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2日，麦克阿瑟把一张纸条交给民政局局长惠特尼。这张被称为“麦克阿瑟便笺”（マッカーサー·ノート）的纸条，日后成为日本国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并最终凝结为“和平宪法”最核心的第九条款。[20]尽管不拘小节的美国人以这种传纸条的方式决定了日本的未来，但1946年11月3日经GHQ批准颁布的新《日本国宪法》给日本战后带来了巨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非战条款的最初建议者是时任日本首相的币原喜重郎，[21]因而直到今天，当有人要对“放弃战争”和“否认交战权”等日本新宪法第九条提出反对甚至修改意见时，都会遭到严守宪法和爱好和平的广大日本民众的抵抗和奋争，表明此时的日本，与往日穷兵黩武和侵略成性的“帝国”相比，已呈显出截然不同的新面貌。[22]但是，正如《菊与刀》的作者试图以“耻感文化”来总括日本“国民性”的做法有些书生气一样，麦克阿瑟给日本人的“12岁”定性，也不乏政治上的天真。这两种略为简单的评价，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战后日本人“从善如流”态度的廉价好感。在不排除有相当多的人对战争深表悔恨的同时，研究者却不可低估潜伏于部分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另一价值指向。由于保全种族才是战后日本的头等大事，因此，美国人从这个战败国脸上所能看到的表情，事实上已充满了求生本能下的保护色。丸山真男曾将政府发出的“一亿总忏悔”令，戏谑为乌贼鱼遭遇险情拼死逃生时所喷出的“墨色烟幕”（イカの墨）。[23]而美国占领军对这一现象的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无视，还表明“耻感”与“12岁”形象，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美国人的期待与日本人的迎合之间所形成的默契。
这意味着，一个同样影响到今天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日本主调的思想“低音”，也将从此赢得从暗颂到高歌的时间和空间。原本，“忘掉过去，面向未来”，对追悔战争的日本人来说，是有其积极的向上意义的。但是，“忘掉”本身所兼具的“双刃剑”功能，也刚好从人们喊出它的瞬间起，便开始滑向了正负参半、善恶并进的双轨。对此，至少有三种现象为研究者提供了有效的观察途径。首先，美国人的烧夷弹、原子弹和随之而来的满目疮痍与举国失序，除了让日本人看到自己的“被害惨状”外，已很难让他们想起日军在别国的“加害场景”。在这种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地生根实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于是，“对自身苦难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绝大多数日本人忽视了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一事实有助于阐明，受害者意识是通过何种方式扭曲了集团和族群为自身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对于战争罪恶的历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将之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有关群体记忆与神话制造的背景中来进行观照，其记忆和遗忘的模式则更加寓意深长”。[24]然而，从接下来将要讨论的第二类现象中人们不难看出，美国占领军也曾经在相当的程度上助长了日本人的“历史健忘症”。1945年12月15日，GHQ发布了一道被戏称为“神道指令”的命令。在这道命令中，“大东亚战争”的提法遭到禁止，“太平洋战争”的概念被推向前台。而且，即便到GHQ已完成使命的1952年4月以后，“大东亚战争”的概念，亦未尝复活。这显然已直接影响到学者们对那场战争的表达：丸山真男发表于1946年5月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之所以使用“太平洋战争”的表述而未用“大东亚战争”，无疑是忌惮于那道“神道指令”的结果；而他在文中依然敢使用“支那事变”一词则意味着，这种表达方式并未被GHQ纳入禁忌。[25]美国人之所以要废止“大东亚战争”的提法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除了嫌恶日本军国主义引以为荣的亚洲殖民扩张行径外，显然还有过度强调美国对日宣战的决定性意义等考量所在，尤其是后者。但是，日本所发动的原本包括侵略亚洲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却因为易名的关系，不仅使战争的时间和空间被人为地缩短和收窄，而且，战争本身也变成了一场只对美国的战争。这就意味着，在日本人心目中曾经有过的“加害”亚洲的历史，在如此设计下将极易被有意无意地淡忘掉。[26]一个案例，或许有助于人们的上述观察。虽说A级战犯东条英机发迹于关东军，而且在推进亚洲战争的过程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但1946年，当他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被指认为“共同谋议”首谋者之理由，却主要与他参与决策对美国以及欧洲列强的开战有关。审判期间，GHQ的审阅官压制了认为东条的角色被夸大以及“战争责任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对中国的侵略的批判声音。[27]甚至在审判结束后，这种批判的见解仍属禁忌。法学家戒能通孝在文章中提出这一主张，并发表在学术杂志的1949年6月号上，结果遭到全文查禁。[28]而问题所呈显的第三类现象，实际上还分别在价值和情感层面点明了美日间可能发生的友好关系和已经开始的终身怨恨。东条英机的遗言能在《世纪遗书》中占据永久性地位，是因为在他看来东京审判只是政治审判，包括他对英美人明确指摘的三大错误：（1）他们破坏了日本这一反共堡垒；（2）他们容许了“满洲”的赤化；（3）他们会把朝鲜一分为二，并给未来的纠纷种下祸根。东条相信，人的本质不可能改变，并由此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要求美国人不要让日本赤化。在遗言的结尾处，他还要求美国对使用原子弹与轰炸平民的行为进行反省。东条的反“赤化”言说，使得美国人和他们在日本统治层中的反共支持者，有了对中国之苦难轻描淡写的新理由：中国将要“共产化”，并将代替日本成为美国人眼中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但东条让美国人反省所谓“无差别杀戮”的遗言，却引来了道尔大义凛然的批判。他斥责被某些日本人誉为“伟大圣书”的《世纪遗书》：“这是宽恕不名誉的死者的民族主义的辩解，这是遮蔽日本的战争罪犯与暴行的可怕现实的烟幕！”然而，在此后的岁月中，人们毕竟目睹了公众意识中A、B、C级战犯大规模的名誉恢复过程。于是，早前被认定为有罪并判刑的被告，开始被公认为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它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人们记住了罪犯，却忘记了他们的罪行。[29]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仅就后来的东亚国际关系和美日情感关系而言，无论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爆发及其冷战结局，还是裹挟在日本人每年原爆纪念仪式背后的悲情，都或多或少地应验了东条英机的预言：前者是价值的，而后者，却是怨恨的。
A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异口同声的“无罪”回答和《世纪遗书》对所谓“战争意义”的陈述，给全体日本国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英美审判官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和指控，也引发过许多“不服”者对所谓“双重标准”的怨恨。为此，战后70年来，有许多日本学者，包括对战争有过深刻反省并号召日本人民“脱胎换骨”的学术大家，也开始透过其大量论著，为人们呈现出其学术思想的另一面。
1942年，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等人在《中央公论》和《文学界》杂志上提出了“近代的超克”的命题，其宗旨是要克服欧美文化，从欧美的“近代”中解放亚洲并最终肯定“大东亚战争”。对这场讨论，竹内好表现得十分热衷。这是一位学界公认的中国学主要是鲁迅研究者，也是对中国革命抱持相当同情的日本思想家。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同时对“近代的超克”命题寄予超常的热情，并试图多方论证“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种矛盾，决定了其有关中国说辞的拗口和怪异：“作为存在物的支那终究在我之外，但因为在我之外的支那是作为应予超越的存在在我之外的，所以在终极意义上说它必须在我之内。自他对立毋庸置疑是真实的，但这种对立只有在成为我的肉体痛苦的时候它才是真实的。就是说。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被否定。”[30]有学者指出，“右翼思想”，几乎贯穿了其战前战后的学术活动；而L.奥尔森甚至认为，竹内有将日本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予以合法化的倾向，其中国论的理论基础则是亚洲主义。[31]竹内好忽左忽右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显然不易使他本人被简单定性为左翼或右翼。早在1948年，他曾通过鲁迅研究而严厉地批判过日本的“脱亚”式近代主义，并将亚洲的未来寄托在中国身上。[32]尽管如此，关于日本对外战争的认识问题，却已在他发表于1959年的长文中，有过相对定型的表述，即：“大东亚战争，既是殖民地侵略战争，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尽管这两个侧面事实上已被一体化，但我们却必须对其作出逻辑上的区分。日本并没有要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它虽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殖民地，却并无夺取荷兰本国的想法。由帝国主义来打到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由帝国主义来裁判帝国主义，也同样鲜存可能。”[33]据称，1946年日本评论社出版的《竹内好全集》改订本，在未征求作者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将初版中的“支那”改为“中国”，“支那事变”改为“日华事变”，这一举动，曾遭到过竹内好的抗议；后在讲谈社初版该书时，编者征求了竹内好遗孀的意见，并将其改回到初版的原貌。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牵涉到竹内好的思想方式问题，由于本文试图呈现竹内好的这个思想方式，故在引文中也保留了初版的用词”，并进一步称誉说，竹内好“与支那学家们的对阵不再是就事论事的技术性讨论，它获得了世界观意义上的自觉”。[34]
也许不是偶合，作为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沟口雄三教授曾对中国近代化运动所开辟的有别于西欧和日本的第三条道路——“王道式近代”，给予过较高的评价；其以“日本知识分子的良心”承载者身份广泛活动于中日学界的学术形象，也时令中方学者和普通民众感动有加。[35]但是，这一切似乎同样无法构成他在战争性质解读上的任何妨碍。所不同的是，与竹内好不承认“帝国主义裁判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却认可“大东亚战争乃殖民地侵略战争”的战争表述有异，沟口教授在谈到1931年以来的侵华战争性质和1945年向谁投降之“意义”等问题时，却巧借“日本人”或“某些日本人”之口，提出了他本人的疑问并给出了离奇的解释和意外的答案：“我们日本人对于战争要谢什么罪？谢罪到什么范围？是仅就残酷暴行谢罪，对出兵侵略中国本身谢罪，还是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全过程谢罪？可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过程就这样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罪孽，这难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吗？”当说到“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人数是否成立时，发言者还制作了一个离奇的“比喻”：“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揭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于是，“南京大屠杀‘被害者三十万’”的说法，就成了“复杂的政治性数值”，而这一“数值”又“足以显示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通，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它大概想说明，既然与战争有关的“明治维新”是东亚公认的文明进步事件，既然战争的后果已被解读为“政治性数值”而不是“事实性数值”，既然要求谢罪者的谢罪根据只出自“感情记忆”而不是“事实记忆”，一言以蔽之，既然这一切都发生于“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之“认识上的错位”，那么，侵略一方便无须对被侵略者谢什么罪，无论是代表“近代化”的日本历史“全过程”，抑或“两米高”士兵的“强奸罪”与“三十万人”的屠杀罪等，似乎均应作如是观。这一理论装置，与部分日本学者研究中日战争时的惯用常套之间，似乎已不分轩轾，即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其中，最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利用“近代文明”之“善”来消解对外侵略之“恶”的学术手法。沟口教授的设问是：“为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以近代化的迟早、先后为衡量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优劣标准的历史，而且，基于这种历史意识上的记忆仍以现在时态存在着。”于是，“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通过控诉日本人的残酷暴行，中国人是在对从自尊心上无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优越意识之傲慢进行焦虑的抗议。而且，当中国人站在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上，身处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的优越性这一两难之境时，则更加焦虑。所抗议的对象轮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议之矢不知何时如同‘归去来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这时其焦虑便越发严重”。[36]在如此框架下再来讨论谁是战争的受害者，则片面的“历史健忘症”在战后日本人身上周期性发作的反应频谱，也就不再难以捕捉，即比较起“南京”，他们只记住了“广岛”；相对于日本对亚洲的涂炭，他们只记得“下町烧夷弹”和“东京大空袭”。于是，在讨论战争胜负时的以下说法，在日方看来似亦不违逻辑：“日本是与欧美对抗、与欧美争战，最后败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而非败给了亚洲。”为此，一连串潜在的反问也似乎同步成立：既然日本自己才是“受害者”，又怎么可能会变成“加害者”？既然日本没有败给亚洲，干吗要向亚洲谢罪？既然“帝国主义无权裁判帝国主义”，那么除了实力不逮于其他列强外，日本人又错在哪里？这些反问仿佛在提醒那些曾与日本交战过的相关国家包括英美，你们其实并不了解战后日本人的复兴动力和真实想法，即日本人的上述质疑，“同时也成为从战败中站起来之不屈精神及国民困苦与勇于奋斗的象征；而诱导这些思考的就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37]！它试图在帮助中国人逆推：被强奸少女对施暴者身高的放大，只表现了中国人的群体性“被害妄想”；而在“事实记忆”的强调下，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三十万人的问题，似乎也应在“感情记忆”的归谬中讹为虚诞。在“定量”不等于“定性”的被害国呐喊声中，日本或许会一时谢罪，但这种谢罪好像也很难逾越沟口教授的“坦言”范围：“日本人就本国的侵略行为向中国人谢罪，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事实进行反省时，即使未必是有意的，但仍是以‘资本主义化的成功’这一优越性为潜在的前提，而其谢罪本身亦是寓于‘谢罪之傲慢’这一认识中的。而就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而言，中国人如果视日本的近代化为成功而给予肯定性评价，在逻辑上便完全可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从而使自己陷入两难之境。”然而，既然谈“逻辑”，并且假如是“学者良心”在独白，那么，沟口教授的上述观点或许只有在否定明治近代意义的前提下方能成立：“我很久以来就主张这样一种近代史观：以未受到欧美压力的十六、十七世纪为日中两国近代过程的起点，两国近代构造的架构在‘西洋的冲击’以前即已形成了。”[38]可由于这一学术假设不啻“以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而无奈之下假设者也只好去续写假设不成立时自己的真实反应了：想要日本人认错，恐怕还需要“少则半个世纪，长则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责任问题”而不是其他。[39]关于日本人何以如此对待周边被害国的正当诉求问题，纐纈厚教授指出：随着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东京奥运会和“越战”特殊供给下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经济大国”的意识开始笼罩全日本；冷战所导致的美日默契，使昔日的敌对关系转变为同盟关系。关系性质的改变，使美国对日战争责任追究问题只能走向暧昧。它帮助日本人忘却了曾经发动的侵略亚洲的战争和美国原爆打击前已经败给亚洲抗日战力的事实，其逻辑后果便是可以不承认战败。于是，不但“加害”意识无从谈起，甚至还复苏了日本对邻国曾经有过的轻蔑嫌忌之心，而周边邻国也显然已被日本再度措置于“落后的亚洲”地位。纐纈厚教授把日本的这种变化，明确地称为被恢复了的“大国意识”和“帝国意识”。[40]
这意味着，A级战犯的“无罪”宣言及其“遗产”，虽衍生出为数可观的学术饶舌者，也消费了一大批强化“独立自尊”“国家的品格”和主张“摆脱自虐史观”的御用文人包括他们的反对者。但是，如果光凭这些现象就以为上述研究者已触及问题的本质，那就显得有些天真了。事实上，那些不动声色地潜伏于日本肌体中并足以规定日本人全部表象行为的非表象结构，才应该是战后日本人史观的终极制约者。换言之，那些不动声色地潜伏于日本肌体中的下意识反应，或某种可以规定日本人全部表象行为的非表象存在，才应该是战后日本思想辙迹的终极制约者。那么，这个看上去不乏结构性思考的终极制约者，到底是什么呢？日本学研究者神岛二郎在《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这里所提出的‘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问题，并不是现代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问题”，换句话说，“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个人的精神构造，而是‘现代日本’之‘集合主体’的精神构造”。[41]他试图从以下五个层面展开这一构图：（1）关于非武装国家问题；（2）关于单身者本位体制问题；（3）关于战后民主主义问题；（4）关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问题；（5）关于天皇政治的逻辑问题。其中，（1）（2）（5）这三个问题点，需要研究者给予特别关注。
该文发表于日本战败后的第四十个年头，也是日本《和平宪法》颁布的第三十八个年头。无论是战败的后果还是和平的要求，“非武装国家”的定位，对当时的日本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原本是GHQ的强制与日本人的顺守间的结合物，在神岛氏看来却是符合历史上日本的自身经验，并且还是主动选择意义上的自身经验。这一看上去出人意表的讲法，为人们勾勒出这样一个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日本国的非武装化条款，原本是占领军司令部的强制产物。但是，在该条款未尝废弃而新一轮武装军备已导致宪法空洞化的今天，非武装宪法的精神却依然存活于日本国民当中，并且国民也不会允许执政党自民党去实现已被提上日程的所谓修宪纲领。可当问及非武装宪法何以会落脚于日本时，诺艾尔·培林（Perrin Noel）的《抛却铁炮的日本人：日本史中的军缩》（Giving up the Gun ：Japan's Reversion to the Sword，1543—1879）一书，则为神岛提供了历史性佐证：1543年葡萄牙人把步枪传到种子岛后不到一年的工夫，日本人便仿制成功并迅速将这种新式武器普及全国。其中，以堺和国友村的步枪制作最为有名，以至于1549年，当织田信长预订枪支时，国友村竟能一次性出具五百余条，而这件事距离日本人拿到第一支步枪，才只过去六年。在培林看来，16、17世纪时，日本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工业国，无论是原料、产品，还是在武器生产上，其优质度都不但远超亚洲，甚至已凌驾于欧洲之上。尽管如此，当国内和平局面得到确立后，日本在武器装备上却由步枪退回到重操刀剑的老路。培林对此举出了五点原因：（1）日本武士团的规模超过欧洲骑士团，且人数也是后者的10倍以上；（2）日本士兵武艺高强，只用通常的冷兵器即可以完成国家的统合与防卫任务；（3）比起欧洲，刀剑在日本远具有更大的象征性意义；（4）轻视步枪的背后有忌避西洋人的基督教和商人观之用意在；（5）刀剑被认为是强于远射程道具的品位高雅和富于美感的武器，等等。尽管日本完全掌握了当时各种口径的新武器制作技术，但由于上述原因，19世纪中叶前，日本显然是有意地关闭了这条迈向现代化军备的道路。直到“黑船事件”发生后，日本这才接续起当年的能力，并且到1900年，其军事装备也再度追赶上了西洋列强。培林由此认为，日本人具有控制技术选择方向的能力：它可以完全中止兵器的发展甚至令其倒退，而将这种能力转向其他领域，并使之走向发达。这意味着，近代以降的日本尽管可以对应军事化时代的要求，但日本同时还有技术选择上的非军事化经验。神岛于是得出结论说，这才是战后日本可以选择并维护非武装宪法的历史远因。问题是，这是否也意味着当某一天再有需要时，日本人也会同样带着技术选择的基因式天份，在军事领域重新披挂上阵呢？当人们看到安倍戎装临幸的“731”号战机和下水不久的“出云号”准航母这些当年曾肆虐于中国和东亚的标志性符号复制品时，相应的担心自然并非无端。
与“非武装国家”有所连带的关于“单身者本位体制”问题，还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对战后日本的观察视角。似乎有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近代化过程中，前近代以家族和自然村落为基本单位所结成的社会结构走向解体，并首次代之以集团性社会组织形式。在前近代的家族走向崩解而近现代家族又无法成立的情况下，以往的组织形态只能转化成“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并逐渐演变成日本社会的现实。在神岛看来，近代日本单身者集团的典型体现，便是军队。近代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为止，日本之所以会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并迈向军国主义化的道路，都是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基础使然。战争的失败，固然使军国主义国家走向崩溃，但作为其基础存在的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却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更加彻底化了。原因在于，战败前被编入到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中的人员只有男子，而战败后，随着占领军对妇女的解放，女子也颇具讽刺意义地被编入该体制当中。神岛在这里用“家族度”的概念，来判断家庭到底以多大的内涵在充任着共同体的职能，结果发现，当男女均被编入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中去的时候，家族度已显示为零。而且，相对于战败前的“国家”，战败后以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来彻底吸收社会成员的装置，则是“企业”。就是说，战败后，企业在吸收单身者的行为中已代替了往日的国家职能，其所带来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意味着，曾经的军事大国和当下的经济大国，其实是建立在相同的社会体制基础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就社会将“家族”化为单身者本位的分解能力而言，企业比国家还要彻底，所谓“一亿一村”的说法，形象地道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实存状态。透过神岛氏的上述观察，人们很容易想起战败前日本国家发动“总力战”时的“一亿一心”和“一亿玉碎”，也不难忆及战败后日本国民整体转向时的“一亿忏悔”和“一亿谢罪”。而且，无论怎样观察，战败后的日本“企业”功能都容易被直观地解读为战败前“军国”结构的接收器。如果我们还要继续追问：既然军国主义的国家组织形式可以轻易变身为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方式，并且这种变身还为日本国民日用而不知，那么，一旦当外部条件要求日本人去实现“军国”对“企业”的“逆接收”时，坚持《和平宪法》的“应然”口号和实务主义的“必然”选择之间，还会形成持久的“张力”吗？我们所提出的这一类问题，在神岛氏的逻辑中，大概也只是一个“设问”。
作为前两个特征的某种背景性因素，“天皇政治的逻辑”，在神岛看来显然还属于日本社会中更加本质问题。他认为，所谓“天皇政治”，一言以蔽之曰，是以最少暴力来实现最大凝聚的政治形态。古代律令制下的天皇政治形成于大陆中国文明的影响，却不尽同于中国政治；明治宪法下的天皇政治虽形成于西欧近代文明的影响，却并未尽失古来的传统。天皇身上似乎凝聚着两种权力：一个是看不见的人心归趋，一个是看得见的政治支配。“以最少暴力来实现最大凝聚”的天皇政治逻辑，到了明治时代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种明显改变了的天皇政治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为止。而且，明治以来的天皇政治最终因日本战败和美军占领而遭到否定，并且这种否定还构成了日本国宪法的立宪基础。也就是说，战败后昭和宪法下的天皇政治，形成于美军的压倒性优势下。其新的内涵虽日渐含混，但古来的传统却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保留。律令制时代的天皇，原本是“归服推戴”“嘉纳听许”（まつらう·しらす）之所在。尽管明治宪法下的天皇政治朝西欧君主政治作出了明显的倾斜，但起草明治宪法的井上毅，却借用了古代天皇的固有价值指向，使天皇的“有权力无责任”旧习获得了在近代社会的延伸。于是，明治宪法下控制广大国民的天皇权力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力，恐怕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被搞清楚，云云。神岛的叙述显示，与传统迥然有异并一直影响至昭和前期的明治宪法，似乎并不能完全代表天皇政治的本来属性。但是，天皇固有的建立于权威基础上的权力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无责任”属性，之所以能被历史地继承下来，恐怕与天皇原本的“归服推戴”和“嘉纳听许”特征有关，即与“看不见的人心归趋”有关。在这样的前提下，神岛的以下发问，也就具有别样的味道：“日本人曾经脱却的天皇权力与战后再遭束缚的核武器权力，果然是基于同一逻辑上的权力吗？如果是，当然毋庸置喙，但如果不是，那应该是怎样一种逻辑上的权力呢？之所以这样发问……是因为统治的逻辑与归趋的逻辑毕竟是两码事。为了客观地明确解析天皇政治，我认为，似乎有必要将上述逻辑从天皇家的营为当中进行一次剥离。”这种主要是针对美国的疑问，耐人寻味，可神岛接下来的表达，似更加如此：“因战败而理应回到原点的日本，却在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中再度挺立于文明的前沿。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日本似乎已不再是什么‘追赶’，而是步入了‘领先’的行程。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局面，亦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应该是支撑日本战争过程的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另一个则是非武装和平宪法，而且事实上是二者的乘积使然。但是，这两者也恰恰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前者优位，则后者必将改变，而后者牵制，则前者亦将倾覆。”于是，日本是继续追随西方，用民主主义价值和武装市民去迎合西欧现代的世界战争和核权力，还是从再度被发现的江户时代去汲取现代日本的养分？神岛认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而现在，这种选择才刚刚开始。[42]
神岛上述观点之矛头所指，显然是欧美世界。他所推出的一系列“事实”和“不得已”，试图收获到足以让那些总想改造日本的欧美人对日本固有性格的“无可奈何”和“放弃努力”之功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Tetsuo Najita部分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并从一个侧面迎合了其上述构图的合理性。[43]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上述叙事，了解到真正进入思考状态的日本学研究者到底在想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想。而且，由此而呈现的“只看战后看不懂战后”和“只读历史读不懂历史”的研究方法，还试图在历史反思和哲学建构上，给学界展示某种“型范”。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丸山真男及其“原型论”，应该是首次尝试将日本作为客观审视对象的“他者”，以求在历史哲学层面抓取日本文化本质的学术实践。当然，这种实践也只能被定位为“尝试”。
被约翰·W.道尔誉为“进步文化人”的丸山真男，曾经是战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他明确将反省日本国战败原因的焦点，集中于天皇的权力结构——日本“国体”上。在他看来，明治以来，作为兼具权威中心和道德源泉的“超国家主义”的核心装置——天皇体制，曾利用时间性的延长和空间性的扩大之巧妙逻辑，恶性发作为“日清、日露、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等系列兵燹。从这个意义上说，给日本军国主义打上终止符的8月15日，也同时意味着“超国家主义”总基盘——“国体”的绝对性的丧失。[44]然而，由日本所造成的空前巨大灾难，总要有人负责，而且必须负责。早在1950年代，丸山便明确指出：“我们日本人无论在何种意义或何种形式上，都要承认并担负起战争责任，而且要与责任者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对决。如果回避或隐匿之，那么和平运动也好，护宪运动也罢，都将寸步难行。”他认为，“一亿总忏悔”这一意识形态式的非白即黑转向和“二分法”的草率处理方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随意自我原谅与其实不思悔改之恶性循环，不要说在历史的理解上是错误的，即便对人们今后的思考和行动，也未必能发挥积极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要区别对待“统治者”与“国民”的主张固然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可以否定“国民=被统治者”的战争责任：对于外部，日本国民至少在给中国人生命、财产和文化所造成的严重破坏面前，不能全部免责；对于内部，倘若可以对“昨日”迎合邪恶统治者的国民免却罪责，那么，也就不要指望他们还会对“明天”的邪恶支配势力去做积极的抵抗。然而，在所有的战争责任承担者中，最应被问责的，乃是“天皇”和“日共”，特别是天皇。丸山指出，远东军事审判没有对天皇问责，显然不是依据法律的结果，而是政治考量的产物。然而，一个作为“大日本帝国”的主权者、政权总揽者、大臣任免者、统帅权掌握者和终战决定者，居然可以对日本数十年政治进程及其后果不负责任，这即便在政治伦理常识上，也无法被接受。有人以政治傀儡为由为天皇开脱，但战争期间的天皇却并不是傀儡。对一个并非傀儡的最高权力者免究战争责任，那么，那些盲目盖印的大臣之责，又从何谈起呢？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天皇只负道德责任的论调中有哪些国际政治的原因另当别论，关键是日本人如何看待之。可怕的是，在国民的心目当中，天皇本身已被视为“非政治的”或“超政治的”存在。如果说，将自身地位粉饰成非政治存在却能发挥最大政治功能的手法已构成日本官僚制的传统机密，那么，这一机密之集中体现者，便正是位处官僚制顶端的天皇。这意味着，确认并继续追究天皇个人的政治责任，直到今天依然是剔除日本民主化之不治之症——官僚统治方式及其精神基础的紧要课题。对此，天皇承担责任的唯一方式，就是“退位”。实际上，天皇对皇位的蒙混恋栈行为，才是战后“道义颓废”的第一号典型。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这种放任，很快就可能变成不知廉耻的日本帝国诸神死灰复燃的先兆。[45]
然而，“非政治存在却能发挥最大的政治功能”这一独特的政治结构，与其说是“日本官僚制的传统秘密”，不如说是日本传统天皇制特别是明治天皇以来的日本国体的“秘密”所在。该“国体”及其“意识形态”在战后的“一举崩溃”固然值得庆幸，[46]但天皇乃“非政治存在”的“无责任”者这一认识本身，已透露出日本“国体”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反现代和反民主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已构成了丸山真男“原型论”或“古层论”出台的最初触媒。从下面的简要梳理中不难看出，这种研究，已开始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部分地触及了日本的本质。由丸山首次提出的特别观察视角——“原型”，原本是指由上古“神话”的各种观念和绵延不断的民间传承累积而成的“型范”，包括“伦理意识的原型”“历史意识的原型”和“政治意识的原型”。就抽取方法而言，他认为，只有从日本古典中实行儒佛消去法、神道观念精练法和民间传承提升法，才能提炼出这一“原型”。70年代，丸山开始用“古层”一词来代替“原型”，并进一步引入一个音乐术语——“执拗低音”（basso ostinato，执着而持续的低音），来譬况“原型”或“古层”，表明丸山的“原型论”，似乎已给日本的“伦理意识”“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带来了思考的“基盘”和解释的“终极”依据。[47]根据丸山本人的回忆，“原型”的说法，始于他1963年度的讲义。但有学者指出，“原型论”提出的最早时间点，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末。理由是：在1961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的思想》后记中，丸山曾写过“過去的なもの——極端には太古的なもの——の執拗な持続”这样一段话。[48]然而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日本战败后不久，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1946）[49]和《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1949）[50]，就曾用“超（极端）国家主义”和“无责任体系”的视角，追问过战争前后日本国民的“精神形态”。尽管丸山当时还无力从“道”的层面对日本人的思维类型作出形而上的抽象，但这项工作，却较早反映了丸山试图从根本上挖掘战争原因的学术初衷。
对“国体”的苦恼，使丸山将“原型”的思考更多投向了日本的“政治意识原型”，即古代天皇的祭祀与行政功能在“政事”上的二元分立与矛盾统一结构。“政事”一词，在日本语中被写作“まつりごと”：既是“政事”，也是“祭事”。但是，在“记纪”神话中，却出现了与中国政治原则截然相反的祭政分离倾向。由此而形成的“二重权力结构”，乃如“卑弥呼与男弟”“神功皇后与武内宿祢”“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等政治关系格局不一。丸山曾就字面的意义解释说，政事与祭事，是通过“まつる”=“奉”（奉仕、服从）之中介才实现的连接。尽管上述“二重权力结构”在决定事务时并非呈现出“二元对立”格局，而是相偕运作，但由于“天皇并非宗教的绝对者而只是祭祀行为的统率者”，加之具体行政事务往往交由他人去处理，因此，在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天皇似乎不需要承担根本性责任。[51]行文至此，人们或许会发现，丸山已在日本传统的政治体制中找到了天皇作为“无责任者”的原始根据。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日本传统的“二重权力结构”一直持续到明治乃至昭和时代，那么，对“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行为的主要负责者，恐未必是天皇，而是担当具体事务的政府和军部呢？
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也刚好发生于丸山在印证日本近代天皇政治思维的有害性时与中国政治及其理论装置——儒家思想体系的频频对比中。在他看来，儒教政治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使道德与政治直接连通”的思维，“在使政治权力无界限地侵入精神领域的同时，正像儒教家族内部伦理所显示的那样，也产生了将伴随强制力的统治关系植入道德领域的倾向。于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权力的强制竟被粉饰以道德，反过来，（政治本身）亦夺走了道德的内在性，使之堕落为顺应（conformity）共同体或集团（利益）的道具”。就是说，儒家的“政教混一”和“公私不分”，曾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天皇制度的近代转型。由于这种转型的萌芽发育于江户时代，因此，“有关判断父爱式慈善统治和以亲子关系为模板的社会关系的思考方式，究竟使儒教主义这一江户时代的通念产生了怎样的病理现象等问题，已经在《劝学篇》中遭到过福泽（谕吉）的明确批判”。[52]这使人想起两点。首先，丸山在追究战争责任时称：天皇仿佛是长着两个头的怪物，即“立宪君主”和“绝对君主”之一体两面。于是，和战中与战后的“统制经济”一样，政治决断的传达过程几乎没有正规的渠道，而是暗箱操作。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绝不是突然发生的变异，而是明治以来日本统制结构自身不透明体制基础上的自然反应。就是说，这种30年代后越发明显的“政治病理”现象，绝不是明治期未尝发生过的情况。[53]其次，是丸山的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他本人学术思想走向上的底色性规定。这部由发表于1940—1944年的几篇大论文汇集成册的学术著作，通过解构朱子学在江户思想界之影响过程，搭建起一个日本早期近代论的象征——“徂徕像”及相关思想结构。在这个构图中，丸山已把近世儒家学说之总代表“朱子学”，视为与近代化原理相悖的思想体系，并将其定性为“旧体制”——德川体制的帮凶。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接近近代日本思想（或具有近代性潜质）的“古学”（荻生徂徕）和“国学”（本居宣长）勇敢地站出来，对这种旧体制的思想载体展开了有力地批驳，并最终完成了日本早期近代化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对“儒教—东洋旧体制”的否定和克服这一丸山图示，矛头所指乃是近代以来的天皇政治集团。明治以降，曾造成过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国家主义国民道德论”思潮及其凝结物——明治天皇颁布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是被朱子学做过极致发挥的“五伦”教义和道德形而上学。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1891）及其对近世朱子学作出首次系统性哲学诠释的作品——《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显然极富成效地支持了明治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鹈沼裕子在谈及井上的工作“效果”时指出：“一般说来，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国民道德论’，指的是明治四十年代因国家统制而被倡导的国家主义的道德运动。但实际上，该运动的风潮，却上可溯及明治十年的儒教道德复活意识，下可延至太平洋战争末期风行的国粹思想”，时期相当“漫长”。[54]这意味着，津田左右吉在昭和时代的反儒教言行，势必会引发反对天皇体制的联想，其遭遇某种“不幸”甚至酿成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津田事件”，亦在意料之中。[55]丸山本人因现场庇护津田而受到牵累的体验，决定了嗣后丸山在学术领域上的转向——其江户思想史研究，与其说是导师南原繁的建议，不如说是政治压力所致。它教会了丸山如何采取学术“迂回”的方法，既批判了导致“圣战”的原因又不去直接触动炙手可热的军国主义。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丸山给津田写信，称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给津田以“暗默的支持和声援”，并同时寄去他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代表作——日后被集结成《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的主干论文开篇——《近世儒教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与国学的关联》。丸山十分希望这篇研究德川朱子学解体过程的文章能够引起西洋社科专业出身者津田的惠顾，哪怕是些微的瞩目，也“幸甚至哉”，[56]只因为这篇文章首先确立的自明式标准，便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对中国事物的批判性叙述。[57]当然，丸山的理论构图，明显比位处对立两极的井上和津田要巧妙得多：其出发点虽然与津田思路极其贴近，但他先是把研究视角远投江户时代，然后在强调朱子学在幕府初期之“崇高”地位的同时，给朱子学赋予了被“捧杀”的命运。这种做法，既没有重蹈儒教虚无论的老路，也避开了招致当下政治风险的一般可能性。但是，“津田事件”时他们逃离现场后津田博士的自言自语，却给丸山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若听任这帮人闹下去，日本皇室可就危险喽！”[58]这大概意味着，原本在祭政高度一致的中国皇帝身上才会出现的责任追究问题，将因为儒教的极权导向而使日本固有的“祭—政”二元“国体”改弦易辙，并给天皇本人带来可以逆料的灾祸。丸山于是乎通过所谓日本“政治意识原型”，对日本人之所以对“易姓革命”和“万世一系”同时并存现象提出质疑的历代言说[59]赋予以结论，认为那是中国人平行但对立的两种传统政治思维次第涌入日本后给日本人带来的政治信仰上的混乱：“儒教思想在日本化之际所引发的甚大困难和抵抗，表现在这一民本的‘革命’思想和与之相关的王朝‘正统论’问题上。江户时代的‘国体论’，正是将兼容儒教的‘君臣之义’和有德者君主思想这两种意旨完全相反的观念间是否具有同一的可能性，即君臣名分的绝对不动性（以伯夷叔齐的故事为代表）与有德者君主思想（德治主义）之根本性归结的禅让放伐肯定论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作为最大的issue（争论点）来展开的。”[60]他之所以通过“徂徕学”来次第裁断朱子学的“连续性思维”，[61]并推尊“古学派”所谓“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物我相分”这“五大斩断”[62]，所要解决的也正是上述问题。丸山的研究，不但勾勒出“古学派”特别是徂徕学派对肢解和瘫痪朱子学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对津田的“暗默”呼应，这一叙事还着力强调了“国学派”及其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与荻生徂徕之间的间接继承关系，并为他日后推出的“原型论”（“古层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63]于是，在构成“原型论”底色的学术构图中，对于“文明”，丸山抑“中世”而扬“近代”；对于“国体”，则重“自统”而斥“外来”。这意味着，对欧洲文明的激赏，使他必须反对“近代的超克”；而对“革命”的警惕，又使他必须远离儒家。战败的不堪，使他对天皇的唾弃，连着对儒教的反感；而面对国体的崩溃，又使他痛感到日本人认同上的危机。这种由“近代”与“中世”“本土”与“外来”之张力所形成的思想上的“两难”困局，使他在努力追究天皇及国体的战争责任的同时，又无法不自陷于所谓“日本近代的窘境”：“日本究竟‘欧化’到何种程度还依然是日本？对于这一问题，即使到今天也并未得到解决。一般的情况下，改变过去或在变化中前行，或者将同一性保持下去，是国民或民族的认同问题，而这又恰恰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实际上，近代日本的国体论，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其难点正在于隐含其中的日本认同问题。战败时围绕‘国体护持’而引起的巨大骚动，也只因为一点，即如何保持与统治层的利害难以拆分的民族认同问题”，简言之，在“民族认同或同一性问题上”，真不知如何才能处理好“传统与欧化或者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64]这段发表于1986年的文字与1956年揭载于《思想》第381号的《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以及1940—1944年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上的系列论文之间所呈现的变化，反映了丸山真男的真实心理活动，也反映出许多日本思想者的心理状态，有时还导致他们在战争责任追究问题上的茫然[65]甚至诡辩。[66]然而，作为对战后日本知识界特别是思想界发挥过长期影响的学术大家，丸山等人在天皇和国体问题上由战败之初的激进逐渐走向暧昧甚至责任分散和消解的态度，对研究者准确把握战后日本思想的流变轨迹，应不无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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