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元帝司马睿为什么能在江南站稳脚跟

三、北伐受挫　抱恨长终

收复河南之后，祖逖开始以河南为基地作渡河北上进军河北的准备。为此，他练兵积谷，积蓄力量。由于妥善处理了坞堡问题，使这些分散各地的武装力量归属自己统一指挥，获得了大批人力和物力的补充。随着人马的增多，队伍的扩大，祖逖很注意军队的整顿，关心士众，做到有功者必赏，即使只做一点好事，也要“赏不逾日”。军队纪律严明，士气很高，因此深受群众欢迎。

当时黄河流域因战争频仍，生产停顿，百姓和军队经常挨饿。东晋王朝虽然偶尔支援一点粮食，却因道远不至。祖逖便实行劝课农桑的方针，发动群众，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连他的子弟及亲属也都下田耕耘，上山砍柴。祖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俭约清廉，不私蓄资产，反对奢侈。由于祖逖对社会经济的重视和措施有力，在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下，久经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渐有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军队士马日益健壮，百姓生活也得到改善，社会日趋安定，逐渐在黄河南岸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基地，为扫荡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祖逖北渡黄河的准备，直接威胁到了石勒的统治中心，引起了石勒的不安。石勒建立政权，与据守关中一带的前赵刘曜对峙，时有恶战；当时北方还有不少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权或武装力量，也与他并立而争。石勒要应付这些对手本就不是容易的。他不得不主动向祖逖求和，特地派人修整祖逖母亲坟墓，又遣使送财物送书信给祖逖，希望互相通好和解，交换货物等等。但是石勒的策略没有奏效，祖逖除了从经济角度考虑，任双方进行贸易外，仍一如既往，积极做北伐中原的准备。

东晋太兴四年，当祖逖正加紧准备，即将过河北上的关键时刻，晋元帝突然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坐镇合肥，管辖地区包括已收复的黄河南岸和未收复的河北，实际上就是剥夺了祖逖指挥北伐的大权。祖逖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受到沉重打击。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这必须从东晋朝廷内部的斗争谈起。原来晋元帝司马睿之所以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建立政权，主要是依靠南下的北方士族和江南本地士族的支持和联合，其中北方名族王导、王敦兄弟又起着关键的作用。司马睿正式称帝后，政治上靠王导辅政，军事上靠王敦支持，史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但是，王敦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物，他坐镇武昌（今湖北鄂城），拥重兵控制长江中游，擅自任命将官，培植亲信，与朝廷对抗。晋元帝惧怕王氏图谋不轨，又见祖逖在河南势力大振，很不放心。因此，便命亲信戴渊镇合肥，又命刘隗镇泗口，各拥兵驻守，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北伐的军事部署，实际上是想以此防范王敦，其中对戴渊的任命又包含有牵制祖逖的意图。

戴渊虽然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但他疏于谋略，没有远见，更无收复失地之志。用这样徒有虚名的庸人统领至关重要的北伐，祖逖当然是忧虑重重。况且自己呕心沥血，多年苦心经营，好不容易才打开局面，现在却无故被搁在一边，实与贬官削职无异。想到这些他不免心灰意冷，愤愤不平。加上这时晋元帝与王敦的对抗愈演愈烈，战云密布，内乱一触即发，更使他意识到功业不就，北伐难成，因而悲愤致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祖逖仍然以大局为重，力图进取。他不顾重病之身，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继续指挥将士营缮军事要塞武牢城，加强沿河营垒，调遣部队，作北进和防敌的准备。然而终因忧愤过度，一病不起，就在东晋大兴四年（公元321年），抱恨死于雍丘，时年五十六。豫州百姓闻祖逖死讯，痛哭流涕。祖逖死后不久，王敦举兵叛乱，东晋统治阶级忙于内战，更把北伐大事置之脑后，石勒乘机重新起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河南的大片土地。祖逖一番轰轰烈烈的可望成功的事业，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讧中被葬送了！但是祖逖的功绩和他的精神，却长留在人们心中。人们在他浴血苦战过的谯梁地区立祠，纪念这位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的一代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