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国内专利药品的兴盛同步，国内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了药品的进口。然而，19世纪40年代，欧洲销往美国的“专利药品”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差。[28]同时代的亲历者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H.Peirce）这样写道：“许多的假冒伪劣药品从国外进口到美国，美国市场成了一个药品容器，被迫接受了所有这类肮脏污秽的东西。”[29]曾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工作的历史学家华莱士·詹森（Wallace Jannsen）也曾指出，这一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伪造、污染、稀释和腐烂药材的倾销地”。[30]同期的统计数据显示，1847年一年内，进口到美国的药品多达177 403磅，其中一半以上的最为重要的化学和药品制剂，包括大量的药材都是掺假或有害的次品。[31]纽约药学院和费城药学院的调查亦发现：鸦片作为一种毫无治疗价值的物质，通常以有害的掺假方式大规模地进口到美国；鸦片的掺假目前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程度，这种掺假是非常巧妙的，令那些轻信的买家难以察觉。[32]
这些掺假药品的大量进口和生产带来的后果无疑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公众的身心健康，而且影响了医学界确立其“文化权威”，致使医学界经济利益严重受损。
首先，公众的身心健康因使用进口的掺假药品而备受摧残。假冒伪劣药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之后，同样以所谓的“专利药品”之名行销于市。它们的商标受到版权法保护，专利药品的制造商为销售产品常把其视为是能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实则这些药品的药效、纯度并没有经过验证。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药品是无效的，部分糖浆包含了多至80%的酒精；多数的滋补品使用可卡因和吗啡。不言而喻，这些药品不但未能治愈患者的疾病，反而会损害其健康，在它们的使用者中制造醉汉和瘾君子。[33]因此，批评者告诫购买专利药品的消费者，“闪光的不一定全是金子”。[34]可以说，掺假药品进口商为谋取私利，无视公众健康的行为，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医生和药剂师作为药品的配制者和开列者，率先成为被谴责的对象。
其次，掺假药品对医生的社会地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进而影响了其职业权威的确立。时至19世纪，公众并不是只能从医师那儿获取医疗服务，特别是到了“杰克逊民主”时代（Jacksonian Democracy，1829—1837），随着“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兴起，医学界职业权威的确立变得举步维艰。在医学方面，“反智主义”表现为一种自由放任的治疗精神和治疗虚无主义，倡导“人人都是自己的医生”（every man his own doctor）。[35]研究者甚至发现，这一时期，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拥有常识的平民好像要优越于受过训练的专家。新罕布什尔医学协会的一份委员会报告更是直陈，医生与公众之间的“敌对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公众认为“与对一个有学问的职业群体的依赖相比，秘方药和欺骗性的药品经营对他们而言更值得依赖。”[36]结果无疑是，倘若公众不相信医生，他们会使庸医行骗更方便。[37]而医生无意中开列的掺假药品如未能治愈患者的疾病或者反而令患者病情恶化，则会进一步减损医生的社会威望。可以说，1840年，美国医学界不仅正经历着公信力的日渐削弱，而且自身还经历着对身份和职业认同的怀疑。
最后，从财政资源的立场来看，专利药品公司进口的掺假药品无疑成为了正规医生的直接竞争者。19世纪，开业的医师，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都不是民众获取治疗的唯一来源。专利药品的制造商（其广告在公众媒体随处可见）提供治疗和建议，它们不仅出售药品，而且还分发健康指南，邀请困惑者和患者写下他们关于医学问题的建议。药品公司还肆意模仿、歪曲、嘲弄和减损医学界的权威。随着这些公司经常宣称自己是医生，他们通过开设卫生机构或医学院，或者通过得到知名医生的认可，常常含沙射影地指责医学界是出于嫉妒共谋限制他们的发明。他们宣称医生希望“令患者痛苦”，或者“延长治疗”，而他们的“可靠的治疗”（sure cure）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指责医生收费很高，而他们的药品非常便宜。[38]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迷惑了消费者，导致患者去寻求其他治疗途径，包括非正规的医生和庸医，令正规医生的权利严重受损。
面对药品进口商和制造商的竞争和攻击，医学界间或地提出质疑并作出回击，然而，这种批评多表现为单打独斗、曲高和寡，没有遏阻专利药品集团和非正规医生的扩张，正规医生不仅难以确立在医学界的正统地位或“文化权威”，[39]而且令业界的经济利益严重受损。因此，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对公共福利的关注，医学界联合起来以“组织化医学”（organized medicine）对抗医学界的无序竞争，限制掺假药品的进口和国内制造都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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