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典志”和“类书”

宋代的“典志”和“类书”

宋代的“典志”和“类书”

两宋时期，史学的发达不亚于文学，史家辈出，史籍林立，体例繁多。从史实的范围看，有贯穿古今的通史，截取某代的断代史，记录本朝的当代史;从著述体例看，既有编年体、纪传体、本末体，也有分门别类的典志体和类书体。各种史书中，尤以志、类史具有鲜明的特色。

所谓典志，是指专门记述某个或某些方面史实的史书。《史记》、《汉书》已开先例，在通史和断代史中，有《礼书》、《乐书》、《食货志》、《艺文志》等专题，以弥补纪传的不足，但并未独立成书。至宋代，由于政事日繁，史实庞杂，不分门别类难以详尽其史实，于是出现了典志体、类书体的史书。

典志体史书简称志书，其代表是南宋郑樵撰写的《通志》。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不应科举，隐居乡野，自命名“渔”、“樵”，穷毕生40年精力，写成了《通志》一书，重点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全书200卷，分为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5个部分，其中“二十略”篇幅最大，按典志体写法，汇聚了全书的精华，其中，天文、地理、都邑、刑法、氏族、六书、七音、昆虫、草木等“略”，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写以往旧史所未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还有各具特色的地域志、地方志，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范成大的《吴郡志》等，虽范围较狭，但记录更详，非一般“县志”之类的书籍可比。

类书比志书分类更细，记事更详，史料更全，往往非一人之力所能独立完成。北宋有较长的稳定时期，朝廷以编写类书彰显文治，敕命编纂了四大类书：一是《太平御览》，由李昉等编，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共1000卷，约500万字，全书分为55部，4558类，书中记载宋代以前的史实，引证的书籍达1690种，这些书大多佚失，其中资料因引用而得以保存。二是《册府元龟》，由王钦若、杨亿等编，成书于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共1000卷，约94万字。全书分为31部，1104门。记宋代以前的史实，也有较高史料价值。三是《文苑精华》，由李昉、宋白等编，成书于雍熙三年(986)，共1000卷。全书辑录了南朝梁末至唐末诗文，分诗、赋、词等38类。书中收录了二千多位作家近万篇作品，其中98%为唐人作品。四是《太平广记》，李昉、吴淑等编，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共500卷，分92类。书中记载上古至五代事，博采典籍近500种。此外，南宋王应麟编纂的《玉海》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类书。从史料汇集的角度看，典志和类书比其他史书有更多的优越性。尤其是类书，着重于史料的汇集，往往是照录不误，编撰者不必担心触怒皇上，皇上也可心平气和地阅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