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墙和城门的拆与改

2．2．3　北京城墙和城门的拆与改

瑞典学者喜仁龙教授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曾把北京的城墙喻为“一部土石作成的史书”^[27]。美国外交官苪恩施（P．Reinsch）在其著作《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1913—1919）中说：“北京的城楼和城垣与环境非常相称。它们表现出力量与永恒，使人看了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惊奇之感。它们的庄严、神秘和难以忘还的规模，以及好到不容改变的建筑结构，只有金字塔或者大自然塑成的巍峨的山峰堪与之相比。”^[28]

喜仁龙通过实地考察写成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北京城墙城门唯一翔实的记录，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对该书评价甚高。

在书中，作者写到，“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以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的巍峨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形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城门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29]。“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形瓮城带有雉堞的墙，突兀高耸，在晴空的映衬下显出黑色的轮廓。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直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侧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等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30]

自明代建城之后，北京的城门一直是“内九外七”，共16个城门。民国初期，城门城墙依然基本保存完整，但为了改善交通，在城墙上陆续打开了多个缺口。由此开始，对城墙的破坏一发而不可收，用土取砖都从城墙上挖取，使得城墙的豁口越来越多，城门越来越多，如左安门豁口、御河桥城门、灰厂口城门、南池子和南长街城门，在宣武门和正阳门之间开的和平门、德胜门豁口、安定门豁口等。

1921年，东安门、西安门以南各一段城墙被拆除，城砖被利用来改筑大明濠及沟渠。10月，南北河沿空地开放，两处城墙被拆除。1925年1月，因财政紧张，市政府又将东安门以北拆卖。此时，拆卖城墙成为市政府资金的来源之一。同年8月，市政府将地安门东西全墙折价3万元拆卖，以应各重要工程之用。1926年春，又将西安门以北一段陆续拆除。至此，城墙东、西、北三面之墙只剩下零散的几段。城墙南段正面东西墙及由天安门至中华门之围墙尚完整。

1）城墙存废之争

古代城市的城墙多以防御为主要功能，城市的空间发展一般也局限在城墙内。随着开埠通商，以及城市的工商业兴起，城市对外交通联络的需求不断增强，城墙阻隔了对外交通发展和城市空间扩展。加之城墙作为封建主义的象征，在民主潮流下，拆除城墙的呼声在民初浪高一时。20世纪初，一些开埠城市纷纷拆除城墙，如广州、武汉、杭州等城市。北京的城墙是否拆除也成了时人热烈讨论的问题，是拆除城墙筑路，还是保护城墙两种观点从那时起就针锋相对，争论不断。在当时拆除城墙风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城墙保护引起了北京市民和一些市政管理机构的重视，当时就有官员提出，应“保存以留旧代工程并以国门观瞻所系，均应维护以期永久保存，为历史上遗留之纪念，以符国家诊护古代建筑之意”^[31]。

2）对当时北京城墙改造计划的评述

当时主张不拆除城墙而进行城墙改造和保护城墙的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白敦庸，其主要观点集中在其专著《市政述要》，他运用西方市政学的基本原理，对北京城墙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构想——《北京城墙改善计划》^[32]。其主要思想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城墙的功能重新认识。城墙的防御功能弱化或者完全消失以后，作为历史遗存，它在考古、治安、卫生、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第二，拆除城墙的理由并不充分和合理。北京城墙除了作为历史遗迹有保留之必要外，针对拆除派的说法，他提出，沿城墙一带北京的商业并不发达，交通也不拥挤，没有建设环城大马路的必要；其次拆除城墙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其举动并不经济。

第三，多方面开拓对城墙改造的思路。可以将城墙开放，作为公众游览的场所，开放其经济和教育功能，把北京的古城墙改造成一座环绕古都的立体公园。

第四，具体的改造方案包括：对城墙上固有的建筑进行整修，安装电灯、电话、建设公厕、放置废物箱；开设茶肆、冷饮店和图书馆，以及放映影片、举行音乐演奏会等市民娱乐活动的场所；铲除邻近使馆区的城墙周边的外国势力；对城墙进行绿化，在城墙附近遍植花木，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增加城市景观；通过挖深护城河，使其与积水潭、什刹海、二闸等水面连通，形成与周边环境协调的水景和景观水道，建成环绕北京的立体的水上公园。为了解决交通压力，他也主张开辟城门，但他认为只能开辟门洞，不宜开大门，以免破坏城墙的整体感，原有的大门则宜拆除。

白敦庸的城墙改善计划对于当时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的城墙改造行动不无影响。朱启钤在为白氏的著作《市政举要》做序时指出：“白君敦庸负笈国外，专研市政，实颇受鄙人之暗示。其实能措意于此科者，固绝无仅有。今其学成有声于时，又已数年。顷出所撰市政举要，于吾国市政沿革颇有论列，非仅胪译法令侈陈方案而已。乃其立论必从吾国国情民俗着想。是其所见，有超出恒流之上者，良足称矣。”可见朱启钤对白敦庸的诸多观点是持极大的支持态度的。

北京的城墙在当时的拆除城墙以筑道路的大背景下能够基本保存，可以说与这项保护计划得到朱氏的赞同和支持有直接的关系。以朱启钤为代表的京都市政公所对北京城墙的拆除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北京的城墙虽然当时避免了被拆除的命运，但这项至今看来仍然比较完整而且科学的保护方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财政实力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后来梁思成先生关于保存北京城墙而提出的设想与白氏的计划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梁思成先生继承发扬了白氏的思想。梁思成理想中的北京城墙是这样的景象：“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33]

朱启钤离职京都市政公所之后，拆除城墙城门的观点和行动又占了上风。总的来说，在京都市政公所时期，北京的城墙城门的命运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客观说官民双方既热衷于城市近代化和工商业发展，所以拆城筑路、开辟门洞等行为时有发生，但社会各界又对这一伟大的历史遗存怀有一定的感情，所以才出现保存“国门观瞻”等呼吁，普通市民也不断发表保护城墙意见和建议。在这段时期，城墙的基本保存应当算是一种历史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