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风波
抗战胜利了，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人民的生活又怎样呢？
1948年2月10日，是阴历新年。除夕晚上，竺可桢一家人，按我国习俗祭祖，供品仅有糕点，面包几件，少得可怜。不免回想，自己小时候，在绍兴东关镇老家过年的盛况。腊月二十七八，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吃年糕、糖果、火腿肉，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日子。如今身为大学校长，一家人过年是如此惨淡。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没有难倒竺可桢。此刻，学校已回到“天堂”杭州，却困难重重，几乎办不下去。校务会议已很少考虑教学问题，而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经费和师生员生的生活问题。但也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政府忙着打内战，也是困难重重。他清楚记得，1947年11月，为要求增加教职员工薪，到南京走访财政部长王云五。王对他说：
“5月间，国家为改善公教人员待遇，每月增加国库负担17000亿元，而国家每月印钞票的能力为20000亿元，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印5万元面额的大钞票。”
元旦亲友相互拜年。在与哈佛校友会，浙大同学会的好友交谈时，一向不愿涉足政坛的竺可桢，也说道：“以国家前途着想，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蒋先生通电下野。”
可是不管民怨怎样沸腾，3月“国大”还是照样开场，5月20日，蒋介石还是按计划登上总统宝座。他企图披上民选的外衣，获得更多美援，扭转被动的战局。
但事与愿违，战局的发展出人意料。1948年4月22日解放军收复延安，接连又攻克石家庄、洛阳等华北重镇。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则退守在长春、沈阳和锦州等几个孤立城市。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败局，使美国当局对支持国民党产生动摇，援助急剧减少。这就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如同危重病人断绝了输血一样，更加急剧恶化。1948年1月—7月，法币贬值达到40倍。物价飞涨，到八月份，法币的面值，已不抵其纸张和印刷费的成本。
8月20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这可是空前绝后的政府法令。禁止人民私自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改法币为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1比300万。同时冻结物价。企图以“经济战乱”的强制手段，拯救其行将崩溃的社会经济。
竺可桢当时虽然对此项法令疑虑颇多，但也善意地想到，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接收人员，抛售黄金，套取法币，乘机大做买卖，致使黄金大量流入民间，现在回收聚拢，或许有利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其实哪里是这样简单，况且，还有一些官商巨贾，从中谋利。
奉公守法的竺可桢夫人，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黄金，也换成了金圆券。一两黄金换200元，不料到11月初即上涨到950元，到12月底已达2500元。等于将黄金换回几张废纸。竺可桢深切感叹地说：
“忠实的百姓，损失太大了。以后还有谁相信政府呢？每次立法，都是使奉公守法的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为孔令侃之流，逍遥法外，大发横财。这样下去，谁还愿意守法呢？这是政府在迫使人民去反对它的。这样的政府难得长久。”
政府发行金圆券，本无黄金储备做后盾，实际就是对人民的欺诈掠夺。不仅物价未被冻结住，反而使市面商品奇缺。黑市物价更是飞涨。10月26日，杭州市商店柜台及陈列的所有商品，销售一空。27日，武林门一带，发生饥民抢米事件。粮食问题空前严重，浙大师生的饮食，也是朝不保夕，纷纷向竺校长告急。
10月27日，竺可桢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决定派人分头到富阳、涣地等乡下，购置粮、油和木柴。几天后据下去的人回话讲，采购工作顺利。30日，又开校务会议讨论储粮。竺可桢计算出，全校师生员工半个月需要的米、油和柴，数目不小。而且都要从几百千米外的乡下，零星收买，再送回杭州，这对车辆有限的浙大，是够困难的。但在竺校长的筹划下，大家齐心协力，也都办到了。可是大学的校务会议，接连专门讨论购买柴、米、油的问题，恐怕也是教育史上少有的事例了。
由《财政紧急处分令》所掀起的“黄金”风波，严重冲击国统区的经济，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南京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其头面人物还妄图挽回败局。
9月17日，竺可桢应约参加省政府为副总统李宗仁来杭视察举行的招待会。这位副总统在会上还说，共军秋季攻势，不足为惧。然而不久，解放军攻克济南。随后，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被歼47万人。东北全部解放。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纪念周集会上宣称：“九·一八东三省沦陷，抗战八年光复，如今剿匪也要八年。”他唯恐大家不信，最后又强调说：“各位可以相信，我一定有转危为安的把握。”当时，还有谁会相信他的吹嘘呢？就连追随其多年的心腹谋士陈布雷，也因劝蒋，要求宋、孔家族“减肥、献血”，遭到冷遇，看到前途无望，而先行一步走了！陈布雷服安眠药而死是个前兆。竺可桢看得出，南京政府，也在其反对政令的驱使下，正一步步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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