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读到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的介绍，有几多感慨。
感慨一，国家的组织力量，将历史研究这一比较个人化的劳作变成了一架庞大复杂的研究机器，如同工业生产。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然而最初两千年却语焉不详，淹没在神话与传说之中。《史记》的《三代世表》只粗略记录了王位序列而年份空白。20世纪以来，近代考古方法引入中国，断代研究进步甚大，但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依然难以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断代”研究变成一个“工程”，缘起于当年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的一次出访。九十年代中期，宋健出访非洲，参观卢克索遗迹时，获知埃及的断代问题经百余年研究已基本解决，法老们的在位年代可以精确到数年以内。相比之下，我国古史缘起却不够清晰。不久后，宋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
国家力量介入一项研究，局面立刻大变。21位一流学者从宋健和李铁映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受聘专家组成员。实际上，在这些学者之下，还有数十倍于此的人参与“工程”。国内三大天文台、3座博物馆、12个研究所、14所大学被统辖起来；涉及考古、历史、天文、古文字、自然科学诸专业。
劳动组织方式由此改变。大量研究人员被组织起来，大量经费由国家拨款投入到研究中来。这断代的研究分成为多个子项目，各项目之间勾勒出了衔接点和任务时间表。这很像军队打仗，军师旅团组成一架高效率的军事机器，远非散兵游勇的单打独斗。环环相扣，步步相连，投入产出，预期明确,这也确实是工业生产般的“工程”。机器大生产在某些方面确实胜过手工小生产。看来,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集中化”“大规模”诸法则，以其彰显效率的吸引力施影响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学术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感慨二，现代科技的力量是如此巨大。
“断代工程”中有一个关键的节点，即武王克商的年份。其研究之艰难，如同数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许多学者为它皓首穷经，说法莫衷一是，数十种推断相差百余年之巨。然而，现代科学一旦介入，研究随之迅速推进。古文献、考古新发现与放射性碳14年代测量技术结合，武王克商的年份被锁定在三十年的范围内；古人可能疏漏对于历史大事的记录,却因迷信星象每每准确记录天象，于是，天文学对准史籍中的这一可靠线索开辟了断代研究的新路，天文学家引进了美国宇航局开发的推算天体运行的软件，在四十余种说法中进行推算排查，从易到难地一批批排除与天象不符的小概率之说，得出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次年1月3日兵渡孟津，六天后在牧野战胜纣王时，岁星位于上中天，地平线高度为60度，其时为凌晨4点55分。另有学者指出瑕疵，专家们又捡起“寻章摘句”的老办法辅助计算。最后将公元前1046年认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史籍说不清的历史，需要考古提供物证，两相对照叠加，便大致搞清了历史的轮廓。考古学家和刑侦技术专家的工作十分相似，都是在支离破碎的的细节中寻觅合理的逻辑关系，力图找到案件的谜底。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结果也往往不可预期。不过，科技的进步会大大缩减这艰难的历程，因为科技能够将人类的智慧延伸、放大，使普通的人似乎也拥有了能掐会算的神力。有了碳14测量之法，有了涵盖数千年的天文计算软件，武王克商的年份便几乎是板上钉钉了。当然，说“几乎”，是因为以上述计算及结论也遭到质疑和反对，但无论如何，“断代”时间定位之精细令人慨叹，现代科技的神力有目共睹。
感慨三，“断代”作为一项“工程”，当然是补齐中华民族上古历史一些重要“空白”的需要， 属于历史与考古学领域“文化建设”有组织的“国家行为”，但从广义说，它更源于人类本性中寻根解谜的强烈精神需求。也许，这才是这一探索“工程”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夏商周三代，史籍记载与传说神话混杂，历史记忆飘忽，碎片接续不齐，就像一个人记忆不清自己三五岁之前的情景，或一个漂泊的孩子长大后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地处何方和父母的模样，寻根的情结是永远也化解不开的。断代工程化朦胧为清晰，也抚慰着中国人的精神“乡愁”。
如果仅为总结历史规律，似乎无需投入巨资来“断代。”各代青铜器、大小墓葬、人殉骸骨等等，加上古文献研究，应该可以解决规律问题，年代粗略也无妨。诸如将上古的牧野之战锁定于数十年的区间,还是精确地确定于某月某日某分，似乎已无关历史大规律的总结。西方有一类历史学者也做极为精细的研究，我以为其主要价值也常常在于人类“求知”的精神满足，也算是文化积淀。这种高级精神乐趣独属人类。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组织力量和科技力量两个车轮驱动，似乎将我们梦寐以求的历史谜底揭开了。年、月、日、时、分，其清晰令人慨叹，其进展前所未有。人们会为朦胧的迷雾将散去而兴奋，也许还会为将失去朦胧所带来的特有诱惑而若有所失。
（此为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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