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问题

1-1.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问题

知识分子群体其实是一个边界未明的群体，原因在于虽然“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又讨论热烈的群体，但哪些人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¹⁾

有些人主张以社会角色来确定谁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这种标准来源于知识分子的两个词源学上的来源。首先是出现于19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出现的一批跻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阶层，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知识背景，从而对当时俄国的现状提出了批评。“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他们只是在精神气质上有共同之处，是一个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²⁾

其次是法国，19世纪的晚期左拉等人为了给一个名叫德雷斯顿的人辩护，于1898年发表了一篇《知识分子宣言》，“这批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为社会伸张正义、敢于批判最高权力当局的人士，就被称为‘知识分子’”。⁽³⁾据此，知识分子是那些作为社会正义的代言人的，超越于职业和派别的人士。

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在曼海姆和萨义德那儿得到了一种典范性的描述。“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能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反这些标准的行为。”⁽⁴⁾

显然，这是对于知识分子最为理想化和道德化的描述，也是20世纪80年代最符合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知识分子形象。实际上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背景，同时也必然有自身的利益追求。这方面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描述最具代表性的。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看上去是针对曼海姆的“自由漂浮”理论的，他似乎更强调知识分子与利益和权力之间的瓜葛。葛兰西指出：任何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它显得多么“自由自在”，总还是会受到阶级形式的限制，并因此成为社会斗争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意识形态在确立合法性和文化霸权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可以期望知识分子在政治中起更加广泛的作用，把特有的阶级利益的社会直接性与追求和行使权力的全面统一性结合起来。”⁽⁵⁾虽然葛兰西的讨论重点在于如何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但他将有机知识分子和以牧师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并强调知识分子的活动和现实政治之间关系对于现代的知识分子角色分析是有极大的启发性的。

以上是葛兰西在20世纪上半叶所能概括的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状况，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现代性”概念的复杂程度一点也不小于“知识分子”概念，但有一点，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媒体时代的到来，专业知识的独占性，是否使知识分子拥有了一种独有的“文化资本”，从而构成为一个“新阶级”，正是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讨论的关键。

“古德纳认为，现代知识阶层与生产方式有着与众不同的关系；它位于劳动和资本之间，体现了一种人的资本或‘文化’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随着教育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开始取代旧的、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由于知识代表着对生产的控制，所以它允许知识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在公共领域内提出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一阶层的组成远远不止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包括媒介工作者、教师、学者、专业人员、经理甚至政府官员，所有这些团体构成了一种‘文化资产阶级’。它努力去维护它的权力、特权和与其统治集团相关的自主性。”⁽⁶⁾

在古德纳的“新阶级”中包含有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知识阶层，其贡献在于强调了知识阶层因专业化而获得的自足性，但对于专业化所造成的对于公共事务的批判性的限制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周宪指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制度化和专业分工的合理化，又使得他们不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退守在局部专业领域而作用有限。”⁽⁷⁾并认为福柯所提出的“普遍知识分子”和“专家知识分子”⁽⁸⁾的区分就是为了要在专家知识分子大行其道的今天，发挥出其批判性功能。

鲍曼将知识分子由普遍性向专业性的这种转变描述成由“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因为知识分子在越加制度化的学术体制内追求其价值，从而与大众和现实产生了距离，进而普遍主义被多元主义所取代，而这正意味着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⁹⁾

在对西方流行的各种知识分子理论做了简单的描述之后，我们可以转过来讨论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于中国以西方为模式的现代化运动，因此，无论是教育模式和内容以及价值理想都与传统中国的知识精英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将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士”和西方式的“知识分子”做适当的比较对于展开我们后面的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