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研究

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研究_2010浙江省人口普查重点课题及优秀论文集

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研究

区域之间人口发展的比较研究，可以从比较宽泛的视野角度（如人口型式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等）进行考察，也可以从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来进行考察，还可以通过计量模型输入各省份人口数据获得“常规型式”或“标准结构”提供比较的参照系转向定量分析为主。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不是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全面而完整的比较研究，而只是通过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的运用和分析，对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之间最明显、最突出的差异及其变动特点进行描述概括，间或表明和得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基于以上想法，本课题第一部分概述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第二部分对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进行有所侧重的比较分析，从中看出浙江人口发展变化有异于沿海一些省份的显著区别；第三部分对浙江人口发展特点进行成因分析和利弊分析；第四部分提出基于比较研究得到的若干启示和对策建议。

一、浙江人口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

（一）人口总量增长较快，占全国的比重上升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11月1日，浙江常住人口为5442.69万人，与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的4676.98万人相比，十年增加765.71万人，增长16.4%，年均增长1.53%，是同期全国大陆人口年均增长率（0.57%）的2.68倍。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这十年浙江人口总量增加数仅次于广东（增加1788万人），居第2位；人口增长速度仅次于北京（41.9%）、上海（37.5%）、天津（29.3%）和广东（20.7%），居第5位。由此，尽管浙江人口在全国大陆的位次与2000年一样仍居第10位，但浙江人口占全国大陆常住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3.69%上升到2010年的4.06%，上升了0.37个百分点，创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浙江人口占全国比重最高的纪录。由于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进一步上升。2010年，浙江人口密度达到534.6人/km²，比2000年增加75.2人，是全国人口密度的3.8倍。

（二）外来人口迅速增长，成为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

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浙江当然不是新现象。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浙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2000年浙江外来人口就达368.89万人，超出浙江外出人口约161.58万人，使浙江由80年代的人口净流出省份变为90年代的人口净流入省份。进入新世纪之后，各种媒体更加广泛地报道了省外人口大量流入浙江务工的情况。然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公布之后，外来人口迅速增长的状况还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想。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的省外流入人口为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即每5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以上来自省外。与2000年相比，省外流入常住人口增加了813.51万人，增幅高达220.6%。这十年浙江省外流入常住人口增加813.51万人是什么概念呢？通过以下三组数据对比也许能够进一步加深人们的印象:一是这比同期浙江增加的全部常住人口（765.71万人）还多出47.8万人；二是这比外来人口第一大省广东省同期外来人口增加数（643.29万人）还多出170.22万人；三是这基本接近一个海南省的人口（867.1万人）。与此同时，十年之间全省户籍人口仅增加246.7万人，只有省外流入人口的20.9%。省外人口的快速增长，已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省常住人口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三）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新变化，老龄化速度减缓

在人口学上，一般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0—14岁的少年人口比重、老少比及年龄中位数四项指标来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看，浙江人口年龄结构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完全成为“老年型”结构，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在继续老龄化的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0—14岁的少年人口比重继续下降，由2000年的18.06%进一步降至2010年的13.21%，下降4.85个百分点。二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继续稳步上升，由2000年的73.09%上升到2010年的77.45%，上升了4.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少年人口比重下降的4.85个百分点中，绝大部分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所取代。三是老龄化速度明显减缓，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由2000年的8.92%上升到2010年的9.34%，十年间仅上升0.42个百分点，年均上升幅度由1991—2000年的0.21个百分点下降至2001—2010年的0.04个百分点，浙江老年人口比重在全国的位次也由2000年仅次于上海的第2位，退至2010年的第9位。上述浙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外来人口大量增加有关，即以青壮年为主的省外人口的大量流入，大大延缓了浙江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提高了浙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了人口抚养系数，使浙江最近几年无论是劳动年龄人口绝对规模，还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都达到或接近了峰值水平，从而延长了“人口红利”。

（四）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相对缓慢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文化素质虽有一定的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看，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仍然相对缓慢。从纵向比较看，2010年与2000年相比，全省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未上过学人口比重由10.54%降至6.55%，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由39.04%降至30.47%，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由35.53%升至38.77%，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由11.49%升至14.34%，大学专科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由2.22%升至5.45%，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由1.12%升至4.08%，研究生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由0.07%升至0.33%。应该说，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从横向比较看，这种改善状况又是难以令人满意的。2010年与2000年相比，浙江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7.46年上升到8.57年，仅提高1.11年；而全国平均水平由7.62年上升到8.76年，提高了1.14年。2000年，浙江文盲率为8.55%，比全国平均水平（9.08%）低一些，但到2010年，浙江文盲率仍高达6.47%，比全国平均水平（4.88%）反而还高出不少，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中最高的。2010年，浙江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与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则更大。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一方面在全国率先高标准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十五年教育，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但人口总体文化素质却提高相对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外省流入人口文化程度普遍不高。2010年，流入浙江的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高达85.55%，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9年，比全国省际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9.61年）低1.02年。这部分抵消了浙江发展教育事业的努力，从而减缓了浙江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五）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江就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城市化战略，并采取了修编城市规划、调整行政区划、加快体制改革、加大城市投入和整治力度等一系列举措，使得浙江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走在全国前列。2010年，浙江城市化水平达到61.6%，比2000年高出12.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49.7%）高出11.9个百分点。浙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化水平上升最快的省份之一。2010年，浙江城市化水平排在上海（89.3%）、北京（86.0%）、天津（79.6%）三个直辖市和广东（66.2%）、辽宁（62.1%）之后，居全国第6位。10年间，浙江城市化水平先后超过吉林和黑龙江，与排在前面的广东、辽宁两省的距离，也从2000年的6.3和5.5个百分点，拉近到2010年的4.6和0.5个百分点。这些年来浙江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与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1182万省外流入人口，无论是务工经商、工作调动，还是随迁家属、学习培训，绝大部分都流入到浙江的城镇地区，从而加速了浙江城市化进程。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居住在城镇的常住人口中，省外流入人口和省内跨县流动人口分别为877.3万人和305.7万人，分别占全部城镇人口的26.1%和9.1%，流动人口成为浙江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面概述中可以看出，外来人口迅速增长及其带来的各种效应，是浙江人口变动最值得注意之处。某种意义上说，浙江人口变动，成也外来人口，败也外来人口。正是基于这一点，下面与沿海省份人口发展的比较研究，也将围绕这一最重大的变化加以展开。

二、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

（一）人口总量变化的比较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经济增长结构、外来人口变动等多方面的原因，沿海各省份人口总量的变化差异较大。根据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见表2.1），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5个省市中，广东常住人口总量增加最多，达1788万人，广东人口总量超过山东，成为我国唯一人口超亿人的省份；浙江常住人口增加次之，10年增加766万人；人口总量增加居第3位的是原先人口基数最少的上海市，10年人口增加628万人，增长率高达37.5%，年均增长3.3%，大大高于其他4省份，居5省市的首位；原先基数很大的人口大省山东和江苏，这10年常住人口总量分别仅增加500万人和428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仅为0.5%和0.6%，大大低于上海、广东、浙江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

表2.1　2000—2010年部分沿海省市常住人口增长的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各省市常住人口增长速度超乎寻常的差异，让我们有必要探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为此我们整理了上述5省市这10年户籍人口的变化情况（见表2.2）。从表2.2中可以看到，除了广东之外，这10年其他省市户籍人口增长情况相差不大，10年间浙江户籍人口增长5.5%，年均增长0.5%，是5省市中增长速度最低的。如果将表2.1和表2.2联系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广东近10年常住人口增长较快主要来源于其户籍人口增长较快之外，导致沿海这些省市常住人口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省市外来人口增长状况的区别。

表2.2　2000—2010年部分沿海省市户籍人口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各省市公安年报数据。

（二）外来人口增长的比较

那么，这些省市外来人口情况又是怎样呢？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信息。从表2.3可以看出，无论是最近10年外来人口增加的绝对量，还是增长速度，浙江都是最高的。2001—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年均增长12.4%，比江苏、上海、山东和广东分别高出1.1、1.3、5.0和8.8个百分点；这10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813.51万人，分别相对于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外来人口增加数的1.26、1.39、1.67和7.52倍。到2010年，浙江已成为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个外来人口超千万人的省份。浙江外来人口相对于广东的比例，由2000年的24.5%上升到2010年的55.0%，相对于江苏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45.4%上升到2010年的160.2%。

表2.3　2000—2010年部分沿海省市外来人口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浙江外来人口的快速增长，抵消了户籍人口增长较慢的状况。表2.4显示，尽管最近10年浙江户籍人口增长速度最低，但由于外来人口增长最快，使得浙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5%，居5省市的中游。这10年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813.51万人，分别相当于同期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增加数的106.2%和329.7%，这两个比例，在5省市中分别仅低于江苏和上海，均居第2位。

表2.4　部分沿海省市外来人口增长及相当于常住和户籍人口增加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最近10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数量之多，增长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预料。根据常规年度1‰抽样调查推算，2004年末浙江常住人口为4720万人，当时预计2005年约为4760万人左右。但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2005年浙江常住人口达到4898万人，比原来常规年度1‰抽样调查推算的总人口多出约140万人。之后，根据常规年度资料推算，2009年末浙江常住人口为5180万人，当时估计2010年浙江总人口应在5260万人左右。但是，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普查时点的浙江人口为5443万人，又比常规年度推算的总人口多出180多万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修正，2005年末的总人口也由原来1%抽样调查得到的4898万人修正为4991万人，即又多出了近100万人。对于浙江总人口，常规年度统计数据如此失真，主要原因就在于这10年外来人口规模大大超出了人们预料。

（三）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

人口文化素质是关系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人口文化素质最显性的指标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我们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将部分沿海省市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情况整理成表2.5和表2.6。从中可以看到:

第一，最近十年来，全国和沿海省市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表现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提高1年以上，文盲率和未上过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下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特别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第二，相比之下，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比较缓慢。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46年上升到2010年的8.57年，十年提高1.11年，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提高1.14年，北京、江苏、上海、山东分别上升1.47、1.23、1.2和1.13年。

第三，由于历史原因，在20世纪后十年，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比西部经济欠发达的一些省份还要低。据有关研究成果可知，1995和2000年，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位居全国31个省市区的第19和第22位。^[1]而最近十年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缓慢，使得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2010年，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8.5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8.76年）还低0.19年，在上述部分沿海省市中居倒数第一位；文盲率（6.47%）比全国平均水平（4.88%）高出1.59个百分点，在部分沿海省市中最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24.21%）比全国平均水平（24.55%）低0.34个百分点，也在部分沿海省市中最低。

表2.5　部分省市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表2.6　部分沿海省份省市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率和较高学历人口比重

续表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四）外来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

近十年来，一方面有比较发达的经济作后盾，另一方面先富裕起来的浙江人望子成龙，教育需求旺盛，受这两者共同作用，浙江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基础教育实现了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向普及学前三年到高中段共十五年教育的跨越。全省十五年教育普及率由2006年的95.1%上升到2010年的97.0%，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由95.6%上升到99.1%。其中，学前教育入学率由2000年的74.8%上升到2010年的95.0%，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段的比例由75.1%上升到98.0%，高中段教育毛入学率由56.0%上升到92.5%。二是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跨越，并已接近跨入普及化阶段。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比2000年提高32个百分点。在全国来看，最近十年浙江教育事业发展也名列前茅。从基础教育看，浙江是在全国率先实现学前三年到高中段十五年教育的省份；从高等教育看，2010年浙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5%）比全国平均水平（26.5%）高出18.5个百分点。从表2.7也可以看到，1999—2010年，浙江高等学校无论招生数、在校学生数和毕业生数的增长，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此引以自豪的教育发展成就，换来的却是最近十年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比较缓慢的尴尬状况。之所以造成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关键是因为外来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外来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分析。

表2.7　2010年高等学校招生数、在校学生数和毕业生数相当于1998年的倍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浙江统计年鉴（2011）》。

表2.8列示了全国及部分省市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从中可以看到，浙江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比较省市中最低的:一是外来人口中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比重最高。浙江未上过学的比重为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6个百分点，比同为外来人口大省的广东高出1.44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比重达到26.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03个百分点，比广东高出13.91个百分点。二是外来人口中学历较高人口比重最低。高中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14.45%（这意味着浙江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比重为85.55%），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28.34%）的一半左右，其中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比重分别只有2.54%、1.35%和0.13%，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3.53、3.69和0.34个百分点，这3个比重均是上述省市中最低的。浙江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9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2年，也是这些省市中最低的。

表2.8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外来人口（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浙江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不仅明显低于全国尤其是经济发达省市的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而且也明显低于浙江流出省外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见表2.9）。同时，由于浙江外来人口比重较高，2010年为21.7%，不仅高于广东（20.6%），而且大大高于江苏（9.4%）和山东（2.2%），这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拥入，抵消了浙江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成效，成为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相对缓慢和整个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主要原因。

表2.9　浙江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和流出省外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五）就业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

人口文化素质包括外来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必然影响到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为此，我们将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整理成表2.1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比较省市中，浙江就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其中，未上过学比重（3.54%）仅略低于山东（3.58%），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25.34%）居这些省市最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26.43%）和平均受教育年限（9.12年）仅高于山东（分别为22.91%和9.04年），均居这些省市的倒数第二位。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浙江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并没有显示出多少优势。

表2.10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其实，单纯就全部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进行比较，可能看不出一些问题，或者说具有某种不可比性。这是因为全国和上述这些省市中，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差异很大。比如，上海和北京这一比重分别只有2.9%和5.5%，而山东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达54.5%和48.3%。而总体来说，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要低于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因而更为可比的应该是从事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为此，我们又将全国和部分省市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整理成表2.11。表2.11显示，在这些省市中，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最低。浙江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9.5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10.47年）低0.9年，其他省市都超过了10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浙江仅为30.00%，比全国平均水平（40.32%）低10.32个百分点，其他省市都比浙江高出不少，北京、上海都达到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未上过学的比重，浙江（2.02%）比全国平均水平（0.75%）高出1.27个百分点，其他省市都在1%以下；小学文化程度比重，浙江为20.94%，比全国平均水平（11.39%）高出9.55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经济发达的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令人深思的。

表2.11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与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是直接相联系的。这从浙江与广东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前一节曾作过比较，浙江外来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比重为2.1%，比广东高出1.44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比重为26.35%，比广东高出13.91个百分点。与此相应地，浙江非农业产业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比重为2.02%，比广东高出1.73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比重为20.94%，比广东高出11.16个百分点。将表2.8和表2.11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尽管广东外来人口和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不高，但由于广东外来人口中的文盲率（未上过学比重）仅为0.66%，是比较省市中最低的（甚至低于北京和上海），小学文化程度比重（12.44%）也仅高于北京而处于较低水平。在比较省市中，广东外来人口文盲率最低的状况，直接导致广东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文盲率也是最低的。这种情况与浙江形成了鲜明反差。

（六）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的比较

就业人口结构可以分为三次产业结构、国民经济行业门类结构、制造业结构等多种不同的结构。我们先来看三次产业结构。表2.12列示了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浙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较低。撇开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浙江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最低的省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3.5个百分点，比江苏、广东、山东分别低8.0、9.8和39.7个百分点。第二，浙江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最高，达到51.8%，是比较省市中唯一超过50%的省份，比江苏、广东、上海分别高出7.8、8.2和9.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和北京、山东要高出整整一倍以上。第三，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相对不高。在这些省市中，虽然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低于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但考虑到浙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较低的情况，相对于第二产业来说，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是所有比较省市中最低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之比，山东为0.99∶1，江苏为0.75∶1，广东为0.73∶1，浙江仅为0.64∶1。

表2.12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结构偏离度是反映就业结构变动与产出结构变动是否同步的重要指标。为了反映沿海省市的结构偏离程度，我们将这些省市的人口就业结构和GDP结构进行比较（见表2.13）。从表2.13中可以看到，全国和这些比较省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结构偏离度仍然很大的，有全国和山东省。由于全国和山东有将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仍然滞留于第一产业，就业结构转型严重滞后于产出结构的调整，使得结构偏离总值仍然高达76.4和90.6。二是结构偏离度很小的地区，有上海和北京。这两个直辖市由于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至1%以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已经基本转移出来，同时，第二、第三产业人口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度都很低，使得结构偏离总值都已降至10以下。三是结构偏离度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有浙江、江苏、广东。这3个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都已降至1/4以下，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被控制在10至20之间，使得结构偏离总值在20至40之间。相比之下，在这3个省份中，浙江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9.9）是最低的，但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占结构偏离总值的比重正好一半（50%），比江苏的近1/4（24.6%）、广东的三分之一左右（33.7%）要高出不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的现状。

表2.13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2011）》。

（七）就业人口行业结构的比较

国民经济行业分为20个门类。第20个门类“国际组织”除北京和上海有少量就业人口外，其他省市就业人口分布在19个门类中，从表2.14中能够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浙江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较低。经过30多年的发展，浙江创造了众多的非农产业就业岗位，不仅使本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还为全国其他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出了贡献。

其次，浙江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特别高。2010年达到43.83%，比全国平均水平（16.85%）高出26.98个百分点，是比较省市（或许也是全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超过40%的省份。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浙江则是国内从事制成品加工就业人口比重最高的省份。

再次，由于浙江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比重低全国平均水平33.59百分点，比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高全国平均水平26.98个百分点，多出了6.61个百分点，这就使得其余17个门类行业中大部分行业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在6省市中，浙江比重较高的行业有建筑业（7.08%），比重仅次于江苏居第2位；金融业（1.0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9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0.3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0.6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61%），均低于两个直辖市，在4个省份中比重最高。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的比重也相对较高。

最后，浙江少数行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这3个行业。而且，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这四个全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中，上述3个行业就业人口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2.14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行业门类构成

续表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八）就业人口制造业结构的比较

如前所述，浙江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特别高。那么，与全国平均水平和那些省市相比，浙江制造业内部结构又有哪些特点呢？从表2.15中可以发现:

其一，浙江制造业以传统的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纺织化纤、服装鞋帽、轻工食品就业人口占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41.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27个百分点，比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分别高出21.03、8.85、6.02和5.05个百分点。

其二，浙江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比重较低。2010年，浙江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只有广东的1/6、江苏的1/5、上海的1/2和山东的2/3。反映到就业人口比重上，高技术产业的两大行业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浙江仅为3.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8个百分点，比广东、上海、江苏分别低12.61、10.17和7.5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浙江仅为35.44%，比上海、广东、江苏、分别低17.52、6.55和5.92个百分点。

表2.15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构成

续表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九）结论

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浙江人口发展变化有别于沿海一些省份不同的特点:

第一，浙江是户籍人口增长最慢而常住人口增长较快的省份。浙江是全国执行计划生育最好的省份之一。2001—2010年，人口出生率基本都控制在11‰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以内，因而这十年户籍人口仅增长5.5%，年均增长0.5%，不仅比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5.8%）低，而且比同期江苏（5.6%）、山东（6.3%）、上海（6.9%）户籍人口增长速度都要低。但是，浙江却是这十年常住人口增长较快的省份之一。十年常住人口增长16.4%，年均增长1.5%，增长速度仅低于北京（41.9%）、上海（37.5%）、天津（29.3%）三个直辖市和广东省（20.7%），居全国第5位，浙江占全国内地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3.69%升至2010年的4.06%。

第二，浙江是外来人口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省份。就外来人口增加数量之多来看，2001—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813.51万人，是同期全国各省市区中外来人口增加最多的省份，比外来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同期增加数还要多出170.22万人，比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的江苏、山东同期外来人口增加数分别多出329.27万人和705.27万人。就外来人口增长速度之快来看，2001—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年均增长12.4%，比江苏、上海、山东和广东分别高出1.1、1.3、5.0和8.8个百分点，与同期浙江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正好相同，前几年外来人口增长速度更是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2]外来人口迅速增长成为浙江常住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三，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中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提高最缓慢的省份。2010年，浙江6岁及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9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24.2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4个百分点，这两项指标在沿海发达省市中均处于最低水平。相反，文盲率（6.4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9个百分点，在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中居最高。就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幅度而言，最近十年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1.11年，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提高1.14年，北京、江苏、上海、山东分别上升1.47、1.23、1.2和1.13年。

第四，浙江是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省份。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是浙江人口发展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2010年，流入浙江的外来人口（6岁及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9年，比全国省际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02年，是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中唯一低于9年的省份。从全国31个省市来看，浙江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高于新疆（8.5年），与西藏自治区并列倒数第2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拥入，抵消了浙江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成效，成为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相对缓慢和整个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主要原因。

第五，浙江是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省份。尽管浙江全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9.12年）比全国平均水平（9.05年）略高，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由于浙江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14.7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3.59个百分点，而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要低于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因而在更为可比的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方面看，浙江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9.5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9年，是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中唯一低于10年的省份。究其原因，这又与外来打工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直接相关。

第六，浙江是就业人口以低端制造业为主最典型的省份。从三次产业看，2010年浙江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1.8%，是沿海经济发达省市（或许也是全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超过50%的省份；从国民经济门类行业看，浙江制造业就业人口达到43.8%，是沿海经济发达省市（或许也是全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超过40%的省份。制造业的低端化，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以人口普查资料计算，2010年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仅为0.996（用常规年度统计资料计算也只有1.036），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934，山东、江苏、广东分别为2.367、1.193和1.147。二是浙江制造业中纺织化纤、服装鞋帽、轻工食品等传统的附加值低的行业比重偏高，而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所占比重较低。三是由以上两点决定的浙江整个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偏低。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

三、浙江人口发展的成因和利弊分析

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人口变动包括人口规模、变动速度和内部结构对经济社会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变动又受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上一章比较分析中得出的浙江人口发展特点，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多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着主客观多种因素影响。归根结底，是受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的。

（一）浙江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

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生产力的动态历史过程，必然带有资源条件和人文因素所决定的具体区域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地域独特的比较优势，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大致沿着农村改革——农村工业化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向型经济——产业升级优化的发展次序逐步推进。从改革发端时最初的条件看，浙江工业基础薄弱，1978年工业占GDP的38.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1个百分点；国家投资少，1953—1978年，全省国有单位投资仅占全国的1.5%，是那个时期国家投资最少的省份之一；财政上缴比例高，1978年地方支出仅为地方财政收入的63%；而且人多地少，1978年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74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1.55亩的一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特别繁重。从这些基本省情出发，浙江抓住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有利时机，发挥浙江人聪明勤劳，善于捕捉市场机会；小企业多、易于生产要素组合；浙东北农村集体经济有一定基础，浙中南部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较多，便于进行原始积累等优势，从农村工业化起步，迅速拓展省外市场，在全国脱颖而出，取得了“先发性利益”。农村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6.0%上升到1988年的45.8%，GDP占全国的比重由3.4%上升到5.1%。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当时浙江的自然选择。发展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固然能够提高浙江经济发展的起点，但它不能迅速吸收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待业青年，而且当时浙江也缺乏发展这些产业足够的原始积累资金。更主要的还在于，这种技术、产业选择与浙江比较优势将发生矛盾。所以，浙江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无疑是明智的，它为下阶段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经济总量达到相当规模、轻型加工业比较优势基本确立、国内市场竞争逐渐加剧之后，适逢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央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浙江作为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两头在外”的省份，发展立足点究竟放在“内向”还是“外向”，这不只是单纯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而且关系到浙江经济在全国和国际上的竞争力问题。于是，浙江利用自己在纺织、服装、皮革、轻工等方面有一定加工基础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掀起了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高潮。全省出口总额由1987年的12.3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94.4亿美元，年均增长23.7%，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由7.6%上升到26.2%。

而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必然要求对原有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和全面升级，即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逐渐向附加值高的加工业转变，从单纯的侧重加工环节向延伸产业链，重视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售后服务转变，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劳动力投入向依靠技术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生产率提高转变。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果说前面几个阶段的次序转换比较顺利，步步走的都是“活棋”，那么，恰恰是后面一个阶段，即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却是进展缓慢效果不理想。尽管在20世纪末，从决策层的角度，已经看到了浙江经济素质性、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层次低，企业素质不高，资源利用率低，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层次不高，科技教育水平与经济大省地位和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产业升级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不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愈益突出等影响浙江跨世纪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以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为主线的战略思想。^[3]但是，受指导思想、体制障碍和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当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却似乎愈演愈烈。

（二）现阶段的浙江经济发展模式

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仍然延续了原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最主要表现在以投资拉动型、第二产业带动型、粗放增长型为特征。

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是指就经济增长的动力看，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2000年与1978年相比，按现价计算，浙江GDP增长48.6倍，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6.6倍，投资率（投资相当于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18.8%上升到2000年的36.9%。长期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既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降低经济增长质量，又不可持续。所以，按理来说，进入新世纪之后，就应该改变主要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由于城市化红利、住房市场化红利、加入WTO红利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红利，以及在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就想办法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不仅没有改变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反而强化了对投资的依赖，甚至出台了“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鼓励政策措施，从而继续沿着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老路走下去。2010年，浙江投资率达到44.6%，又比2000年上升了7.7个百分点。而靠投资驱动支持经济增长，必然导致产能过剩，不得不靠外需来弥补内需的不足，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出口的依赖。2010年，浙江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高达44.1%，又比2000年上升17.9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带动型的增长模式，是指就经济增长的产业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带动。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第二产业和其中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向上的过程，1993年，浙江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达到51.1%，其中工业占GDP的45.5%，之后的将近20年中，这一比重居高不下。2011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51.2%，其中工业占GDP的45.4%，与1993年几乎相同。与此相对应，则是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缓慢，200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40.3%，2011年为43.9%，9年间仅提高3.6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个百分点，大大低于1979—2002年间年均上升0.9个百分点的水平。与国际标准相比，浙江三次产业结构显现出较大的差异，即第二产业比重明显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2011年，浙江人均GDP为9173美元，已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分别为5876和9116美元），但浙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51.2%），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5.3%）和世界平均水平（27.0%）相比，分别高出15.9和2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3.9%），则分别比上中等收入国家（57.0%）和世界平均水平（70.1%）低13.1和26.2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失衡，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有直接关系:投资首先用于工业，其次用于房地产，再次用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最后才是服务业；大规模、快速增长的投资对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生了巨大需求，刺激了它们的发展；旺盛的投资需求把不少技术落后、消耗高、浪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也保护了下来，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很难进行。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是指就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劳动力投入实现。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设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4和0.6，根据相关研究成果，2001—2011年，浙江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2.8%和13.9%，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3.3%。^[4]粗放型经济增长导致土地、能源、矿产资源、森林、资金、劳动力被大规模消耗、粗放利用甚至掠夺式利用，也使得空气、水、土地、海洋等的污染和破坏越来越严重。其实，早在“六五”时期，中央就提出了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进行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党的十二大更是明确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此后，又多次强调“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实现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根本性转变”。到了“十一五”时期，提出“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并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展提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然而，三十年过去了，粗放增长的格局并没有根本转变，就土地、能源、资金（投资）、劳动力等的粗放利用程度而言，进入新世纪后的头几年更是达到了顶峰。

（三）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人口变动机理

人口变动受经济发展模式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有什么样的人口变动特点。

首先，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仍然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这导致了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也使得浙江第二产业和其中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高于其他省市。2011年与2000年相比，全省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增加902.53万人，相当于同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数的1.88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之比，由2000年的1.22∶1扩大到2011年的1.47∶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5.6%上升到2011年的50.9%（2010年人口普查的这一比重为51.8%）。

其次，浙江制造业过分依赖低成本优势和低价格竞争，促成了省外人口的大量拥入。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展缓慢，使得浙江多数制造业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末端，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定位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管理水平低，走的是一条低档、低价、薄利的发展路子。这种低端制造，对应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浙江省部分市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2008、2009和2010年三季度的企业用工需求中，低技能要求（包括无技能要求、初级技能和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需求比重分别为89.6%、93.2%和89.0%，对求职人员的低学历要求（包括无学历要求和初中及以下人员）分别占68.0%、72.1%和72.7%。近年来，随着“招工难”现象的显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技能要求更为放宽，2008年至2010年三季度对求职者的学历无要求的用工需求比重分别达到18.2%、19.8%和22.0%，无技能要求的岗位比重均在65%以上。而低端制造业快速发展，又带动了低端服务业的繁荣。在浙江省劳动力成本上升、年轻人择业观念和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对低成本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通过吸收省外人口加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是全国各省市区外来人口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省份的原因。

再次，对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低价格竞争的过分依赖，必然导致劳动力乃至整个人口文化素质的低下。在以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的增长模式背景下，在较高素质和较低素质的劳动力之间，浙江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上，还是在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浙江是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省份。而大量使用文化程度较低的省外人口，造成了浙江的“双低”现象，即低劳动生产率和更低的劳动报酬。钱雪亚（2010）从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观察得出结论，浙江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是建立在低劳动生产率和低劳动工资水平之上的。我们搜集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而2011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0.3%。由于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比重高，全部工业企业和全社会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可能还要更大一些。2010年，浙江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38.9%，在31个省市区中居第28位。^[5]

总之，以投资拉动型、第二产业带动型和粗放增长型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浙江，成为浙江低端制造业和与之相适应的低端服务业发展的生力军，这是导致浙江人口变动有别于其他省市的主要原因。

当然，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浙江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增速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排名由数一数二逐渐后退到倒数几位的情况下，浙江成为外来人口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省份，恐怕还有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原因。具体来说，主要是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较早地注重了和谐社会建设，在关爱和服务外来人口方面做得比较好。浙江各地很早就为外来务工人员量身定制了“低门槛、广覆盖、低费率、可转移”的包含养老、失业、工伤、大病医疗和生育的“社会保险套餐”；浙江各级政府和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学习培训机会，鼓励外来务工人员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实现从蓝领向白领的跨越；浙江普遍实施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工会维权、落户居住、公共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同城待遇”；浙江一些地方还在城市社区设立“新市民服务中心”，在乡镇建立外地人和本地人共同管理的“和谐促进会”，甚至设立“外来务工者节”，评比“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浙江社会治安环境和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好，宁波等一些城市被评为外来务工人员首选城市……也就是说，多年来浙江不仅没有像北京、上海、深圳、珠海等地那样，对外来人口实行从严管控的行政措施，相反，浙江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还采取了许多吸引、善待和关爱外来人口的政策措施，这使得浙江既缺乏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经济手段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大量外来人口设置一定准入门槛排斥其进入，又缺乏行政手段对这些外来人口严加控制限制其进入，从而使浙江大地成为较低文化程度的外来人口主要目的地之一。

（四）浙江人口变动的有利因素分析

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并主要从事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为突出特征的浙江人口变动，并非一无是处。从积极角度考虑，主要带来了以下有利因素:

第一，延长了人口红利，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压力。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抚养系数较低，这种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额外的源泉。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浙江人口型式出现了由以往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浙江一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时期。按照国际标准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4年的54.58%、1982年的64.94%，上升到2000年的73.09%。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影响，世纪之交的浙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可能处于顶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也可能达到最大规模。但进入新世纪之后，省外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入，进一步提高了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降低了人口抚养系数，延长了人口红利。2010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77.45%，比2000年又上升4.36个百分点，比同年全国平均水平和广东、江苏、山东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分别高出2.98、1.12、1.34和3.0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年因此延后到“十二五”时期。

第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浙江是全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好的省份之一，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到80年代进入新世纪之后，出生率始终稳定在10‰左右。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渐加快，由1980年前的“年轻型”、80年代的“成年型”，到1991年进入“老年型”社会。2000年，浙江老年人口比重达到8.92%，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从人口老化速度看，老年人口比重，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6.83%，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5.76%提高1.0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13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上升2.09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21个百分点。按照这种发展趋势，人们普遍预测，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老龄化将呈现“前缓后急”持续上扬态势，到201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0%。^[6]然而，大量以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省外人口流入，延缓了浙江人口老龄化的速度。2010年，浙江老年人口比重为9.34%，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位退居至第9位，比江苏（10.88%）、上海（10.13%）、山东（9.84%）分别低1.54、0.79和0.50个百分点，比全省户籍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11.05%）低1.71个百分点，比2000年仅上升0.42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同期全国老年人口比重上升1.9个百分点的幅度。而且，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体的省外人口的流入，不仅有利于延缓近期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有利于缓解远期人口老龄化程度。

第三，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的较快增长。大量流入的省外人口，已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建设者。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劳动年龄人口占25.23%，即1/4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来自省外。外来人员不仅遍布浙江各行各业，而且对工作和收入不那么“挑剔”，凡是工作条件艰苦、工资待遇低下的苦活、累活、脏活，主要由省外人口承担。环卫、建筑、家政、餐饮、保安、的士等工作岗位，外来人口占据了大部分。他们成群结队地到来，大大缓解了这些部门和企业面临的“招不进、留不住、用不起”的难题。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市场供给，方便了群众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离开了这些外来人口的劳动，浙江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齿轮是不会转动的。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无不凝聚着数以千万计外来人员的汗水和心血。

（五）浙江人口变动的不利因素分析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肯定上述有利因素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为主要特征的浙江人口变动，对于浙江可持续发展来说，更多带来的是不利因素和负面效应:

首先，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浙江原本就是一个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尤其是地下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很低、环境容量十分有限的省份。据《管理世界》1987年第4期《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区域问题》的分析，中国主要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指数，以全国平均数为100计，浙江省具体数值是水资源89.6，能源0.5，可利用土地40，在全国各省市区中，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浙江仅略高于上海和天津市，居倒数第3位。基于这样的省情，省外人口无序过快的大量流入，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一些地区甚至超出了土地、资源、环境许可的人口承载力，对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2010年，浙江人口密度为535人/km²，比2000年的459人增长16.6%，与全国人口密度之比由2000年的3.48∶1扩大到2010年的3.82∶1；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3公顷，相当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比例由2000年35%的降低到2010年的33%。2010年，全省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1760立方米，比2000年下降16.9%，枯水年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960立方米，比2000年下降26.7%。环境方面，外来人口大量拥入增加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排放量，2010年与2000年相比，全省城市用水人口增长75.9%，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1.2倍。而且省外人口集聚居住的城郊结合部和城中村，往往是环境脏、乱、差的地方，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其次，加重了社会管理成本和负担。外来人口大量增加给公共服务造成压力。教育方面，近三年来，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数量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1年，全省121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镇就学，其中接受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外省籍占80%。医疗方面，外来人口在医院门诊、住院，尤其是在计划免疫、孕产妇检查、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占了相当比重，加大了浙江省医疗需求与医疗资源的矛盾，加剧了就医难。大量省外人口流入也给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造成很大压力。省外流动人口经常“候鸟式”的流动，特别是春运期间集中往返，造成交通运输紧张、节后用工难等问题。外来人口从事职业、从业场所、居住地点变化频繁，行踪很难掌握，而且由于文化素质较低，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加上外来人员容易生活无着落，往往会滋生违法犯罪行为。据统计，全省80%的滋事斗殴事件发生在外来务工人员身上，70%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外来人口集聚居住的地方，也往往是违章建筑多，安全隐患多，群体性事件多的地方，为此增加了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

再次，强化了低层次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对于浙江低层次粗放式发展来说，既是因，又是果。如前所述，由于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受阻，延续了低层次粗放式的发展，导致对低成本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通过吸收省外人口加以解决。外来人口大量拥入，是浙江经济过度依赖低端产业、过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结果。反过来，大量低文化素质外来人口的迅速增加，进一步强化了低层次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因为外来人口虽然给浙江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是，这些外来人口文化素质低，工作技能低，从事的大多是简单劳动、低端制造和一般服务，大量雇用这些劳动力，使得许多企业追求技术进步既无动力又无能力，使这些企业陷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甚至使一些出口企业甘愿成为“卖硬苦力”的专业户，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外来人口除了素质偏低，影响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之外，还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外来人口绝大部分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主要分布在低工资行业，他们的大量增加，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报酬被锁定在低水平，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而正如笔者曾多次指出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与原有发展方式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国民收入分配扭曲，直接导致需求结构扭曲，进而导致产业结构扭曲，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对外过分依赖、经济循环不畅的症结所在。^[7]显然，如果不遏制素质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的势头，就难以通过动态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调整产业结构来稳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将难以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四、从比较中得到的启示和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从人口比较中得到的启示

首先，通过与沿海省份的比较，使人们对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变动特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人口变动数据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说明问题。“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人口总量居全国第10位、国土面积居全国各省区倒数第3位、人均国土面积小、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占用资源水平更小的浙江，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头十年，外来人口增加数居然名列各省市区首位，这是很多人包括本课题组部分成员在进行本课题研究之前所没有料到的。外来人口增加数量之多，增长速度之快，改变了过去浙江省外流入人口与流出省外人口相差不多的状况，^[8]超出了人们的预测。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研究课题预测，2010年浙江总人口将达到4741.8万人，2015年浙江总人口将达到4775万人，当时考虑到外来人口增加的因素，预测2015年总人口可能突破4800万人甚至5000万人。^[9]但是，实际情况则是，到2010年，浙江总人口就突破了5000万人大关，达到5446.5万人。所以，进入新世纪之后，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年份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年份，成为修正浙江常住人口数据的年份。通过比较研究另一令人难堪的发现是，号称经济发达的浙江，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竟仅高于新疆，与西藏并列全国倒数第二位。外来人口增长迅速，这些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多以文化程度低为醒目特征，他们大多分布在浙江各地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就是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变动和发展的最主要特点。

其次，有别于沿海其他省市的浙江人口变动特点，并非偶然现象。人口变动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人口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因外来人口大量拥入而导致的浙江总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人口学家短短几年前的预测。因此，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引起现阶段浙江人口变动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人口因素（如人口再生产方式），而主要是经济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浙江人口变动特点，与浙江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和低端化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与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目标相适应，是“重大不重强”的传统思维定势的产物。浙江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经济总量已居全国第四、经济发展次序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阶段转换之际，由于受指导思想、体制障碍和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注重推进低成本的工业化，以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低价格来获得竞争优势，靠吸引和招收大量省外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来满足企业低成本扩张需求，通过用工单位放宽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要求来维持所谓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优势”。与这样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导致浙江以人口总量增长过快、人口文化素质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特点。

再次，通过浙江与沿海省份人口发展态势的比较，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感。改革开放以后的前二十多年时间内，浙江是我国增长最快、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2004年之后，在资源瓶颈约束、要素成本上升、需求结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宏观经济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浙江经济在全国领先增长的优势逐渐减弱，主要表现为:GDP增长率在全国各省市区的位次由数一数二逐渐后退到倒数几位，实体经济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增长乏力，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各省市区的排位也由21世纪初的名列前茅（2000—2003年居第3至第5位）迅速降至最后之列。浙江曾经拥有全国最好的经济增长状况，为什么很快会出现那种最差的状况呢？无论是政府的总结反思还是学者的分析研究，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其归结为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效益和素质问题，是多年来作为重大战略提出而又进展不快的现实问题”。^[10]笔者也多次对浙江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表现及其原因作过一些分析。然而，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数据，以及通过浙江与沿海省份人口发展态势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对“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问题有了更加真切、更加深入的理解。比如说，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6岁及以上）中的初中及以下人口比重高达85.55%，比山东、广东、江苏分别高出23.62、12.97和11.26个百分点，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9年，仅高于新疆的8.5年，与西藏并列全国倒数第2，这就足以折射出，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到何等程度。又如，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要素资源，而2010年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30.0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32个百分点，比山东、广东、江苏分别低11.11、7.69和5.31个百分点，这就不难解释，这些年“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江苏、广东、山东的差距日益明显。总之，人口比较研究反映了现阶段浙江经济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和加快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必要性。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浙江不利的人口发展轨迹。

（二）相应的对策建议

1.大力推进“腾笼换鸟”，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人口发展态势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模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变动特点；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要遏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的态势，改善和提高外来人口素质，根本之策还是要大力推进“腾笼换鸟”，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推进“腾笼换鸟”，关键是要在增量和减量上做好文章。

从增量上做好文章，就是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也是减少对低成本（低素质）劳动力过度依赖、抑制省外人口过多流入的主要途径。从现阶段浙江的实际情况看，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一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改变浙江在沿海省份人口发展比较中显示的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的状况。发展服务业，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是要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第一、二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生活便利和综合素质提供服务的生活性服务业，同时要压缩那些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工资水平低的低端服务业。二是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明确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及重点扶持培育的企业，使之有新的突破性的发展。同时要积极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装备制造业。三是要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要通过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建立供应链及分销网络，转向产业链的较高层次，谋求新的竞争优势，着力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减少污染，降低成本，提高附加值。总之，要在转型升级中提高高端产业比重，从而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职业结构、人口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减少低素质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遏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提高省外人口流入门槛。

从减量上做好文章，就是要“走出去”和“淘汰掉”。所谓“走出去”，就是要加大对低端产业、低端项目、低效企业的转移力度。对于那些过分倚重低成本劳动力无法转型和升级、在省内又没有产业配套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有必要寻找新的低成本区域，转到省外去生产。从改善浙江人口发展态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看，必须加快低端制造业向外省转移的步伐，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视野，转移低端产业，拓展发展空间，甚至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和引导与这些低端企业配套加工的上下游企业一起转移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腾笼换鸟”，提高产业附加值；才能扭转省外低端劳动力大量拥入浙江的趋势，减轻社会管理负担。在这方面，有不少例子。如湖州织里镇是著名的童装生产基地，2012年末登记外来人口21.7万人，大大超过本地人口，其中来自安徽的约15万人。织里镇在发展中不仅遇到了产业层次低、资源要素约束、节能减排压力等问题，外来人口大量增加还加大了治安、交通、消防、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压力，也曾出现过外来人口聚众滋事的群体性事件。为此，织里镇正与安徽望高县高士镇和赛口镇合作建设500亩童装产业园，计划可转移1000家左右企业，由此带动数万名安徽籍民工回流。又如，玉环县是著名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2010年外来人口达26.2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达到42.5%，其中省外人口又占外来人口的86.7%。大量外来人口给这个海岛县带来了供水、供电、住房、交通、环境、治安、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严重压力。为此，“十一五”后期以来，该县结合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将县内的一些汽车配件生产企业，甚至包括与汽车配件配套加工的上下游企业转移到苏北、皖南等地，从而减缓了外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所谓“淘汰掉”，就是要以节能减排为抓手，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加快淘汰能耗高、污染大的产能。对于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既无力实现技术改造和升级，又难以向省外转移，“高不成，低不就”，处于“夹在中间”状态的产业和企业，要顺势而为，加快淘汰步伐，只有这样，才能“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才能控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调整和改善人口结构。

2.大力推进“机器换人”，加快实现减人增效

浙江已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基于对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以及对今后浙江人口年龄结构的各种预测，都足以说明，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将快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将呈下降的态势。进入新世纪之后日益增多的“招工难”“用工荒”“加薪潮”也说明，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年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已经或者即将到来。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浙江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结构性、阶段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为了应对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甚至不断耗尽的状况，迫切要求浙江经济增长源泉从主要依靠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投入，转向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如前所述，浙江的现实问题是，以低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以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就业结构，决定了劳动生产率较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是“机器换人”，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以采用先进设备来替换工人，以少用工人来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方面潜力很大。比如，最近笔者在台州市黄岩区参加“百组调研”时，走访一个生产门锁的企业——浙江兴三星五金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屠世顺说，他在2012年投入30万元，由公司自行设计，指定附近的企业生产相关设备，就省下了钻孔、切割等三个环节的30多名员工，当年就收回了投资，而且由机器设备替代人工，精确度大大提高，产品质量更能得到保证。

“机器换人”，减人增效，既是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先进制造业，解决浙江企业普遍存在的制造模式落后问题，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抑制外来人口特别是低素质外来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途径。为加快“机器换人”步伐，一是要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制定“机器换人”行动计划和相关的工作方案，选择人均产出小、技改潜力大、外来民工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作为重点先行试点，予以推广。同时要按照单位土地、能耗、排放、劳力的产出进行排序，并结合治伪、治劣、治污、整治不安全生产的执法来推进“机器换人”。二是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可考虑采取财政贴息等办法，金融机构可考虑为“机器换人”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和良好服务，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更新先进机器设备，努力实现减员增效、减能增效、减耗增效、减排增效和提高优质产品率、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等“四减两提高”目标。三是要通过“机器换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鼓励“机器换人”的企业以装备改造为重点，通过低端换高端、机械换数码、单台换成套、人工换智能这“四换工程”，把那些人工的、半机械化的、不是自动化的设备进行彻底的更换，推进智能化、自动化、集成化、生态化的机器改造，从而用新的机器设备、制造工艺、制造模式取代传统的制造模式，实现传统制造模式向智能制造模式的根本转变。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高素质的人力是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和原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实现经济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最重要基础。浙江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和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却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中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省份，这与浙江在全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与中央对浙江寄予“科学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很不相称。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把教育事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继续发展各类教育事业，高标准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十五年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技术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要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围绕经济转型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等的需求，加大急需和紧缺的研发、设计、技术、管理、营销、服务人才的培养力度。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保证社会各阶层的子女能够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制度。总之，要通过教育改革和发展，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创新型、技能型、实用型人才，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智力保障。

实施人才集聚战略，加快建设人才强省。大力引进列入国家和省“千人计划”的海内外高端人才，重点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实现引进高端人才和团队、央企、研发机构新突破。支持企业引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持续研发能力，并能实施重要产业化项目的海外高端专业技术人才、海外高级工程师和科技创新团队。加快青山湖科技城、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等建设，打造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充分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引才主体作用和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基地等平台的引才主力军作用。创新引智工作渠道，提高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针对性，按照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的需要去引进人才、招聘人才、找准人才、用好人才。根据做强产品、做精产品去组建和发展企业研究院和尖端研发团队。研究落实促进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向企业柔性流动的机制和办法，引导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博士生、硕士生到企业工作。

开展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深入实施浙江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完善紧缺高技能人才培训研修制度。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级政府要把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起来，通过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高职业技术水平，设立职业培训中心和技能实训基地，扩大实施教育部门与政府部门、企业的合作等措施，更大范围普及职业教育，提高技术工人比重。深入推进“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和“百万农村创业创新实用人才培训计划”，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他们转业转产和创业创新能力。重视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和技能。企业要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员工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劳动者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来提升自身素质和技能水平。总之，要增强“政府普及职业教育，企业强化在岗培训，员工主动自觉培训”的合力，努力形成一支庞大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队伍。

4.加强有序管理，疏导外来人口增长

一个区域有一定的人口容量。浙江作为资源小省和经济大省，资源要素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程度居全国前列，资源保障、能源供给、环境保护、流动人口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压力均日益增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任由外来人口无序过快流入，无限制地突破人口承载力，将会对浙江的资源保障、能源供给、环境保护、城市交通、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等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外来人口进行有序管理。事实上，最近几年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为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过快增长，先后出台了包括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在内的一些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浙江也应该积极加以调控，进行有效疏导。

借鉴近年来北京市对外来流动人口采取的管理做法，探索“以业管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措施，有效控制“三无”人员无序过快流入。一是提高产业和就业门槛“以业控人”。即通过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加快低端业态的调整退出，压缩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空间；通过强化劳动用工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压缩用人单位过度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空间；通过提高各类市场准入门槛，对雇用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进行清理。二是加强出租房屋管理“以房控人”。即通过修订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严格禁止地下室出租住人；严格限制群租群居行为；依法拆除违章建筑，严格禁止违规建房出租；加大对“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改造和整治力度；严格执行房屋限购。通过这些措施，对外来流动人口产生挤出效应和控制手段。三是实施居住证制度“以证管人”。即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全省联网、部门联动的“实有人口信息系统”，按照“来有登记，走有核销”的要求，加强流动人口基础信息采集，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探索“打分制”和“积分入户”的“条件管理”做法。借鉴上海、深圳、珠海等地的经验，实行条件管理，即只有达到一定条件，才能获得本地户口，政策上向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倾斜，以引进优秀外来人员。如对非浙江生源的高校毕业生进浙江就业实行评分办法，累计达到标准分才能办理本地户口；对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的，可申办常住户口；对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统一采用积分入户方式，积分入户中提高技术技能积分比例，鼓励外来人员提高自身素质，积分入户核准分值达到标准分，才能向人力资源部门提出积分入户申请；对于特别优秀、有突出贡献、本省紧缺的人才，还可以优先申办常住户口。实行户籍从“指标管理”向“条件管理”的转变，可以对外来流动人口起到较好的甄选和激励作用，更加注重人才的实际作用和贡献程度，更加注重重点产业发展，让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专业人才和优秀技术工人落户浙江，也能够有效地控制低学历、低技能人口进入浙江。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有序管理。一方面，积极做好流动人口回乡创业的服务管理。通过积极主动地与安徽、江西、贵州、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对接，充分发挥他们在浙设立的劳务服务机构的作用，加强与劳务输出地的产业转移承接等措施，鼓励和引导来浙务工人员“带业回乡”，返乡创业就业。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全省性流动人口专项治理活动。可借鉴深圳等地的做法，加强对流动人口集中、治安和消防安全问题较多的区域和场所，开展定期的清理整治行动，及时清理一批无合法证照、无固定住所、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三无”流动人口，在给予社会关爱和救助的同时，合理进行疏导和遣返。

课题组组长:王　杰　　　　　　　　　　　　

课题组副组长:苏为华　徐海彪　　　　　　　

课题组成员:黄洪琳　章剑卫　张崇辉　李　伟

　　　　　　罗刚飞　梁　露　周　俊　夏克卿

总报告执笔:王　杰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浙江省人口发展报告:2010［R］.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

［2］浙江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浙江卷［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3］叶明德.浙江人口素质与创业研究//迈入新世纪的浙江人口:第三卷［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2003.

［4］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刘建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从严控制外来人口对我省的借鉴［J］.预测与分析，2012（33）.

［6］李魁.合理调控我省外来流动人口无序过快流入［J］.预测与分析，2012（35）.

［7］郭占恒.注重疏导外来人口增长是浙江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长远大计［J］.预测与分析，2013（3）.

［8］王杰.数字变化看浙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9］王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J］.今日浙江，2011（6）.

［参考资料］

［1］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会议办公室.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报告集，2006.

［2］张雪玲.浙江人口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课题，2012.

［3］姚引妹.省外流入人口变动对浙江人口发展的影响.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课题，2012.

【注释】

[1]叶明德:《浙江人口素质与创业研究》，载《迈入新世纪的浙江人口（第三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2]李魁:《合理调控我省外来流动人口无序过快流入》，载《预测与分析》，2012年第35期。

[3]张德江:《以推进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为主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载《浙江年鉴（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张雪玲:《浙江人口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课题，2012年。

[5]《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6]浙江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浙江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会议办公室:《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报告集》，2006年。

[7]王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今日浙江》，2011年第6期。

[8]浙江人口20世纪80年代是净流出，90年代转为净流入，2000年省外流入人口为368.89万人，流出省外人口为207.31万人，净流入人口仅为161.58万人。

[9]《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浙江卷）》第一章《人口发展回顾》。

[10]参见朱家良:《浙江经济发展战略思路演变概述和探讨》，载《朱家良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