，但狂热的彼得伯勒大教堂的教长想让玛丽女王在生命最后一刻皈依新教。玛丽严肃驳斥了他的大声规劝。她说：“教长先生，我是一名天主教徒，死也要像个天主教徒的样子。谁也无法动摇我的信念，你的祈祷对我也不起作用。”

玛丽在生命最后一刻精心打扮了一番，临刑前，她由哭泣的侍女脱去了黑缎子长袍，露出深红色天鹅绒的紧身胸衣与衬裙。一名侍女递给她一对深红色的袖套，她戴到胳膊上。于是，这位不幸的女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穿一身血红色衣装，站在以黑色为背景的断头台前。大厅里只听嗖的一声，玛丽跪了下去，刽子手又砍了一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厅里呆若木鸡的人们也看完了热闹。随着死亡的降临，玛丽想当英格兰女王的美梦破碎了。刽子手提起这位头戴假发的女王头颅，裹着血淋淋尸体的衣服里，爬出一只巴儿狗来。

玛丽的死讯传到伦敦，人们在街道上燃起篝火，伊丽莎白却独自坐在房中流泪。与其说她是为一个女子的死亡而哭泣，不如说是为一位女王的厄运而哀叹。她设法将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各位顾问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