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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铺设的“轨道”

时间:2022-10-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因而她笔下的建筑,仿佛是在预先铺设的轨道上平滑移动的长镜头所捕捉的影像。相比现实中的建筑空间,这个移动长镜头所拍摄的更像是把围墙统统去掉的电影布景。结果将会呈现一个暗示多种空间的单一影像文本。库哈斯在柏林荷兰大使馆设计中的取景“轨道”构思,与上面所提的两个影像实验,以及与希区柯克将日常路径拉直的做法,在影像逻辑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7.1.2 预先铺设的“轨道”

建筑师在创作或阅读一个作品时,经常会凭借一种假想的体验路径,并且因为摆脱了物质现实的制约而更多地体现出影像的逻辑而非建筑实体的逻辑。让我们从分析一个随意抽取的阅读文本开始,这是一位建筑师所感受的德国柏林荷兰大使馆(Dutch Emassy in Berlin):

“一条贯穿8层的连续坡道路径确立和导引着大使馆内部的空间关联,被称之为‘弹道轨迹’,它盘旋而上,创造出一个开放平等的空间,而不像阶梯和廊道一样是传统权力的象征……从入口开始,坡道依次经过图书室、会议室、健身房、餐厅直到屋顶平台。”[5]

这段文字的作者有可能是被建筑方案图激发了假想,而不是在实地的体验中理解该建筑。因而她笔下的建筑,仿佛是在预先铺设的轨道(所谓“弹道轨迹”)上平滑移动的长镜头所捕捉的影像。相比现实中的建筑空间,这个移动长镜头所拍摄的更像是把围墙统统去掉的电影布景。因为大使馆的建筑性质决定了其中大多数空间单元的封闭性,所以不可能在坡道上可以依次体验“图书室、会议室、健身房、餐厅……”。只有影像逻辑能够成全这种不间歇的透视(即所谓的“开放平等”)。

在Content一书中,库哈斯自己对该项目的表述提供了另一种影像阅读的版本:

“这个项目将暗示着柏林规则的单一结构切分为两个部分——一面墙和一个立方体。这种切分在建筑内部持续进行,形成了一个从底至顶的不稳定路径,这一路径被规则的办公空间包围。这一‘轨道’(trajectory)捕捉了外部的柏林建筑的种种突出元素——19世纪、纳粹、共产主义者……”[6]

似乎与前面那位建筑师对该建筑的理解不同,库哈斯设置坡道的意义不在于连贯地串联建筑内部的各个功能空间,而是将坡道作为预设的运镜“轨道”,以此建构一种捕获建筑外界(即城市中)偶然的和片断的视像的取景程序(图7.3)。库哈斯在《Content》中将盘旋的阶梯拉直,更加明显地暗示出一种类似电影布景的路线组织,组织的原则服从于影像叙事(图7.4)。这让我想起那部空间叙事上的经典影片:《后窗》。为了叙事的需要,希区柯克用一个平行于运镜路线的过道串联起各个功能空间。张永和[7]曾经将之引申为关于“窗”的创作,以此将影像叙事拉回了建筑叙事[8]。我不太认同这种从希区柯克的“窗”到窗户的直接联想,就像我不太认同从卡尔维诺的“城市”到城市的直接联想一样,这样的联想并非不对,只是智力贡献太小。仅仅停留在“窗”作为景框所定格的场景讨论上,那《后窗》的启发将只是关于窥视的,而不是关于空间叙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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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沿柏林荷兰大使馆中的“轨道”对城市景象的捕捉

资料来源:Rem Koolhaas.Content.Hohenzollernring:Tasche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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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柏林荷兰大使馆平面的“轨道”展开图

资料来源:Rem Koolhaas.Content.Hohenzollernring:Taschen,2003

对我而言《后窗》空间的更大启发在于它对某种路径的强制——这一路径应该最有利于将日常空间结构充分转换为叙事结构。是路径生成了空间序列,而不是有一个先在的空间序列,等待路径去捕捉。通常人们会把路径理解为只是依附在空间中的观察渠道,而《后窗》空间却依赖于观者的路径而存在,或者更准确一点讲,空间序列是由客观存在的空间中被观察路径激活的部分构成。

如果说观者的场所体验,是由印刻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路径主导,而不是由外在于主体的空间主导,那么当镜头代替人眼时,路径的可调整幅度大大增加了,由此生成的空间文本的种类也就大大增加了。建筑学出身从事观念艺术创作的王家浩[9]曾经讲起他1999年的一个作品构想:以人惯常的路径和速度拍摄一个园林曲折的空间序列,然后创作一个与该园林完全不同的大立方体建筑,沿精心安排的路径和速度把它的内部空间拍摄下来,使该影像与前面的园林影像完全吻合[10]。结果将会呈现一个暗示多种空间的单一影像文本。这与10年前矶崎新在《间》中所表达的“单一空间的多重影像文本”正好构成互逆的实验。二者都通过对路径的调整,消解了空间序列对客观存在物的依附关系,路径成为空间的结构方式,而不仅是观察方式。

库哈斯在柏林荷兰大使馆设计中的取景“轨道”构思,与上面所提的两个影像实验,以及与希区柯克将日常路径拉直的做法,在影像逻辑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说库哈斯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竞标方案中所设计的类似坡道是为了在大尺度开放空间中强调公共空间的连贯性和渗透性,那么在这个性质迥异的建筑中,不大的尺度和封闭的功能空间使得坡道失去了激活公共领域的作用。前后两者间只具有形式上的类似性。正是从这个角度,贝尔德(Baird,George)质疑了朱剑飞[11]有关库哈斯的“公共空间”的评述[12]。然而,贝尔德没有指出的是,库哈斯在荷兰大使馆中设置的坡道虽然失去公共空间的意义,却提供了暗示建筑外部环境的城市蒙太奇,尽管这种拼贴的影像只有在超越个人日常行为的强制性运镜中才能够捕捉,但预设的路径提供了实现设计意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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