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杰出代表

法家的杰出代表

商鞅和韩非：法家的杰出代表

商鞅于秦孝公当政时(前361—前338)为国相，韩非于秦昭王当政时(前306—前251)入秦，相隔数十年，成为法家先后的代表，为秦国推行法制和富国强兵作出了不同贡献。

商鞅和韩非性格各异：商鞅伶牙俐齿，权欲熏心;韩非口吃短言，埋头著述。商鞅锐意进取，不留余地;韩非婉转进言，怀才不遇。但他们的命运都颇有相似之处，都不是秦国本地人，都同样不得善终。

商鞅为秦相十年，以严刑峻法治秦，抑制贵族，奖励军功，使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向外扩张，阴谋俘虏魏公子卯，逼魏放弃大片土地，以军功卓著封为商君，达到权力的顶峰，也给秦树立了“虎狼之邦”的形象。他因对内触犯贵族利益，太子犯法时归罪于两个师傅，一个被面上烙字，一个被割掉鼻子，所以一旦太子登基，就以谋反罪追捕商鞅，商鞅投奔韩被拒于国门之外，负隅顽抗，终被杀害，还被车裂示众。韩非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他的文章深受秦王赞赏，应召入秦又为同门师弟李斯嫉妒，不但不得重用，反被投入监狱，被迫服毒而死。当秦王欲释放他时已后悔莫及了。

商鞅和韩非都留下传世著作：《商君书》和《韩非子》，为我们探索法家思想提供了依据，这里仅对两书的异同之处做一些概略评介。

《商君书》分5卷，共29篇，佚失4篇，是商鞅身体力行的法家理论的概括，是法家学派的开山之作。《韩非子》分20卷，共55篇，佚失1篇，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引古证今，议论缜密，奠定了法家学派的理论基础。二书大同而小异，虽有不同观点，但基本理论是一致的，最突出的共同点是他们的法制观念，主要表现在：

一是立法求变。《商君书》在开头第一篇的《更法》中，记述了秦孝公与商鞅等三大夫讨论法制问题，提出“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的宗旨。商鞅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论断，坚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主张，得到孝公的赞同，颁发了第一道变法的《垦草令》。《错法》篇中指出：“错法则民无邪。”主张用变法来抑制人民的邪恶行为。韩非在《五蠢》篇中指出：“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主张随世势变迁变法，认为如因循守旧，就像丢掉鞭子驾驭没有辔头的劣马一样危险。

二是执法以信。商鞅强调以法为准，《靳令》篇中说：“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邪。”即整肃政令，有令必行，就可使推行政策不受阻碍;执法公平，就可避免官吏徇私枉法。《赏刑》篇中说：“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强调“壹”，就是要统一赏罚，不因人而异，可做到令行禁止。韩非在《有度》篇中指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执法者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在《七术》篇中指出：“刑罚不必则谋令不行。”“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认为刑罚必须不折不扣、依法而行，才能令行禁止;赏赐丰厚而且兑现，人民就可以赴死不辞。在《外储说上》篇中说：“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不信则禁令不行。”对商鞅“立木为信”的做法持赞同态度。

三是严刑峻法。商鞅立法用重刑，他在《画策》篇中指出：“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韩非在《宣法》篇中明确赞同商鞅的主张：“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以难犯也……是谓之以刑去刑。”认为商鞅连轻罪也不放过，是为了使人不犯更大的罪，是用重刑杜绝犯罪的好办法。

四是弱民维法。为了维护法的权威，商鞅提出“弱民”的主张。在《弱民》篇中作出“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的论断，在《说民》篇中还指出：“慧辩，乱之质也;礼乐，淫佚之征也。”在《垦令》篇中甚至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殆于农战矣。”简直把有知识的聪明人指责为害群之马，其目的在于把人民培养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循规蹈矩的战争工具。韩非虽不一概反对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他所写的文章也引经据典，文采飞扬，但为了维法，他在《显学》篇中提出“民智不可用”的观点，在《五蠢》篇中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指责。韩非的论调虽比商鞅缓和，但二人的弱民思想如出一辙。

商、韩同为法家，在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却有许多差异，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

一是趋利与重德。商鞅在《画策》篇中说：“仁者能仁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排斥“仁义”以后，他提出“利民”的策略，他在《农战》篇中对“利民”的实质说得十分露骨：“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就是用高官厚禄驱使人民为国卖命。韩非也赞同“利民”政策，但认为应与仁德并行，《二柄》篇中说：“明主之所以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认为刑罚和道德是君主操纵臣下的杠杆，二者不可偏废，他还赞同老子的“仁德”说，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实现内心的和谐。《心度》中说：“圣人之治民，爱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这里虽然也说“利民”，但不主张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而是真心从根本上爱护老百姓。

二是扩张与睦邻。商鞅提倡“农战”，在强国的基础上主张向外扩张。如在《战法》篇中指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把人民的内争引向对外夺取胜利。秦对邻国魏用阴谋手段取得战争胜利，迫使其割地求和，就是实施对外扩张政策的证明。韩非虽也志在称霸，但却主张与邻国和平共处。他在《存韩》篇中充分阐述了保全韩国的理由，其中有一段“唇亡而齿寒”的精辟分析，“唇亡齿寒”成为后世人们常用的成语。

三是民欲与民心。商鞅在《定分》中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用利欲引诱和加害强迫两手，使人民别无选择，只有被迫参加耕战这一条路。而韩非在《用人》中强调“善于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意在顺民意而不是从民欲。在《显学》篇中韩非向秦王进言：“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皆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他认为实施的垦草、税收、法治、鼓励公战等政策是正确的，目的是治国安邦，但人民不了解君主的好意，反认为酷、严、贪、暴，请求皇上通盘考虑。意见提得何等委婉，其顺应民心的主旨显然与商鞅的议论不同。

从商鞅到韩非，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秦王富国强兵终于一统天下，毫无疑问是法家思想的胜利。但法家思想存在重法轻文的缺陷，使秦国能以力服民而不能以仁德得民心，商鞅“燔诗书”的一句过激议论，为以后的“焚书坑儒”种下了祸根，阻滞了中国的文明进步，其恶劣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