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意识的蕴育

第一节　生态意识的蕴育

生态意识，也叫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周围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多重审视和思考的产物，是人和生物与其环境相互依存、协调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人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感受和体验，它的基本内涵主要有: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等。人类为了生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中，随着二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生态意识。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一旦出现，就会产生能动的反作用，生态意识也不例外。历史地看，不同时期的生态意识，与该时期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由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因此，生态意识连同该时期特有的生产力状况，一同构成了我们考察具体历史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切入点。据此，我们可以将人类的生态意识分为最初萌发，产生，强盛，直到新的意识的探索形成这样几个阶段。

生态意识的萌发，大概发生在人类的婴幼年时期，主要表现为原始的自然崇拜。人类社会的早期，自身尚处于十分弱小、稚嫩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周围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显得陌生而神秘，人类显得十分渺小，无力驾驭和利用自然。野兽的侵袭，地震、洪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自然界常常以神秘异己的面孔出现在人类面前，人和自然是一种依附的关系，人们敬畏自然、被动地适应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原始和谐状态。万物有灵，图腾崇拜成为了人类早期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即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是主宰，人是奴仆，人的生存状况是被动地依赖、适应自然。这个时期，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即使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环境从总体上也能较快地恢复平衡。

大约到了一万年左右，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经过了人类与自然的长期交往，自然界逐渐被纳入到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并得到有效利用和控制，此时，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意识产生。这时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人对于自然界的适应性生存，是在逐渐适应自然，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支配下创造文明的历史时期。人在自然面前虽然显出了积极的一面，但生产力的落后与低下，使人类仍然处于受动和力不从心的境地，但此时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和物种的优越性已经凸显。在这个历史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城镇逐渐增多，人口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生活废弃物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出现了生态环境的局部破坏和小范围的恶化。草原被开垦，森林被砍伐，气候变坏，部分土地沙漠化、盐碱化，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初步对抗，出现了相互竞争和相互制约的局面。但总体来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主要以农牧业为主，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而且该时期人口密度不大，所以人对自然界的破坏与冲击力较小，在大多数情况下尚未超出环境容量，生态系统仍可维持大体上的平衡。在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明时代是人类的田园时代，人们依赖田野生存，虽然也不断地向自然索取，但因为总体上尚没有超出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自然的秩序没有发生紊乱，生态环境基本保持在平衡运动和谐顺畅的良好状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发展和原始经验的积累，人类逐渐以栽培作物和驯养动物取代采集和渔猎，农业和畜牧业产生和发展了起来。人们开垦农田，开发水利，种植作物，养殖家禽家畜，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完全依赖、顺从自然的状况。同时，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生活，村落乃至城市也随之而起，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就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段上。由于人类实践的成功和改造环境能力的增强，在这一时期也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和玛雅文明等，这些都是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进步的伟大业绩，也是早期人类和谐生态意识，或者说是弱生态意识结出的最为艳丽的“人类文明之花”。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过渡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无意识到自我意识过渡，产生了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第二个时期由自我意识向新意识过渡。大约是在农业文明的后期，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主体力量与能力也大幅提升，人类逐渐产生了强盛的生态意识，这是生态意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人类在拥有了日渐强大的生产工具，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之后，他们不再甘于匍匐在自然的脚下，而是想凌驾于自然之上，试图强力改造、征服自然界，甚至想摆脱自然力的束缚，取得地球的霸主地位，获得绝对的自由。马克思说，当人类想求得绝对自由，完全摆脱自然羁绊之时，其实就是割断了与自然之母相连的脐带，同时也就步入了与自然界对立冲突的危险局面。人类主体力量的过分张扬，人对自身力量的过分相信，很快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样一种强盛的生态意识支配下，人类创造了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文明的神话，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可悲局面。

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迫切要求人类必须寻求新的文明意识形态，这是生态意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所要完成的事。换言之，当人类遭遇了生态环境长期恶化之苦，自然界开始频繁“报复”人类之际，人们必须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新的更高的文明意识形态，从而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并在终极的意义上拯救我们人类自身的堕落、沉沦，防止自我毁灭，这也就过渡到了生态文明意识阶段。

生态文明意识阶段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发展为主要内涵特质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类社会进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主体地位，重新界定自然的价值意义，重建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开始，它也是建立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生态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崭新的文明意识形态阶段，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也是未来形态。

以上算是我们对于人类生态意识所作的简单的历史性回顾与展望，就具体的生态文明意识而言，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一个地区、甚至是村舍，人们又呈现出十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生态意识，这是应该引起人们深思，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总体而言，从东西方的文化演化，尤其是多年来所形成的生态文化来看，西方社会在经受了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他们的生态意识有了明显的改善和强化。这一点，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党运动，特别是形形色色的生态环境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见证。与之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思想，中华民族也是十分注重生态保护，具有很强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民族之一。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建国以来，我们在强劲的工业文化冲击之下，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一二百年走完的工业历程，在中国社会仅仅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得以实现和完成。这种“赶超式”的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强劲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环境的严重损耗和破坏。不知不觉间我们也重蹈了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令人担心的是，在这种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面前，至今还有人置若罔闻，还在一味地追求着单纯的GDP数字指标，也有许多人至今还沉浸在“地大物博”的陈旧意识之中，它也是我们的环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所在。

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事实一再证明，生态环境的彻底好转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民众意识的彻底觉醒。因为人的意识、情感认同决定着人们愿不愿采取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等等。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生态意识，明确地认识到了自然的价值，发现了自然的美，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对自然的真正崇敬和珍爱，并由此产生保护自然的责任意识，主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唤起民众自觉的生态保护意识，只有让更多的人们投入到生态保护活动中来，形成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才能与政府的号召迅速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屏障。目前，我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情况相当严重，生态意识尚未彻底深入人心，所以只有大力倡导生态文明意识，才会唤回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道德理性，才会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崇尚自然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也才能够更好地维护生态平衡、优化生态环境，从而有力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因此，中国生态环境的保护，首先要做的就是生态意识的培育和养成。就当下而言，我们应该积极培育广大民众（包括政府官员在内）养成以下生态意识。

第一，生态平衡意识。生态环境作为自组织系统，有着自身的平衡与协调机制，能否维持和保护好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平衡是环境保护的重点所在。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离开自然环境而生存，因此，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是人类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稳定与和谐。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如果将这句话套用于人类社会，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人类的行为有助于保持生态平衡时，我们就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滑向了错误的深渊。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常常出现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界的大肆掠夺和侵吞行为，除了直接的生存需要外，恐怕也与人类错误的生态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仔细检视我们过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错误意识，主要有这样两种误区：一种是无所作为论，认为自然生态的运行和生长无规律可循，或者说即使有规律，也是人类无法完全知晓和掌握的，面对大自然神秘的面孔，人类只能“听天由命”。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思想。另一种则是人定胜天论，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和征服自然，甚至改变自然规律。以上两种意识，都是由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正确认识而产生的错误意识，这种错误意识支配下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类自身及生态平衡都是没有益处的。因为自然环境不仅是人的活动条件，同时还是被人能动改造、被人所加工的客体。但是，它绝不仅仅是受动的客体，而是其内部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运动的庞大的自组织系统，它通过自身运动与人类世界产生物质能量交换，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从而维持自身的内部平衡以及与外界的平衡关系。正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服从与征服关系，而是时刻都处在能量与信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中，因此，人既不能一厢情愿地拜倒在大自然的脚下，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去支配和征服大自然，而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尽力维护和保持生态的平衡与自足，因为维护生态的平衡其实也是维护我们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二，生态安全意识。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以有限的土地养育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由于我们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均占有量十分有限，大部分人均指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当脆弱。加上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粗放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淡薄等综合原因，已经给我们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污染，使我国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安全隐患。

（1）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我国是一个水污染严重的国家，每年全国大约有五六百亿吨的废水排放量，大量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到水体中，全国各大水系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严重时就会引发重大的水体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由于它的水域宽广，流经区间大，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波及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甚至危及到人身性命安全。与水体污染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水资源短缺和水荒问题。据报道，我国北方地区大约有6亿多人缺水，全国500个城市中有300个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50多个。北方一些城市的居民经常面临着停水带来的麻烦，而在南方，由于水源污染严重，也正面临着“水质性缺水”的巨大威胁。另外，为了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我国采取了开采地下水的办法，过量的地下水被开采直接导致的是城市下沉，水总硬度、硝酸盐严重超标等。

（2）能源危机和大气污染。我国既是一个能源大国，又是一个能源小国。就拿煤炭能源来说，我国可以说是个煤炭大国，但我国的煤炭从开采到燃尽，整个过程都是在“黑色笼罩”之下完成的，对环境的污染相当严重。煤炭的过度消耗，一方面导致了煤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大气受到了重度污染。大气的严重污染，又使我国成为酸雨危害比较严重的国家。据报道，我国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大部分城市近年来酸雨次数不断增多，不少城市酸雨达到八成，甚至有九成之多。能源的短缺和大气的污染，呈现出复合性、交叉状的环境安全威胁，已经开始制约和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白色污染”的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普遍加快，以一次性塑料饭盒、塑料袋为主要污染物的“白色污染”也向我们侵袭而来。一时间，一次性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的消费被视为时尚，快捷，甚至是干净的消费行为。可是，当这种一次性消费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之际，人们却发现，“白色垃圾”、“白色污染”物开始包围和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还要危及一两代或者是几代人的生活。这是因为，这种“白色垃圾”很难在短时间内腐化、再生，一旦被弃置进入水中、土壤中，它的危害性将持续存在，正可谓“方便一次，污染200年”。当然，中国的“白色污染”除了我国自身对于每年超过百万吨的废弃塑料袋回收率利用率不高以外，洋垃圾的输入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虽然我国多次明令禁止各种有毒有害废弃物入境，但是仍有许多不法分子，受眼前利益的驱使，进口并出售洋垃圾，尤其是一些固体废物。有许多废钢、废塑料等有毒废物还以“废塑料”等名义运进国内，大量有毒洋垃圾的入境，被露天堆放，严重污染环境，危及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当然，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安全隐患还不止这些，应该引起注意的还有随着新的人口增长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生态和环境将面临着新一轮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特别是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生态安全问题将会越来越严峻。加之我们又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国民的生态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环境问题一旦出现，将会波及甚至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牢固树立生态安全意识，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核心，追求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科技与伦理的共同进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环境建设的意义所在，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

第三，绿色消费意识。传统消费观以满足个人需求为主要目的,而往往忽视了消费行为引起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大力提倡绿色消费意识。绿色消费意识是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消费观，既强调消费的重要作用，又强调消费和再生产其他环节与环境的动态平衡，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在发展绿色消费时，国家应加强绿色消费理念的宣传，传递绿色消费信息，使消费者从根本上认识到绿色消费的益处。应向广大消费者普及绿色消费知识，通过制度化、系统化、大众化的教育，提高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推进消费观念的更新，形成绿色消费观，使消费者建立合理的绿色消费结构和多样的绿色消费方式。政府还应通过绿色立法规范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有碍于经济持续发展和持续消费的非绿色消费予以有效的约束，以确保全社会的绿色消费有序进行，为社会营造一个安全、健康、舒适、环保的消费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渐渐认识到，挥霍浪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是饮鸠止渴的做法，只会加剧人类自身的危机，人类要在这个世界上世世代代幸福地生存下去，就必须从价值取向到生活习惯来一个重大的变革，在这样的意识推动下，一场席卷全球的绿色消费浪潮逐步兴起。所谓绿色消费，是指在物质消费中选择绿色产品，在购买商品时宁愿多花钱也乐意买绿色产品的消费方式。这里的绿色产品就是指它的生产和使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无害，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产品。绿色产品往往贴有环境标志或绿色标签来使它和其他产品区分开来，其价格也相对较高，卖绿色产品的市场就是绿色市场。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民的环保意识薄弱，绿色消费观念十分淡薄，再加上人们的收入偏低，较少有人愿吃眼前亏去购买绿色产品。市场需求的不足，也导致了绿色产品的相对缺乏，如在我国商品市场上，不含磷的洗衣粉和不含汞的电池等就十分有限。作为一种理性生活方式，绿色消费在中国应该得到大力提倡，应该通过不断加强绿色消费的宣传教育工作，强化人们的绿色消费意识。只要能够很好地培养和造就每个消费者自觉的绿色消费意识，使他们明白自己对自然环境应有的责任，人们就会自觉主动地选购绿色产品，这样也就会有更多的绿色产品被生产出来，进入市场，形成良性循环，最终使绿色消费在全社会得以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