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_古代民主的样板

雅典地处斯巴达以东、希腊半岛中南部的阿提卡半岛。境内山岭把半岛分成三个沿海和山间的小平原，阿提卡平原相对最大，适于农业。其西北部沿海有天然良港派里厄斯，今天仍是雅典的主要港口。山区盛产古代人能够大批量应用的陶土、大理石与银矿。

史前时期阿提卡已有人居住。迈锡尼文明期间，在后来卫城的位置上兴建了城堡，显然是一个小王国的政权所在地。迈锡尼文明崩溃，该王国亦衰落，城墙坍塌。在黑暗时代，阿提卡居住着四个各自独立的部落，彼此间常发生冲突。约公元前9世纪末或前8世纪初，一位叫提修斯的强人把四部落统一起来，后来的雅典人称之为王。传说提修斯以雅典为中心成立中央议事会，按出身与财产把居民分成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这等于承认了社会分化与劳动分工的客观事实，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宗教和行政官职，使原氏族部落转化为君主国。

约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雅典行政官制改革，设立三人组成的终身执政官一职，削弱了王权。约公元前752年，增加非终身执政官职数，随后把国王变为执政官之一，等于釜底抽薪，和平地废除了君主制。至公元前7世纪，雅典已彻底转变为贵族共和国：终身执政官被取消，执政官有了一年任期制，职数扩充为九人集体领导，当选资格仅限于贵族。他们分享处理日常行政、司法、军事与宗教事务的权力。离任执政官自动进入贵族议事会，议员为终身职。议事会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直接任免执政官和下级官员，并执掌最高司法权。此时雅典已有公民大会，但参与者多半有财产或出身条件的要求，称作“被招之人”。

贵族制取代君主制具有重要意义。贵族制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这一制度要顺利运转，拥有决策权的贵族集体必须依循新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政事平等协商、决策服从多数的法治原则，这就在阶级和等级社会的新条件下破除了个人领导的旧制，创造出新型的、依法治国的体制。随着这一集体领导体制的逐渐发展和完善，雅典人从过去尊重传统的习惯法上升为尊重成文法，任何未经集体认可的个人独裁均被视为非法僭越。这就给雅典国家权力的进一步下移，也就是民主政体的出现创造了制度条件和思想前提，广大平民及其代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因此有了想象的空间，引起在更大的社会成员中间分享政权的设想，促使贵族制向民主制转型。

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贵族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通过向贫困的农民放贷，以之田产或人身自由作为抵押，兼并无权无势的平民的田地。倘若债务人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其土地便归债主所有。如果抵押土地不足以抵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本人或其家人变为奴隶，由债权人任意役使，甚至可以卖到国外。

梭伦

到公元前6世纪初，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农民抵押土地的债碑比比皆是，平民准备以武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的阴云笼罩在雅典的土地上。

在即将大乱的危急关头，对和平解决矛盾尚未失望的雅典人推举一个叫梭伦的政治家担任执政官，让他拥有立法和改革现存制度的非常权力，负责调停两大对立派别之间的矛盾。

梭伦出身贵族，为人正直，具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念，这就是政府必须公正与中立，不允许富人欺压穷人，要保障穷人的基本权利，但也不允许穷人剥夺富人，避免国家沦为暴民政治。他就任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的经济、政治改革措施，包括：

1.颁布“解负令”，一次性取消所有私人和国家债务，拔除在雅典农区田地里的债权碑，有的债权人因此破产。但梭伦信奉中庸之道，并未根本废除债务制，因为借贷是文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他只对借贷活动的抵押形式进行了严格限制，禁止以人身作为借贷抵押，从而堵死了公民沦为债务奴隶的途径。在废除债务和债奴制同时，梭伦还动用公共资金赎回被卖到海外的雅典人。为防止土地再次集中造成新的社会危机，梭伦规定了公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

2.按财产划分公民的等级并规定相应的义务和权利。地产收入在500斗以上的公民划归第一等级——五百斗级。第二等级称骑士级，指地产收入在300—500斗、拥有养马能力的公民。第三等级称双牛级，地产收入在200—300斗。第四等级称雇工级，年收入在200斗以下，经常受雇于他人以弥补地产的不足。梭伦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赋予不同等级。国家的高级官职由头两个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只有公民大会的参与权和选举权，以及民众法庭审判员的被选举权。但富人担任高级官职的权利是同相对沉重的社会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头两个等级的公民需要负担比较昂贵的骑兵装备，在其他公共义务上，如节庆活动的经费和建造军舰的费用等公共事务上，也是主要的提供者。

3.设立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议事会和新的司法机关民众法庭。四百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前三个等级的公民具有当选议事会成员的资格，民众法庭则对所有公民开放，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司法机关。贵族议事会从过去实际上的最高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降为实际上的检察机关和终审法院。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因此高度评价民众法庭在雅典民主制形成中的作用，认为这是梭伦所实行的最具有民主特色的改革，人民因此成为“政府的主宰”^[2]。

4.梭伦在改变了原贵族政体权力布局的同时，也改变了权力产生的具体程序，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抽签选举绝大多数国家官职的做法。尽管在这次改革后，高级公职人员的当选有财产资格限制，但他的选举法本身是非常民主的，这就是先由各大行政单位（当时称部落）投票预选出各官职的候选人，然后再进行二级选举，在候选人之间差额抽签产生各级公职人员。以九执政官为例，当选人数与候选人的人数比例为1∶3。这就创造了差额选举方法，保证了机会均等、公开、公平的原则。

梭伦还颁布了许多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生活方面的颇为具体的法律。如规定公民在遇到不同派别纷争时必须参入其中，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以避免公民对政治的淡然处之。他还规定父亲有义务教儿子一门手艺，以使其能自食其力。他甚至改革婚姻法，认为婚姻是为了爱情与生育后代，因此禁止买卖婚姻与奢侈嫁妆，禁止富婆包养年轻男子，私生子无须赡养父亲，因为他是父亲为作乐不负责任而生，等等。

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方面，它消灭了债务奴隶制，有效地确立了个人自由权利不容侵犯的公民权，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形成奠定了人权基础，同时打开了剥削外来奴隶的道路。在政治方面，它打破了贵族垄断，以财产多寡划分担任公职的权利，赋予普通公民监督并行使国家权力的职能，使雅典政治体制首次突破了君主制、贵族制的局限，步入民主体制之路。从后来雅典政治体制的发展趋势看，贵族议事会的政治作用日趋消亡，三个民主政权机关（民众法庭、四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则逐步扩张，最终成为国家的三大主导机关，这一切正是从梭伦改革开始的。

梭伦改革之后到公元前509年是新体制的磨合调整时期。平民和贵族、地方主义的政治派别、贵族阶级各派力量之间在合法的斗争范围内反复较量，雅典国内政局不时发生动荡，结果个人野心家毕士特拉妥借助雇佣兵的帮助，夺取了政权，建起毕士特拉妥家族的僭主政治（公元前560—前510年）。

僭主是古希腊人对利用非法手段夺取政权并实行独裁统治的人的称呼。但雅典僭主毕士特拉妥在夺权成功后为了不激化矛盾，并未废除梭伦确立的基本制度，保留了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形式，在不损害其家族统治的条件下，准许这些民主机构继续运作。为了巩固统治，他注意维护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如发放农业贷款，促进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推进海外扩张。另一方面严厉打击威胁其政权存在的贵族力量，流放一些贵族家族，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削弱了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他当政期间，雅典政治和社会恢复稳定，客观上削弱了民主政治的大敌贵族势力，巩固了梭伦改革的成果。

毕士特拉妥去世后，他的儿子希庇亚斯独断专行，企图改变僭主制和共和体制之间的暂时平衡关系，实行真正的僭主独裁。结果导致雅典平民和贵族联合起来，在希腊霸主斯巴达的军援之下，一举推翻持续30多年的僭主统治。

僭主制垮台后，贵族和平民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甚至发展为武装冲突。平民充分利用贵族自身的分裂，很快击败贵族反对派。平民领袖克里斯提尼在约公元前509年当选为执政官，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政治改革，在雅典最终确立了民主体制。

他的改革措施之一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取消四部落作为政治和军事单位的旧制，代之以十个按地域划分的新部落。这种行政区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氏族部落格局，贵族家族很难再利用自己在氏族中的优势地位控制属于同一氏族的公民，贵族势力因此被进一步削弱，以旧居住区为政治分野的现象因此不复存在，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加强。

随着十部落的出现，在四个传统血缘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四百人议事会便需要加以调整，于是产生了由每一个新部落推选出50名议事会成员组成的五百人议事会。其职能、形式、选举方法同四百人议事会看来并无差别。贵族议事会保留了下来，继续享有一定的司法职能，公职人员的财产资格限制没有受到改革的冲击，仍旧有效。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公民大会的绝对权威在改革中树立起来。克里斯提尼提出了一项由公民大会控制、执行的严格法律“陶片放逐法”。按照这一法律，如果雅典出现威胁现行集体统治的重大人物，公民大会将举行一次特殊会议，以陶片为选票，表决是否对这位危险人物加以放逐。若多数同意，这位政治家将被赶出雅典，流放十年。由于对民主政体具有威胁能量的政治家只能是富有的贵族或一、二等级公民，这就把由贵族和富人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高级行政机关置于公民大会的严格控制之下，梭伦体制残留的贵族制因素受到致命打击，以平民为主、包括部分贵族在内的人民主权已成定局。至此，世界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权——雅典民主制得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