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骗局”

《乌得勒支和约》后不久，英国和法国都立即面临对付大量政府债务的问题。当时，有组织地发行长期公债还是新事物，还不能清楚地看到大型银行、纸币和贷款的潜力和限度。虽然英国和荷兰的财富比法国少，但能通过银行、借贷，极大地增加他们的财力，甚至还可以资助使太阳王黯然失色的盟国，对此，法国感到十分惊讶。除此以外，还存在着私人对借贷金钱的大量需求。在西欧到处都有许多人在寻找可以投放他们私人存款的企业，而期望从某个商业行业获得利润的企业创办人和组织者也在寻找能用于投资的资本。由于这种形势，在英国出现了“南海泡沫”，在法国出现了“密西西比泡沫”。两家泡沫公司于 1720 年破产，它们都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后果。

政府与私人企业间的关系在政府以重商主义思想指导贸易的时期，政府的财政与私人企业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是平常的事。例如在英国，政府的大量债务是由为此目的而组织的公司所承担的。政府给予某公司以特许状，通过垄断某个指定的商业行业以加强该公司，然后当股东买进全部股票后，政府从公司取得一大笔现款作为贷款。英国政府在 1689—1713 年战争期间所负担的许多债务，都是用这种办法由 1694 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所承担。1708 年改组的东印度公司使用同样方法向政府提供资金，1711 年建立的南海公司也是如此。英格兰银行对伦敦一些银行交易享有合法垄断权，东印度公司享有东方贸易垄断权，南海公司则享有利用同西班牙签订的贩奴特许证以及其他夺自西班牙的商业特权。各公司为私人投资者所有。从贸易和农业所获得的用于购买上述公司股票的存款，既用于经济再投资，又用于政府战争费用的支付。

约翰·劳1716 年，一位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引起法国摄政王的注意，约翰·劳以他在纸牌赌博方面的卓越的数学方法而闻名。劳创办了迫切需要的法国中央银行。次年，1717 年他组织了东方公司（一般称为密西西比公司），获得同路易斯安那贸易的垄断权，1718 年在该地建立了新奥尔良城。密西西比公司在劳的管理下，不久就合并了法国东印度、法华、法国—塞内加尔公司和法非等公司。当时密西西比公司享有全部法国殖民地贸易的合法垄断权。摄政王把此种交易看作为解决法国财政问题的良方，便授权劳承担了政府的全部债务。公司接受个人的皇家负债证书，即“债券”，而付予公司股票作为交换。公司建议用上述股票支付红利，并用在殖民地贸易所得的利润和依靠对法国全部间接税的垄断征收来偿付债务。实施这一建议需要对整个税收体系进行大力改革，使税收既对纳税者更加公平，又对政府更为有利。公众争先恐后地抢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出现一场疯狂的投机，谁都狂热地生怕不能立即买足股票。行情暴涨至一万八千利佛尔一股。但是，公司仅仅是依靠不能实现的计划来支撑的。股票持有者开始为他们的钱担心。他们开始抛售股票，股票行情急剧下跌。许多人发现自己一生的积蓄已经付之东流。另一些人失去了作为抵押以期发财的祖传财产。然而，那些在股票价格暴涨前就拥有公司股票并且顶住了疯狂投机热的人，没有因为暴涨价格的突然下跌而遭受损失，后来他们还享有一笔金边商业投资。④

类似的情况也在英国发生了，因为在这里有不少人认为劳即将为法国提供灵丹妙药。南海公司用高出英格兰银行的价格从政府“债券”所有人手中收取债券换之以本公司股票，从而接管了大部分公债。在西属美洲创造的利润数额和速度被大大地夸大了，南海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一时迅速上涨，票面价值为一百英镑的一股股票涨至一千零五十镑。其他的骗局也都充满着对来得容易的金钱的酷爱。企业创办人有的组织了矿业公司和纺织公司，有的组织了更为怪诞和异想天开的公司，例如使用大柜运送活鱼到市场的公司，确保女性贞洁的保险公司，“在适当的时候才公布其业务性质”的公司等等。此类企业的股票均被抬到极高的价格。但是，1720 年 9 月，南海公司的股东开始出售股票，他们怀疑投机买卖是否能对一千镑一股的股票付出应有的红利。他们把这种不稳定的整个经济结构搞得一蹶不振。与法国一样，许多人发现他们的积蓄或继承的遗产已经化为乌有。

在两国都引起极大的愤怒。两国政府都被卷入这件丑闻之中。约翰·劳逃往布鲁塞尔，摄政王名誉扫地，于 1723 年辞职，此后法国的事务由红衣主教弗勒里处理。英国更换了大臣。罗伯特·沃波尔——一位信仰辉格党的地方乡绅，长期在下院占有席位，并从一开始就告诫过南海公司骗局，现在成为乔治一世的主要大臣。

“泡沫法”不列颠摆脱危机比法国较为顺利。劳的银行，一家有效的机构在一片反对声中倒闭了。法国在本世纪其余的时间内，便缺少一个适当的银行体系。法国投资者对纸币安全产生一种病态的恐惧，他们明显地愿意将积蓄投向土地。法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借贷体制的发展遭到了阻碍。在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担心，议会通过“泡沫法”，禁止除政府特许外的所有公司用出售股票的办法募集资本。在这两国，按现代公司的方式发展股份制筹集资金的办法被延缓了一个多世纪。商业企业继续专为个人或合伙人所有，他们借助自己利润的再投资来扩大企业，因而就多了一个保持利润和压低工资的理由。但在英国，沃波尔设法解救了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银行和所有在公众眼里暂时丧失信誉的公司。英国在继续不断完善它的金融机构。

里昂包税区管理者巴契列埃先生

作者：让—巴普蒂斯特·乌德里（法国人，1686—1755 年）

巴契列埃先生当管理者的包税区是一种半私人性质联合组织，法兰西君主委托或让其承包收集间接税。包税人一般遭人怨恨，他们大多数人变得非常富有。关于此画中的男人我们所知甚少，但从他的巨大假发、袖口花边和优雅伸展的左手，可看出他是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统治精英的典型代表。［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rt（1968/1.76）］

信誉和国债两国政府的信誉也都因为“泡沫骗局”而受到损害。大部分法国战争公债都想方设法不予偿付。在多数情况下，拒付债务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许多政府债权人都是无耻的发战争财的奸商，但是在财政上，拒付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使借钱给国家的诚实的人们感到沮丧。税收的改革也进展不大。贵族继续逃避路易十四强加给他们的纳税，约翰·劳的税收计划连同他的方案的其余部分一概落空了。当 1726 年一位财政部长试图对所有财产征收 2% 的税金时，既得利益集团在巴黎高等法院的领导下，否决了这个建议。由于缺乏足够的收入和拒付债务，法兰西君主国几乎信誉扫地。在 18 世纪，公债或国债的概念很难在法国得到发展。债务被认为是国王的债务，除少数大臣外，没有一个人感到对此负有任何责任。波旁政府事实上经常通过教会、省三级会议或巴黎城筹措借款，人们认为上述借款人的财政信誉比国王本人好。政府因对外政策和对外战争而处于严重的困境。它不能充分地开发自己臣民的财富。

英国没有拒付任何债务。沃波尔通过政府不断拨出必要资金支付政府债务本息的办法，设法建立起偿付资金的系统并保持其运转。英国政府的信誉变得绝对可靠。债务被认为是国债，英国人民自己承担责任。国会制政府使得这种进展有了可能。在法国，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国王或其大臣们会干什么，因此，每个人都不愿将他的钱托付给他们。在英国，有钱的人还可以通过议会决定国家的政策，决定钱的用途，征收足够的税金以维护债务的信用。与法国类似的事这里也存在，控制英国议会的地主，与控制巴黎高等法院的地主一样抵制直接税，致使英国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或更多些都是取自人民群众所交纳的间接税。但地主甚至公爵也交纳大量的税金。英国与法国一样，不存在按阶级或阶层免税的规定。所有的有产者都与政府利害攸关。国家的财富是国家债务的后盾。国家的信用似乎是无限的。这就是从 1694 年创建英格兰银行到一百二十年后拿破仑失败期间，英国与法国各次交战中的最大王牌。正是英国议会的政治自由和权力产生了英国的强大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