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个案研究：第108届至110届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的构成
如前所述，在不同纬度上，拨款委员会构成的政治得到了三个不同的解读：议员利益的实现地、国家财政的守护者以及党团意图的代言人。那么，党团主导国会的今天，美国国会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到底该如何定位?拨款委员会到底是一个什么倾向的委员会?两院拨款委员会的构成有何异同?这里将以第108届到第110届三届国会的具体数据，尽量描绘、分析出目前拨款委员会构成的特征与定位。
1.数据的来源与目的
本研究建立了第108届、109届以及110届国会两院议员相关情况的数据库，其中包括议员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基本信息、议员的政治信息以及议员所代表选区的政治经济人口情况等数据。其中议员的基本信息来自其官方网站以及维基百科等网站；其委员会组成信息来自分别在2004年、2006年以及2008年出版的《美国政治大全》（The 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后面附录的委员会构成；其选区的基本情况基本来自《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网站。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委员会构成等在每届国会中都在变化，因而研究所用的《美国政治大全》所体现的委员会构成为每届国会开幕之初的情况，而且参众两院议员全体也是每届国会开幕之初的100名和435名。由于其他数据的限制，不计入增补的议员以及没有投票权的5位众议院代表。
针对关注拨款委员会的不同视角，在以第108届至110届国会两院的具体情况观察拨款委员会现状时，着重关注选区分布、选举记录、资历、意识形态、财政议题态度、本党的忠诚度以及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度等变量。
选区分布情况上的观察，有助于判断两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构成在各个区域的分配特点，是否存在对于某些地区的倾向，还是在全美各区域范围内实现了相对的均衡。如前文所述，由于两党在分配拨款委员会在内的各委员会席位时，将各自考虑到区域因素，因而两党的拨款委员会成员在地域上的分布，也有可能部分体现出党派政治版图的特点。由于两院两党党团决策层有各自的区域划分，且根据本党所处的政治形势不断变化，研究无法获取其各自的划分，而且两党不同的划分情况也无法展开横向比较。基于这一现实，本研究将采取美国国家人口普查局根据美国政治经济情况而制定的区域划分方式，即将美国划分为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地区、东北中地区、西北中地区、南大西洋地区、东南中地区、西南中地区、山区以及太平洋地区等9个区域。[30]
选举记录，是指议员前一次连任的选举结果。对于这一指标的考察，有助于判断拨款委员会成员是否因为其特殊的身份而增加了连选连任的把握，或者在党团的协调下，是否将那些对党团关键的摇摆选区的议员安排到拨款委员会当中。第108届至第110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的前一次连任选举分别为2002年、2004年以及2006年的国会选举；而这三届国会参议院议员的前一次连任选举的跨度则从1998年到2006年的5届国会选举。选举记录的数据来自美国国会众议院书记处（Office of the Clerk）网站上公布的1920年至2008年中45次国会选举的选举结果记录中相关年份的记录[31]，在此基础上计算而得。
资历，即议员在任的时间长度。由于职业化与常任化，议员的资历成为国会内的一条重要标准，用来处理党团领袖、委员会安排等事宜。对于这一维度的分析，有助于判断资历是否是加入拨款委员会最为关键的门槛，或者党团组织是否在拨款委员会分配的关键决策上绕开资历。资历变量来自对于议员信息中当选年一项的读取并计算。
意识形态，这里指两党议员所持有的不同政治立场。在党团领导的国会内，两党议员出现了明显的极化趋势，意识形态上出现明显分歧。在这一维度上的观察，有助于判断被誉为具有统一风格的拨款委员会是否也出现了这种极化倾向，还是仍具有某种共性。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将基于DW指数展开。该指数是由美国国会学者珀尔（Keith Poole）和罗森索（Howard Rosenthal）根据历届国会议员在社会经济和种族民权议案上的投票记录，编制而成的反映议员价值观的指标体系。[32]第一维度DW值测量议员在社会政治经济（如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第二维度DW值测量议员在种族和民权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该系统对每个届期的所有议员都加以赋值，以0为“中立点”，以－1到＋1为区间，数值表示到小数点后三位。负方向朝“左”的方向移动，绝对值越大立场越倾向自由，一般多为民主党；正方向朝“右”的方向移动，绝对值越大立场越倾向保守，一般多为共和党。两位学者提供的DW值有三个优势：其一，赋值精细，区分度高；其二，数据异常完整，自首届国会至今；其三，可直接下载excel格式的数据库。正是出于这些长处，DW值成为美国国会研究领域中最为常用的指标体系之一。[33]
与意识形态相比，财政议题态度则更为具体地关注国会议员在预算、收入以及支出等议题上所持有的态度。财政议题态度的分析是基于NTU指数展开的。所谓的NTU指数，即“全美纳税人联盟”（National Taxpayers Union）所建立的衡量国会议员的财政议题态度的指数。这一指数将美国国会每个会期即每年中所有涉及拨款法案、预算法案、税收法案以及相应的修正案中各个议员的投票立场进行量化，其幅度在0%到100%之间。[34]越趋近于0%则越持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支持增加支出、增加税收；而越趋近于100%则越持有保守的财政立场，支持缩减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等。由于本研究是以每一届国会为单位展开分析的，因而将某届国会的两年NTU指数的平均值作为该届国会的NTU指数。
本党的忠诚度，顾名思义是在衡量议员在某一议题上的立法行为与其党派的政策立场是否一致的程度。对于政党忠诚度的分析，有助于判断拨款委员会成员在拨款等议题决策上多大程度受到其所属党派的影响。最能体现是否忠诚于党派的行为，就是议员的投票行为，具体而言是其在某议题投票中是否与本党立场保持一致的行为。党派忠诚度的分析是基于《华盛顿邮报》网站关于国会信息数据库中每届国会议员“与本党立场投票一致度”的数据而完成的。[35]《华盛顿邮报》网站以每一届国会为单位，将两院议员对当届国会所有投票的表决态度量化而得出这一数据。该数据以百分制呈现，越趋近于100%则与本党所保持的一致度越高，反之越低。
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度，即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加入其他委员会的情况。对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度的分析，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判断拨款委员会的权势：如果重叠程度较低，则意味着拨款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特殊性，其权势比较其他议员而言则更为明显；如果拨款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度较高，则意味着其成员很可能不具备特别的权势，同时与其他委员会重叠较多，也可能意味着拨款过程与授权过程更为紧密的配合。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度的数据实现也是基于整个数据中全部委员会分配情况才得以完成的。
2.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构成
在第108届至110届国会众议院中，拨款委员会始终保持了65人至66人左右的规模，占全体众议院议员的15%以上。具体而言，第108届国会65人、第109届国会和第110届国会均为66人。这一人数的拨款委员会在众议院各委员会中可被视为规模最大的委员会组织之一，在众议院内20余个常设委员会中规模位列第三位，仅次于达到70人左右水平的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和金融服务委员会。
在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内部，根据两党在众议院全体议员中所占有的席位比例，也作出了相应的分配。在共和党占多数的第108届、109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中共和党成员与民主党成员的分配分别为36席比29席以及37席比29席；在民主党占多数的第110届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的比重翻盘，为37席比29席。
（1）选区分布
如表5.3所示，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各个区域内都有分布，且整体上保持较为均衡的水平。其中南大西洋地区和东南中地区分布略微偏高，而太平洋地区相对而言分布较低。具体到各州来看，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分别分布在34个、35个以及36个州内，而没有担任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州多为小州，如特拉华、夏威夷、新罕布什尔、缅因、南北达科他、佛蒙特、怀俄明、犹他、阿拉斯加等。如此分配情况，充分说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保持大小州平衡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对联邦财政具有更大贡献的大州利益：由于财政资源更多来源于这些大州，它们理应在拨款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
表5.3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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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拨款委员会成员在整体大致分布持平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地区的起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拨款委员会席位在两党间不同分配情况有关。表5.4展示了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内共和党成员的分布情况。无论是在第108届和第109届国会共和党多数席位时期，还是第110届国会共和党转为少数，其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分布在新英格兰地区、东北中、山区和太平洋地区都呈现出偏低的态势，而在东南中、西南中以南大西洋等南部则保持了偏高的水平。究其原因，前者偏低地区或为共和党势力较弱地带，或为小州聚集地区，而后者偏高地区则为共和党传统的势力范围。可见，政党的拨款委员会分布很大程度上有巩固传统基本盘的意图。相比而言，表5.5所示的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民主党成员的分布情况则变化较大。在民主党处于少数地位的两届国会中，传统势力范围的新英格兰、东北中地区偏高，而东南中、西南中等传统保守地区则偏低。南大西洋地区分布偏高的背后，一定程度上与民主党希望在这一摇摆地区获得更多支持有关，因而通过安排拨款委员会席位来照顾这一地区的利益。这也可以解释山区地区从偏低到偏高的变化。在第110届国会中，民主党掌握了多数席位，民主党在2006年选举获得席位较多的广大南部和山区获得了更多拨款委员会席位的奖励，以此巩固民主党在这些地区的席位优势。相比而言，新英格兰地区、西北中以及太平洋地区则因其传统安全地区的定位而被暂时减少或维持了分布。在三届国会中，民主党拨款委员会成员在太平洋地区分布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民主党议员在加州的集中分布有关。加州虽然是众议员人数最多的州，但在尽量谋求各州利益平衡的拨款委员会中未必能得到与议员比例相当的分配。可见，民主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分布在兼顾传统基本盘的同时，也具有明显布局选战、谋求更多席位的意图，这也可以反映这三届国会众议院政党政治变化的大趋势。整体上看，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各成员的分布在体现地区间平衡的前提下，反应出两党政治版图不同权势对比的分布。这一判断也体现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及其各委员会领导的人选分布上。如表5.6所示，新英格兰地区分布着民主党拨款委员会领导，而南大西洋地区这样的摇摆地区则交错分布着来自两党的拨款委员会领导。
表5.4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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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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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领导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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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举记录
如表5.7所示，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前一次当选得票比率的平均值普遍高于其所在届期全体众议员的平均水平。这一现象可以说明，拨款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有助于为议员的选区利益服务，进而提升议员连选连任的几率。同时，表中还显示拨款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领导的选举记录与全体众议员的水平相比，则起伏较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领导具有较大的权势，也存在招致在选举中面临对手政党严峻挑战的可能。
表5.7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前一次连任选举得票比率的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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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历
如表5.8所示，三届国会众议院全体议员的平均资历大致在10年左右，即连任5届国会众议员。相比而言，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平均资历则在10至14年上下，即5到7届国会。由此可见，拨款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帮助议员更容易连选连任、积累更多资历。这与分析议员前一次选举得票而得出的发现是相吻合的。值得注意的是，众议院全体议员中资历最高者并不是拨款委员会成员。同时，拨款委员会及其各分委员会的领导资历不但明显高于全体众议员的平均水平，而且也大致高出拨款委员会成员平均水平6到8年，说明拨款委员会领导的产生在多数情况下是以资历为前提的。此外，对比各届拨款委员会成员资历的极值，不难发现，成员资历的跨度较大。存在一些刚刚进入国会的议员成为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可能，这与拨款委员会的地区平衡和两党党团的分配不无关联。
表5.8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资历的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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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识形态
如图5.1中左侧三幅图所示，三届国会众议院全体成员的DW指数分布呈现明显的双峰两极化态势，这也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国会极化趋势的直观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图5.1右侧三幅图则对应地反映出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DW指数分布趋势明显相同的双峰极化分布，可见在当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中两党议员所持的政治立场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并无跨党籍合作的倾向。对比而言，拨款委员会成员的DW指数分布仅在离散度（即意识形态的跨度上）略小于全体成员的水平。这说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或者中立化倾向略弱。
图5.1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DW指数分布（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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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DW指数绝对值分布（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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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中则显示了三届国会拨款委员会成员的DW绝对值分布情况。使用DW绝对值观察，旨在为明确各党拨款委员会成员所持意识形态立场在其党内所处的地位。如图5.2所示，三届国会众议院全体成员DW绝对值分布、拨款委员会成员的DW绝对值分布以及拨款委员会领导DW绝对值分布在离散程度和均值上都呈依次递减的态势。这说明拨款委员会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本党议员全体的主流位置，且拨款委员会领导在这个趋势上更甚。拨款委员会成员在意识形态上少有出现极为保守或自由的极端派，也少有骑墙派，大部分拨款委员会成员处在本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范围内，往往可以更容易与本党成员达成最大的认同。换言之，拨款委员会成员是其所在政党全体议员更易接受的人物。
（5）财政议题态度
如图5.3显示了三届国会众议院全体议员以及拨款委员会成员的财政议题态度指数化的NTU指数分布情况。整体上看，三届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在财政议题上也呈现双峰极化的态势，而且这一态势也反映在拨款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态度分布上。这样看来，如今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财政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共识特点。此外，如图所示，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的NTU指数分布在离散度和均值上都小于众议院全体议员的相应水平。这说明，其一，拨款委员会在财政议题上持有极端看法者相对较少；其二，拨款委员会成员平均而言在财政议题上存在支持更多支出的某种微弱共同倾向。
（6）本党忠诚度
表5.9显示了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投票的一致度情况。如表5.9所示，三届国会众议院全体议员在平均水平上都保持了与本党90%以上的投票一致度，这也反映了众议院中党团主导与控制的程度之深。相应地，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投票一致度的均值则明显高于众议院全体议员的均值水平，说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的忠诚度更大，受到本党党团的控制更为明显。同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投票一致度的最高、最低两个极值所包括的范围也基本处于众议院全体与本党投票一致度极值范围的中上水平，这也再次证明了两党党团对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存在较大的影响。此外，拨款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领导与本党投票一致度的水平则与众议院全体议员的水平基本相当，上下浮动。这一现象说明，在拨款委员会领导选拔的多数情况下，党团影响与资历影响等其他因素并存。
图5.3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NTU指数分布（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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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投票一致度（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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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
如表5.10所示，三届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中分别有22名、18名以及21名众议员同时在其他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每届国会中大致有10%的议员仅以拨款者的身份在拨款委员会中负责审议联邦财政的支出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仍具有不同于其他非拨款委员会成员的特殊性，具有更加独特的影响力与权势。同时，如表所示，除了预算委员会重叠兼职是由众议院规则规定和党团安排之外，其他重叠的委员会均不属于众议院最具权势的委员会。这就意味着，即便是重叠任职的议员也将拨款委员会身份视为最为关键的权势与影响来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重叠任职的议员所在的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更多与其兼任的非拨款委员会存在审议管辖权的重叠现象，即授权者也是拨款者，但这种情况就整个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而言，并不占多数。
表5.10 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续表）
注：分委员会一栏中黑体表示，该分委员会与重叠的委员会存在审议管辖范围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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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构成
在第108届至110届国会参议院中，拨款委员会始终保持了28至29人左右的规模，占全体众议员的1/3弱。具体而言，第108届国会29人、第109届国会28人以及第110届国会29人。这一人数的拨款委员会在参议院20多个委员会中属于规模最大的委员会组织之一。
在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内部，根据两党在参议院全体议员中所占有的席位比例，也作出了相应的分配。在共和党占多数的第108届、109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中共和党成员与民主党成员的分配分别为15比14以及15比13；在民主党占多数的第110届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的比重翻盘，为15比14。两党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中的席位差距远小于众议院，这与参议院的整体规模和当届国会中两党对比都有关联。在如此微弱的两党差距下，任何一个拨款委员会成员的立法行为都更至关重要。
（1）选区分布
如表5.11所示，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各个区域内均有分布，但整体上并不如众议院分布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水平。其中西北中、东南中以及太平洋地区均明显偏高，而新英格兰、南大西洋以及西南中地区则较低，在中大西洋、东北中以及山区地带还呈现起伏变化。具体到各州来看，由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不能同时来自同一州，因而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所分布的州就分别为29个、28个以及29个。整体而言，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分布则覆盖了33个州，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所覆盖的比重大致相同。
表5.11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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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议院分布不同的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包括如加州、得州等大州的同时，也包括如阿拉斯加、夏威夷、艾奥瓦、爱达荷、蒙大拿、南北达科他、犹他、佛蒙特以及罗得岛等小州。而不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分布范围内的既有纽约、密歇根、弗吉尼亚、佛罗里达等较大的州，也包括康涅狄格、特拉华、怀俄明等小州。这一情况说明，参议院的分布在强调大小州之间的平衡的基础上倾向于照顾小州利益，强调小州在财政支出决策中的平等权力。
如表5.12和表5.13分别显示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两党党籍成员在各个地区的分布情况。就共和党而言，中大西洋、东南中、太平洋以及山区均呈现分布偏高的情况，新英格兰、南大西洋以及西南中则分布低于一般水平，西北中地区基本持平，而东北中地区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变化。如此的分布特征说明，共和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分布中并未如众议院明显体现出巩固本党基本盘或者在关键性地区扩展势力的意图。与此相同的是，表5.14中的民主党分布也无规律可言：西北中和太平洋地区偏高，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偏低，东南中地区基本持平，而东北中、西南中以及山区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此可见，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两党成员在地区分布上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较为有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两党都在太平洋地区呈现较高的分布。究其原因是与太平洋地区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海外州有关。这两个小州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中均具有席位，且都是资深的权势人物。这一共性，也可重申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重视小州利益的倾向。又如表5.14所示，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两党领导的分布上也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区、山区、南大西洋以及东南中等地区。具体而言，该地区具有拨款委员会席位的也多为小州，且议员长期任职、资历较深，进而在拨款委员会中得以占据领导位置，获得较大影响。
表5.12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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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3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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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领导在各区域的分布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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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举记录
如表5.15所示，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前一次当选得票比率的平均值普遍高于其所在届期全体参议员的平均水平。这一现象与众议院相同，可以部分说明拨款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有助于为议员的选区利益服务、提升议员连选连任的可能，也说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多来自较为安全而稳定的选区。同时，拨款委员会及其分委员会领导的选举记录也基本高于全体参议员的平均水平，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于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平均水平。这也可以解释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领导应来自更为安全的选区，因为只有更为安全的选区才能导致资历的积累；同时拨款委员会领导身份也为他们获得了更多实现选区利益的机会，增加连任率。
表5.15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前一次连任选举得票比率的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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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历
如表5.16所示，三届国会参议院全体议员的平均资历大致在13年至14年左右，即连续两任参议员、经历7届国会。相比而言，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平均资历则在17年至20年上下，即8年到10届国会。这再次验证了拨款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有助于议员的连选连任，从而提升了资历。此外，与众议院不同的是，参议院全体议员中的资历最高者皆为拨款委员会的成员。同时，拨款委员会及其各分委员会的领导资历明显高于全体参议员的平均水平，仅略高于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平均水平，一方面说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领导是以资历为一般前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议员规模较小，但分委员会数量却与众议院相同，几乎每个成员都有机会成为分委员会领导，依据资历的竞争并不激烈。相比而言，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和首席成员具有相当高的资历，说明这一领导位置是以资历为基础的，党团的作用也较为有限。此外，各届拨款委员会成员资历的极值虽然说明成员资历的跨度较大，但与全体参议院的极值范围对比而言，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整体上仍旧保持较高的资历，资历最低者也通常是经历了2届国会以上的5年，少有如众议院那样刚刚当选就获得拨款委员会席位分配的情况。由此可见，虽然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分布也有地区的平衡，但资历是最为重要的前提，党团作用与众议院相比微弱很多。
表5.16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资历的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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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识形态
如图5.4中左侧三幅图所示，三届国会参议院全体成员的DW指数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现双峰两极化态势，同时两党都存在一部分中间的温和中立的分布，说明参议员更容易出现超越本党党团控制，具有跨党合作的可能。对比而言，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的意识形态DW指数分布却更为明显地体现两极化特点，而且在离散度上也略小于全体参议院的分布水平。这说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众议院的情况相同，在意识形态上少有极端化或中间化的倾向，本党主流派居多。
图5.4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DW指数分布（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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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显示了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的DW绝对值分布情况。与众议院的情况相同，三届国会参议院全体成员DW绝对值分布、拨款委员会成员的DW绝对值分布以及拨款委员会领导DW绝对值分布在离散程度和均值上都呈依次递减的态势。这说明拨款委员会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本党议员全体的主流位置，且拨款委员会领导在这个趋势上更甚。拨款委员会成员在意识形态上少有出现极为保守或自由的极端派，也少有骑墙派，大部分拨款委员会成员处在本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范围内，更容易实现本党成员范围内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中较为中立的议员为什么不能参与到拨款委员会当中呢?究其原因可理解为：一方面，参议院党团的影响虽然不如众议院，但在资历的基础上仍旧可以发挥影响，进而将未必能够保证执行本党政治议题的中间派排除在关键的拨款委员会之外；另一方面，随着政党政治走向极化，中间派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挤压，连选连任进而积累资历的可能大幅度降低，进而进入拨款委员会的几率也随之下降。
图5.5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DW指数绝对值分布（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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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政议题态度
图5.6显示了三届国会参议院全体议员以及拨款委员会成员的财政议题态度指数化的NTU指数分布情况。与众议院相同，整体上看，三届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在财政议题上也呈现双峰极化的态势，而且这一态势也反映在拨款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态度分布上。这样看来，如今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财政议题上同样不存在明显的共识特点。同时，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的NTU指数分布在离散度和均值上虽然与众议院的情况相同，都小于众议院全体议员的相应水平，但差距极为有限。这说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财政议题上所持态度的总体趋势与全体参议员无异，没有特别之处。
图5.6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NTU指数分布（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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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党忠诚度
表5.17显示了三届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投票的一致度情况。如表5.17所示，三届国会参议院全体议员在平均水平上基本保持在与本党88%至90%的投票一致度，低于众议院的水平。相比而言，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投票一致度的均值略高于参议院全体议员的均值水平，说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具有的本党忠诚度略高，受到本党党团影响的可能略微明显。同时，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投票一致度的最高、最低两个极值所包括的范围有时处于参议院全体与本党投票一致度极值范围中上水平，有时基本与全体水平相符，这也证明了两党党团对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仍存在一定影响。此外，拨款委员会及各分委员会领导的一致度略高于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平均水平，而拨款委员会领导的一致度则有起伏，更多时候甚至低于参议院全体的水平。这也充分说明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领导的选任上更多体现资历，而非政党影响。
表5.17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本党投票一致度（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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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
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重叠较为有限的情况迥异，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则几乎全部在参议院其他委员会中任职。在第108届至110届的三届国会中，仅有第109届国会拨款委员会中出现了一位仅担任拨款委员会成员的参议员，即时任少数党（民主党）领袖的哈里·里德。如表5.18所示，除依照规则参与预算委员会外，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还广泛地参与其他各委员会，其中不乏在参议院中颇具权势的财政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这种高重叠度，说明在参议院中拨款委员会成员并不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而特殊的整体，不同于众议院可以构成独有的影响力与权势。同时，又如表5.18所示，值得注意的是，重叠任职的议员所在的拨款委员会分委员会基本都与其兼任的非拨款委员会存在审议管辖权的高度重叠现象，即授权者与拨款者高度重叠，为这些议员给自己选区创造项目、谋求利益提供了捷径。
表5.18 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与其他委员会的重叠情况（第108届至110届国会）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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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委员会一栏中黑体表示，该分委员会与重叠的委员会存在审议管辖范围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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