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时期的园林

第二节　商、周时期的园林

商、周时王、诸侯、卿、士大夫所经营的园林，可统称为“贵族园林”。它们尚未完全具备皇家园林性质，却是皇家园林的前身。它们之中，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两处即商纣王修建的“沙丘苑台”和周文王修建的“灵囿、灵台、灵沼”，时间为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末周初。

一、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

（一）囿和台

“囿”是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园林形式，园林里面的主要建筑物是“台”，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产生于囿与台的结合（见图2－1），时间为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奴隶社会后期的商末周初。

图2－1　园林文字的变化

1．囿

当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统治阶级便把狩猎转化为再现祖先生活方式的一种娱乐活动，兼有征战演习、军事训练的意义，同时还可以供应宫廷之需。商代的帝王、贵族奴隶主很喜欢大规模狩猎，古籍里面多有“田猎”的记载。田猎即在田野里行猎，又称为游猎、游田，这是经常性的活动。大规模的田猎往往会殃及附近的在耕农田，激起民愤，这在卜辞里也曾多次提到。商末周初的帝王为了避免因进行田猎而损及在耕的农田，乃明令把这种活动限制在王畿内的一定地段，形成“田猎区”。田猎除了获得大量被杀死的猎物之外，还会捕捉到一定数量的活着的野兽、禽鸟。后者需要集中豢养，“囿”便是王室专门集中豢养这些禽兽的场所，《诗经》毛苌注“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域养需要有坚固的藩篱以防野兽逃逸，故《说文》释：“囿，苑有垣也。”

商、周时畜牧业已相当发达，周王室拥有专用的“牧地”，设置官员主管家畜的放牧事宜。相应地，驯养野兽的技术也必然达到一定的水准。据文献记载，周代的囿范围很大，里面域养的野兽、禽鸟由“囿人”专司管理。在囿的广大范围之内，为便于禽兽生息和活动，需要广植树木、开凿沟渠水池等，有的还划出一定地段经营果蔬。

因此，囿的建置与帝王的狩猎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囿起源于狩猎。囿除了具有为王室提供祭祀、丧纪所用的牺牲，以及宫廷宴会所需的野味的功能之外，还兼有“游”的功能，即在囿里面进行游观活动。囿无异于一座多功能的大型天然动物园。《诗经·大雅》的“灵台”篇有一段文字描写周文王在灵囿时，“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的情形。据此可知，文王巡游之际，也把走兽飞禽作为一种景象来观赏，囿的游观功能虽然不是主要的，但囿已具备园林的雏形了。

2．台

台是用土堆筑而成的方形高台。《吕氏春秋》高诱注：“积土四方而高曰台。”台的原初功能是登高以观天象、通神明，因而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上古时代，人们不可能科学地理解自然界，因而视之为神秘莫测，对许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怀着敬畏的心情加以崇拜。山是人们所见到的体量最大的自然物，它巍峨高耸，仿佛有一种拔地通天、不可抗拒的力量，它高入云霄，则又被人们设想为天神在人间居住的地方。所以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在上古时代都特别崇拜高山，甚至到现在仍保留为习俗。

先民们之所以崇奉山岳，一是山高势险，犹如通往天庭的道路；二是高山能兴云作雨，犹如神灵。风调雨顺是原始农业生产的首要条件，是攸关国计民生的第一要务。我国早在殷代的卜辞中已有帝王祭祀山岳的记载，到了周代，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天子和诸侯都要奉领土内的高山为祇，用隆重的礼仪来祭祀它们，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位于东、南、西、北的四座高山定为“四岳”，特别崇奉它们，祭祀之礼也最隆重。后又演变为“五岳”，历代皇帝对五岳的祭祀活动，便成了封建王朝的旷世大典。

这些遍布各地、被崇奉的大大小小的山岳，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成了“圣山”。圣山毕竟路遥山险，难以登临，统治阶级便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就近修筑高台，模拟圣山。台是山的象征，有的台即是削平山头加工而成的。高台既然是模拟圣山，人间的帝王筑台登高，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达天上的神明。因此帝王筑台之风大盛，传说中的尧帝、舜帝均曾修筑高台以通神。夏代的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这些台都十分高大，须驱使大量劳动力经年累月才能修造完成，如商纣王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

台还可以登高远眺，观赏风景。周代的天子、诸侯也纷纷筑台，孔子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可能就是描写用土筑台的情形。台上建置房屋谓之“榭”，往往台、榭并称。周代的天子、诸侯“美宫室”“高台榭”遂成为一时的风尚。台的“游观”功能亦逐渐上升，台成为一种主要的宫苑建筑物，并结合以绿化种植形成以它为中心的空间环境，开始逐渐向着园林雏形的方向上转化了。

囿和台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两个源头，前者关涉栽培、圈养，后者关涉通神、望天。也可以说，栽培、圈养、通神、望天，是园林雏形的原初功能，游观则尚在其次。之后，尽管游观的功能上升了，但其他的原初功能一直沿袭到秦汉时期的大型皇家园林中。

（二）园圃

上古时代，已有园圃的经营。

园，是种植树木（多为果树）的场地。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的字样，即圃字的前身；从字形看来，下半部为场地的整齐分畦，上半部是出土的幼苗，显然为人工栽植蔬菜的场地，并有界定的范围。西周时，往往园、圃并称，其意亦互通，还设置专职专门管理官家的这类园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果蔬纳入市场交易，民间经营的园圃亦相应地普遍起来，更带动了植物栽培技术的提高和栽培品种的多样化，同时单纯的经济活动也逐渐受到人们审美的影响。相应地，许多食用和药用的植物被培育成为以供观赏为主的花卉。老百姓在住宅的房前屋后开辟园圃，既是经济活动，又兼有观赏的目的，而人们看待树木花草也愈来愈侧重其观赏价值。

观赏树木和花卉在殷、周时期的各种文字记载中已经很多，人们不仅取其外貌形象的美姿，而且还注意其象征性的寓意，《论语》中就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比喻。《论语》又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社即社木，也就是神木，而以松、柏、栗分别为代表的三个朝代的神木，则更赋予这三种观赏树木以浓郁的宗教色彩和不同寻常的神圣寓意，也足见古人对树木的重视和崇敬。根据《诗经》等文字记载，西周时的观赏树木已有栗、梅、竹、柳、杨、榆、槲、栎、桐、梧桐、梓、桑、槐、楮、枫、桂、桧等品种，花卉已有芍药、荼（茶花）、女贞、兰、蕙、菊、荷等品种。

园圃内所栽培的植物，一旦兼作观赏，植物配置便会向着有序化的方向上发展，从而具备园林雏形的性质。东周时，甚至有用“圃”来直接指称园林的，如赵国的“赵圃”等。

因此，“园圃”也应该是中国古典园林除囿、台之外的第三个源头。这三个源头之中，囿和园圃属于生产基地的范畴，它们的运作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古典园林在其产生之初便与生产、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甚至贯穿于中国古典园林的整个幼年发展期的始终。

图2－2　商纣王的宫苑分布示意图

二、商代的园林

商自盘庚迁殷，传至末代为帝辛，即纣王。纣王大兴土木，修建规模庞大的宫室（见图2－2），史载“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朝歌在河南安阳以南的淇县境内，沙丘在安阳以北的河北广宗县境内。《史记·殷本纪》云：“（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说的就是南至朝歌、北至沙丘的广大地域内的离宫别馆的情况。

鹿台在朝歌城内，“大三里，高千尺”。这个形容不免夸张，但台的体量的确十分庞大，它的遗址在北魏时尚能见到。除了通神、游赏的功能之外，鹿台存储政府的税收钱财，还有“国库”的功能，因而附近的宫室建筑亦多为收藏奇物、娱玩狗马的场所。“沙丘苑台”中的苑也就是囿，“囿”“台”并提意味着两者相毗连为整体。其中“置野兽蜚鸟”，则说明其已不仅是圈养、栽培、通神、望天的地方，也是略具园林雏形格局的游观、娱乐的场所了。殷末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已发达到一定程度，修造如此规模和内容的宫苑，并非不可能。

三、周代的园林

周族原来生活在陕西、甘肃的黄土高原，后迁于歧，即今陕西岐山县。周文王时国势逐渐强盛，公元前11世纪，又迁都于沣河西岸的丰京，经营城池宫室，另在城郊建成著名的灵台、灵沼、灵囿。今陕西户县东面、秦渡镇北约一千米处的大土台，相传即为灵台的遗址。秦渡镇北面的董村附近的一大片洼地，相传是灵沼遗址。至于灵囿的具体位置，也应在秦渡镇附近。此三者鼎足毗邻，总体上构成规模甚大的略具雏形的贵族园林。

《诗经·大雅》的“灵台”篇有关这座园林的情况，据说周文王兴建灵台，老百姓都像儿子为父亲干活那样踊跃参加，因此施工进度很快；灵沼是人工开凿的水体，水中养鱼。诗中还描写文王在灵囿看到母鹿体态肥美、白鸟羽毛洁白光泽，在灵沼看到鱼儿跳跃在水很满的池中。显然，其赏观的主要对象是动物，植物则偏重实用价值，观赏的功能尚在其次。灵囿内树繁草茂，野兽很多，定期允许老百姓入内割草、猎兔，但要交纳一定数量的收获物。

文王以后，囿成为奴隶主统治者的政治地位的象征，周王的地位最高，囿的规模最大，诸侯也有囿的建置，但规模要小一些。《诗经》毛苌注：“囿……天子百里，诸侯七十里。”

东周时，台与囿结合、以台为中心而构成贵族园林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台、宫、苑、囿等的称谓也互相混用，均为贵族园林。其中的观赏对象，从早先的动物扩展到植物，甚至宫室和周围的天然山水都已收摄作为成景的要素了，例如，秦国的林光宫建在云阳风景秀丽的甘泉山上，能眺望远近之山景；齐国的柏寝台与燕国的碣石宫建在渤海之滨，可以观赏辽阔无垠的海景；齐国的琅琊台倚山背流，“齐宣王乐琅琊之台，三月不返”；燕国的仙台，“台有三峰，甚为崇峻，腾云冠峰，高霞翼岭，岫壑冲深，含烟罩雾”；楚国的放鹰台，建置在云梦泽田猎区内的薮泽间，四望空阔，登台可环眺极目千里之景；魏国的梁囿，松鹤满园，池沼可以荡舟；赵国的赵圃，广植松柏，赵王经常于圃内游赏；楚国的渚宫，建在湖泊中央之小洲上面……不一而足。

这时的宫苑，尽管还保留着自上代沿袭下来的诸如栽培、圈养、通神、望天的功能，但游观的功能显然已上升到主要的地位。树木花草以其美姿而成为造园的要素，建筑物则结合天然山水地貌而发挥其观赏作用，园林里面开始有了为游赏的目的而经营的水体。

春秋战国时期，也正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化期。旧有的礼制处在崩溃之中，所谓“礼崩乐坏”。诸侯国势力强大，周天子的地位相对式微。诸侯国商业经济发达，全国各地大小城市林立。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乡的差别扩大了。诸侯国君和贵族们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约束，在郊野山林川泽、风景优美的地段修筑离宫别馆，从而出现宫苑建设的高潮。其名称有台、宫、苑、囿、圃、馆等，而以“台”命名的占大多数。“高台榭，美宫室”遂成为诸国统治阶级竞相效尤的风尚。一些台是为某种特定功能而修筑的，如通神、招贤、瞭望、会盟等。尽管它们具有特定的功能，但大多数台仍然兼作游观的功能，略近宫苑的性质。

春秋战国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众多贵族园林之中，规模较大，特点较突出，也是后世知名度最高的，当推楚国的章华台、吴国的姑苏台。

章华台又名章华宫，在湖北省潜江县境内（见图2－3），始建于楚灵王六年（公元前535年），6年后才全部完工。业经考古发掘的遗址范围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000米，总面积达220万平方米，位于古云梦泽内。云梦泽是武汉以西、沙市以东、长江以北的一大片水网、湖沼密布的丘陵地带，自然风景绮丽，流传着许多上古神话，益增其浪漫色彩。遗址范围内共有大小、形状不同的台若干座，还有大量的宫、室、门、阙遗址。可以设想，当年楚灵王临幸章华台，率众游观、赏玩，以及进行田猎活动的盛大场面。其主体建筑章华台更是钜丽非凡，据考古发掘，方形台基长300米、宽100米，其上为四台相连。最大的一号台，长45米、宽30米、高30米，分为三层，每层的夯土上均有建筑物残存的柱础。昔日登临此台，需要休息三次，故俗称“三休台”。章华台不仅“台”的体量庞大，台上的建筑亦辉煌富丽，乃是当时宫苑“高台榭”之典型。

图2－3　章华台位置图

由文献记载可知，章华台的三面由人工开凿的水池环抱着，临水而成景，水池的水源引自汉水，同时也提供了水运交通之便利。这是模仿舜在九嶷山墓葬的山环水抱的做法，也是在园林里面开凿大型水体工程见于史书记载之首例。

姑苏台在吴国国都吴（今苏州）西南12．5千米的姑苏山上（见图2－4），始建于吴王阖闾十年（公元前505年），后经夫差续建，历时5年乃成。姑苏山横亘于太湖之滨，山上怪石嶙峋，峰峦奇秀，至今尚保留着古台址十余处。

图2－4　姑苏台位置图

这座宫苑的建筑全部在山上，因山成台，联台为宫，规模极其宏大，建筑极其华丽。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宫、馆及小品建筑物，并开凿山间水池。其总体布局因山就势，曲折高下。人工开凿的水池，既是水上游乐的地方，又具有为宫廷供水的功能，相当于山上的蓄水库。宫苑横亘五里，可容纳宫妓数千人，足见其规模之大。为便于吴王随时临幸而“造曲路以登临”，山上修筑专用的盘曲道路直达都邑吴城的胥门。今灵岩山上的灵岩寺即馆娃宫遗址之所在，附近还有玩花池、琴台、响廊裥、砚池、采香径等古迹。响廊裥即“响屐廊”，相传是吴王特为宠姬西施修建的一处廊道。廊的地板用厚梓木铺成，西施着木底鞋行走其上，发出清幽的响声，宛若琴音。采香径，顾名思义，是栽植各种花卉以供观赏的“花径”。

姑苏台是一座山地园林，居高临下，观览太湖之景，最为赏心悦目，其建筑地段的选址是十分优越的。包括馆娃宫在内的姑苏台，与洞庭西山消夏湾的吴王避暑宫、太湖北岸的长洲苑，构成了吴国沿太湖岸的庞大的环状宫苑集群。

章华台和姑苏台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园林的两个重要实例。它们的选址和建筑经营都能够利用大自然山水环境的优势，并发挥其成景的作用。园林里面的建筑物比较多，包括台、宫、馆、阁等多种类型，以满足游赏、娱乐、居住乃至朝会等多方面的功能需要。园林里面除了栽培树木之外，姑苏台还有专门栽植花卉的地段，章华台所在的云梦泽也是楚王的田猎区，因而园内很可能有动物之圈养。园林里面人工开凿水体，既满足了交通或供水的需要，同时也提供水上游乐的场所，创设了因水成景的条件——理水。所以说，这两座著名的贵族园林代表着古代囿与台相结合的进一步发展，为过渡到幼年发展期后期的秦汉宫苑的先型。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诸侯国君不惜殚费民力经营宫苑，卿士大夫亦竞相效仿，这类园林在史籍中偶有记载，而具体的形象表现则见于某些战国铜器的装饰纹样。例如，河南辉县出土的赵固墓中一个铜鉴纹样图案（见图2－5）所描绘的贵族游园情况：正中是一幢两层楼房，上层的人鼓瑟投壶，下层为众姬妾环侍。楼房的左边悬编磬，二女乐鼓击且舞。磬后有习射之圃，磬前为洗马之池。楼房的右边悬编钟，二女乐歌舞如左，其侧有鼎豆罗列，炊饪酒肉。围墙之外松鹤满园，三人弯弓而射，迎面张网罗以捕捉逃兽。池沼中有荡舟者，亦搭弓矢作驱策浴马之姿势。可见，它的内容与前述的宫苑颇相类似，只是规模较小而已。

图2－5　辉县出土的战国铜鉴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