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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主义的某些社会后果

时间:2022-07-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前,在英格兰,大多数人居住在南部,而煤、铁与如今出现的蒸汽动力则多分布在中部和北部。但是,直到 1835 年,英国对各个城市的组合仍然没有规定程序。这样,对曼彻斯特来说,就难于解决加速都市化的问题,如提供警察保护,解决水和下水道,以及处置垃圾废物等等。这种情况对非熟练工人来说,在英国确是普遍如此的;在早期经济制度下,在其他地方,情况也是一样。每个工人都是单独同其雇主打交道的。新工业家们希望不受别人的摆弄。

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国尽管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实际上增强了力量,但已经不再是昔日“美好的英国”了。这个岛国变得有人满之患,较狭小的爱尔兰岛也是一样。1750—1850 年一个世纪期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总数增加了两倍,即从 1750 年的一千万人左右增至 1850 年的三千万人左右。但是,人口增长分布得极不平衡。从前,在英格兰,大多数人居住在南部,而煤、铁与如今出现的蒸汽动力则多分布在中部和北部。这里所有新兴的城市似乎都是突然地产生出来的。据统计,1785 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伦敦以外,五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三个;七十年以后,即经过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这样规模的大不列颠城市已经有了三十一个。

曼彻斯特在这些新兴城市中,最突出的是兰开夏郡的曼彻斯特,它是第一个最著名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在棉纺织厂出现以前,曼彻斯特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商业中心。尽管它的历史悠久,但是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以至于未被承认为一个有权选派议员进议会的城市。在当地,它只是作为一个采邑。直到 1845 年,当地居民向最后一个贵族进行赎买,才废除了贵族对该城市享有的采邑权。曼彻斯特的人口,从 1772 年的二万五千人增至 1851 年的四十五万五千人。但是,直到 1835 年,英国对各个城市的组合仍然没有规定程序。城市的组织较之普鲁士或者法国都落后得多。除了继承中世纪时期得到的权利以外,城市没有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实体而存在。它没有正式的官员,没有充分的征税权和立法权。这样,对曼彻斯特来说(其他新兴的工业城市也一样),就难于解决加速都市化的问题,如提供警察保护,解决水和下水道,以及处置垃圾废物等等。

那些新兴城市的居民聚集区都变成黄褐色的地方,因为在早期不断地受到大量煤烟的熏染。工厂和工人住宅区也同样到处都是沉淀物。由于中部地区的气候缺乏充足的阳光,这些居民聚集区总是黑沉沉的。工人的住房仓促地建造起来,拥挤在一起,并且与其他迅速发展起来的乡镇一样,总是缺乏日用品供应。许多人全家都住在一间单房里,家庭生活趋于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警官说,这个城市有成片成片的平民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群集着上千个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只有教名,通常是浑名,用他的话说,就同畜牲没有什么两样。

非熟练工人这些新建工厂特别令人苦恼的地方是,它们大都只需要非熟练的劳工。熟练工人看到自身的地位已经下降。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失掉工作的手工织工和纺纱工,或者忧虑将陷入工业革命中一切阶级的最低层的悲惨境地,或者忧虑要离开工厂去另外寻找新的工作。当时,工厂按照非熟练工人的标准,给他们支付适当的工资。而这些工资标准是很低的,低到不能养活其妻儿的程度。这种情况对非熟练工人来说,在英国确是普遍如此的;在早期经济制度下,在其他地方,情况也是一样。在许多新建工厂里,劳动机械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厂主经常宁肯使用年仅六岁的童工。还有女工,她们的工资也较低,她们通常比较擅长于掌握一个线轴的工作。从此,许多来自“家庭工业”的女织工变成了新兴工业的工人阶级。

工厂里的工时很长,一天十四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还要更长一些。虽然,对那些在农场或者在农村一家一户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人来说,工时这么长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需要比较严密的组织的工厂里,却使工人们感到沉闷和难以忍受了。除了被解雇而闲得发慌以外,工人的假日是少有的;而失业又是常见的灾难,因为商业行市在短期内上下波动,极不稳定。工人一天无工可做,也就一天生活无着;即使在那些计日工资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工人的实际收入也是经常不足以糊口。正如在矿山里一样,工厂的工人也几乎是完全无组织的。他们都是新近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缺乏传统关系或者共同的纽带。每个工人都是单独同其雇主打交道的。这些雇主通常都是小商人,他们面临同其他人的激烈竞争,往往由于购置本厂的设备而负债,或者想方设法攒钱来购买更多的东西,因而便尽可能把“工资单”压到最低的程度。

棉业巨头一些工厂主,即新出现的“棉业巨头”,就是最初的工业资本家。他们往往都是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依靠他们自己的智慧、百折不挠和深谋远虑而获得地位。他们从每年的进款中厉行节约,以建立工厂和购买机器,在生活上但求得舒适,而并无铺张奢侈之处。他们认为,自己是勤劳的,而那些有土地的绅士通常都是懒汉;至于那些穷苦人,也是倾向于懒惰的。如果严格而又确切地说,他们通常都是正直的,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想尽办法去赚钱,而不逾越那种范围。他们既不蛮横无理,也不故作冷酷,对慈善事业还进行捐助。他们认为,给“穷人”工作做,并保证使他们工作勤奋和富有成效,这就是他们给“穷人”的“恩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同本行业制定的共同规章,尽管有少数人(由于竞争的缘故,他们被迫采取自己并不喜欢的权宜手段,如雇佣童工等)表示接受全体竞争者都同样遵守的某些规章。1802 年,在棉纺织业巨头老罗伯特·皮尔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第一个工厂法。该法旨在规定纺织厂雇佣贫民童工必须执行的条件,可是,此工厂法从一开始就是一纸空文。因为它并没有规定设置适当的工厂视察员机构。当时,在欧洲主要的民族中,唯独英国人没有一个经过训练的、受雇于国家的专职的行政官员阶级,他们也还不需要这样一个阶级,倒是愿意要自治和地方首创精神。为一件事就设置视察员,这带有欧洲大陆官僚政治的气味。旧有的经济管理方式正逐渐被废弃,实际上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时代,这样便引起人们对管理经济的思想本身产生怀疑。新工业家们希望不受别人的摆弄。他们认为,对企业的干预是违背自然规则的,而且坚信,如果让他们按自己的见解去办事,那他们将保证国家未来的繁荣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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