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工程年阶段

吴地始祖_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

三、吴地始祖

说到吴人的始祖，传统的说法是商末周太王的两个儿子——泰伯与仲雍，当年他们千里迢迢地从陕西辗转来到东海之滨，才使夷蛮之地燃起了文明的火焰。笔者认为这有失公正，不仅是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其一、如上所述，吴地至少早在5000年以前就有了灿烂的文明；其二、除了泰伯与仲雍两位始祖外，早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及夏商时期，可能至少已有四位先祖将中原与吴越地区联结起来，一位是南方最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九黎族首领——蚩尤，第二位是“五帝”之一的唐尧，第三位是夏朝的防风氏，第四位是公元前14世纪商朝第四代君王太戊帝的王公大臣——巫咸。

（一）帝尧

“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史称五帝。尧，不仅是中华民族始祖之一，也是吴地的最早始祖。

《尚书·尧典》开宗明义地记载：“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意思是说，从前唐尧称帝的时候，聪明智慧，治理天下有计谋，他的光辉充满天下，后来，他打算把帝位禅让给虞舜，史官根据这些情况写作了《尧典》。考查古时传说，帝尧名叫放勋，他恭谨节俭，明察四方，治理天下，深思敏达，温和宽容。《史记·五帝本记》告天下：“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五帝本纪》不仅对尧如此记载，对舜也有详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这段叙述，具体地说明了虞舜的身世和活动地点。他是冀州人，曾经在历山种过田，在雷泽捕过鱼，在黄河边上烧制过陶器，在寿丘制作过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在负夏做过生意。二十岁时以孝闻名，三十岁时，帝尧询问可用的贤人，四方诸侯首领全都推荐虞舜，说他可用。于是帝尧便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怎样治家。《史记·五帝本记》的《索隐》中皇甫谧（215～282年）云：“陈锋氏女曰庆都”。庆都，名也。生放勋。“放勋”，言尧能放上代之功，故曰放勋。姓伊祁氏。“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帝王纪又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庆都，十四月生尧。”不论是《尚书》，还是《史记》都明确记载，尧确有其人。我国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明确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是夏禹的年代。按《史记》记载，尧是禹的祖父辈，宋代学者推算唐尧的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汉代学者推算为公元前2305年。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视帝尧为一位史前的极为杰出的部落领袖是没有疑义的。

上述史料告诉我们，帝尧姓伊，名放勋，又称陶唐氏，是帝喾之子，母亲庆都，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

关于他的出生地，《史记·五帝本纪》的《索隐》中明确记载：“尧谥也，放勋名，帝喾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谧云，尧出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五月，秦兵六万围幽州刺使田洛於三阿，去广陵百里……兖州刺史谢玄自广陵救三阿。”后面附注说：“晋侨置幽、冀、青、并四州於江北三阿，今宝应军即此。”这个“三阿”汉至宋元时在宝应境内，明以后隶属高邮县。据清·康熙《高邮县志》记载：高邮“东晋为三阿属南兖州，南兖州属扬州地”。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词条中称：“三阿，在江苏高邮县西北。《舆地记胜》：高邮有北阿镇，离城九十里，即晋时三阿。《高邮州志》：东晋尝侨置幽州。太元四年，苻秦将句难、彭超围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广陵百里。即此。”该辞典明确指出，“三阿”位于高邮境内，并指出“三阿”在高邮西北、距离高邮城约45公里、距离广陵（今扬州）约50公里。经多方考证“三阿之南”，即现今高邮神居山一带。

2006年11月14日，笔者和邹振雄、沈志仁二位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高邮天山镇政府王镇长及神居山村查村长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神居山。只见神居山南半部郁郁葱葱，北半部黄泥、悬崖、秀水。那是里下河地区唯一的一座山，素有“淮南万山之母”之称，位于高邮天山镇境内，神秘的西汉广陵王墓葬群就出土于此山。该山系1200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海拔高程约49．5米，面积约8万多平方米，相对高程约10～30米。山的四周均为黄土覆盖的高低起伏不平的低丘山冈，北坡山顶有一棵巨大的500多年的银杏树，因旁边的古悟空寺香火过旺而烧毁，近几年竟然在枯焦的树墩上萌发出新枝，给人以一种神秘感（古代的高僧在寺庙前栽植银杏树，又名佛指甲，称为佛门的圣树——菩提树），而在5米开外至今仍有一棵300多年的银杏树昂首挺立，证明其神居山的文脉并未中断。其特征是岗顶宽平，坡度和缓，位于宁六低山丘陵与平原交界处的尾端（见图1－11）。

图1－11　高邮天山镇神居山

扬州大学陈清硕教授和扬州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印志华等对尧的出生地问题，从战国、两汉、魏晋时期多部典籍的相关记载中，用四句话的密码“锁定”尧的出生地可能就在高邮神居山一带，即“斗维之野”、“三阿之南”、“观于三河”和“生于丹陵”。

（1）“斗维之野”。史料中说帝尧之母生于“斗维之野”。“斗维之野”是古代占星术的用语，是指天上二十八星宿中斗宿区划所对应的地面区域，这个“区域”就在今天的扬州、高邮、宝应这一带。

（2）“三阿之南”。在明代地图上，高邮西部和南部有众多与“阿”字有关的地名。“三阿”的“三”有“多”之意，多阿群集称为三阿。所谓“阿”，其地理条件是指大陵或水陆曲处之地，是一种陵谷毗连水潴曲串之区。古高邮西部正是丘陵洼地，“三阿之南”指的就是现今高邮湖西菱塘至神居山一带。

（3）“观于三河”。汉代正史记载尧的出生地为“三河”，经考证，古代“三阿”地区确有一条古河道叫“三河”，经安徽入境注入高邮湖。今在洪泽县就有“老三河”、“新三河”等不同的河名，在“三河”上还修了三河闸，用以控制淮水入江，不管是今天的“老三河”、“新三河”，还是过去的“古三河”，都说明这条“三河”是在“三阿”附近。

（4）“生于丹陵”。“丹陵”似为红色的丘陵地，而今天的“三阿之南”——高邮神居山一带，确是红色泥土的丘陵地。神居山由富含铁的玄武岩组成，风化后呈红色，表土被侵蚀后也呈红棕色。

笔者联系高邮地区文化史及先吴人图腾，又进一步增加了尧出生在高邮神居山一带的可信度。

在全新世中期，距今约7千年前后，发生一次海侵，海平面上升到高邮附近，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时，约在7000～5500年前，高邮出现了“龙虬文化”。在龙虬庄遗址中有一片碎陶，上面刻有似鸟非鸟的四个象形文字（见图1－12），其中一个“宙”经考证是鸟形转化而来。这些古文字（陶符）记载中可能含有少数夏代的文字。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图腾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国徽”。联系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墓葬中出土的有冠凤鸟纹、连云港原始岩画上鹰的图像、河姆渡遗址中出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良渚人以鸟作为崇拜物，以及先吴人的农耕技术、制陶技术、编织技术、筑城技术、原始文字等主要文化元素，都进一步映射出帝尧的母亲庆都在高邮活动、帝尧出生于“三阿之南”、帝尧在高邮治水，其可信度远高于“顺平说”、“望都说”、“唐县说”、“临汾说”……。这是因为其一，它突破了传统神话的藩篱。中国先秦史著名研究学者李学勤教授认为，历史传说与神话不同，历史传说中肯定包含着历史元素。特别是最近，李学勤教授在“高邮：尧文化发祥地”高层论坛上指出，高邮是古代史中有关帝尧传说的重要地点，同时也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其二，地名有典籍可考。其三，有考古学方面的依据。故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季华、青海大学校长张广志等中国先秦史学界近20位专家学者在实地考察了高邮龙虬庄遗址和天山镇神居山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深层次的阐述，认为长江流域的高邮为尧文化兴起、传承的重要发祥地。

图1－12　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刻文陶片

资料来源：《今日高邮》，2006年7月9日。

对此，根据规划，一座高99米的帝尧青铜雕像将于2010年前矗立在高邮神居山风景区。

尧、舜、禹时代是一个具有创造意义的时代，是上承“炎黄”，下启“三代”的继往开来的伟大时期。据《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帝尧的主要功绩为：

一是协和万邦。“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²⁷⁾品德高尚，恭勤节俭；富有而不骄纵，显贵而不怠惰。以“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为治国准则，弘扬和顺的美德，敦睦九族，亲近百官，团结天下诸侯。在位期间，天下升平，社会祥和。使若干个大大小小的部落之间和睦相处，友好交往，人民相亲相爱，共同形成了规模宏大的部落联盟。

二是敬授民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²⁸⁾意思是，尧命羲和观测天象，制定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第一部历法。派羲仲住在东方的旸谷，观测日出，辨别测定出日出的时刻，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派羲叔住在南方的交趾，观测太阳向南运行的情况。以白天最长的那天，苍龙七星中的火星黄昏出现在天上正南方的日期定为“夏至”。派和仲住在西方的昧谷，辨测日落，把昼夜时间相等，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虚星黄昏出现在天上正南方的日期定为“秋分”。派和叔住在北方的幽都，辨测太阳向北运行的情况，把白天时间最短，白虎七宿中的昴星黄昏出现在天上正南方的日期定为“冬至”。经过长期观测，确定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为一年，有366天，月球绕地球运行一周为一月，有29天多一点。一年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6个大月和6个小月合计为354天，比一年的实际天数少12天，故又用闰月的办法加以调整。依据历法，指导庶民的生产和生活，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及社会的前进。通过对天象的长期观察，知道了一年为366天，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据此来规定百官的事务，使众多的事务因此而兴办起来，这对于指导人们按季节变化从事生产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是民主自诫。面对当时的滔滔洪水，尧问四岳：“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不以为然，认为鲧不行。但大家说可以让他去试试，尧便同意了大家的意见。鲧往治水，“九载绩用弗成”。说明尧对鲧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又不得不按大家的意思作出决定。为倾听民众声音，传说尧在简陋的宫门前设了一张“欲谏之鼓”，谁要是对他或国家提什么意见或建议，随时可以击打这面鼓，尧听到鼓声，立刻接见，并认真听取来人的意见。为方便民众找到朝廷，他还让人在交通要道设立“诽谤之木”，即埋上一根木柱，木柱旁有人看守，民众有意见，可以向看守人陈述，如来人愿去朝廷，看守人会给予指引。还为自己设立了“尧诫”——“颤颤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意思就是说，为国之君首先要深明责任重大，要身在其位，如履薄冰，惟恐辜负肩上之重任，百姓之厚望。自己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人不会因大山的阻挡而摔倒，只会被不起眼的小土堆绊倒。这样的自诫不失为至理名言。不论是“谏鼓”、“谤木”还是“尧诫”，现在看来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其深远的现实借鉴意义。

四是禅位于舜。尧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姓一族的天下，更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应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天道酬勤，不能亵渎上天的意旨。故以天下为公，以百姓的利益为重，推位让国，传贤而不传子。传说尧曾屈驾到箕山之侧、颍水之旁（均在今鄄城东北境）去拜访隐居的高士许由，要他出山继承帝位，可是许由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尧年事已高，认为选拔继承人已刻不容缓，就在一次朝觐会上对四方诸侯说：“我在位已经70年之久了，你们谁能按照我的意见办事，就继任我的帝位吧！”四方诸侯一致回答说：“我们都德行不高，恩义不厚，不配继任帝位，”一致推荐了舜。说舜家庭贫苦，尚未娶妻；父亲是个瞎子，心术不正；继母好讲假话，弟弟傲慢不逊。就是这样一家人，舜却能使其和谐相处。并一致认为：舜既能善于治家，定能善于治国。尧听取了四方诸侯的意见，决定把舜作为帝位继承人进行认真地考察和培养。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下嫁给舜，从她们那里观察舜的德行，让9个儿子跟舜做事，从他们那里观察舜的人品，然后又让舜施行五教，处理政务，接待宾客，管理山林沼泽，召会诸侯、州牧，从政治、经济、内政、外交多方面考察舜的才能。这样，经过3年的考察、培养，事实证明舜确是一个有才干令人信服的理想的帝位继承人，于是令其代行天子事，最后把帝位让给了他。尧讲得很明白，“把天下传给舜，全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好处，只有丹朱痛苦（注：丹朱乃尧之子）；传给丹朱，全天下人都痛苦，只有丹朱得到好处。我不能拿天下人的痛苦，去造就一个人的幸福。”舜很有才干，受尧举荐后做了许多好事，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论语·泰伯篇第八》中孔子赞颂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意思是：孔子说，尧作为君主伟大啊！崇高啊，唯有上天最高大，唯有尧能效法它。浩瀚啊，民众无法形容。他的功业崇高啊，他的礼仪典制灿烂啊。

（二）防风氏

历史与神话交融中的防风氏，是开天辟地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悲剧性人物！通过历史的考证，我们可以在神话的迷雾中找到历史的真实。

在一万年以前，太湖中的三山岛上已有吴地先人，故南朝（梁）任昉编著的并为郭沫若收录的《述异记》一书所述太湖有防风氏，载曰：“防风氏之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国语·鲁语下》中，“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²⁹⁾意思是，他是汪芒国的君主，统治封山、嵎山的人，为漆姓。据此，我们可视之为祖。

夏（公元前21世纪）时，防风氏之地在太湖南约50公里东苕溪河中下游的德清一带。水乡泽国的德清县，东南有个下渚湖，是一片很大的湿地，现已列为国家自然保护区。下渚湖，古时称封渚湖，史志上说因防风氏所居而得名。湖北有山，曰防风，唐以前叫封山，山麓有防风庙，东南二里许为嵎山。这封、嵎二山，恰好与孔子在《国语》上说的防风“守封、嵎之山”相吻合，说明这一带就是四千多年前与夏禹同时代的汪芒国（后称防风国）疆域。现在那里有个防风庙，庙里有孔子说的这位“汪芒氏之君”。气势恢弘的大殿内，身高数丈的防风神像端坐在祭坛上，头戴天平冠，面容慈祥，双手捧持朝笏。衣冠服饰，皆与绍兴大禹陵的夏禹塑像相仿佛。不过两厢壁画上的防风形象，“龙首牛耳，连眉一目”，倒是古书上描述的样子。壁画依据神话传说描绘了这位治水英雄的一生。他根据地势高低不同，带领先民们在山坡上垒堰筑坝，在平地挖沟疏导，将滔滔洪水北排太湖，南导钱江，东泄大海，使躲避水患栖身山上的先民们，得以下山来重新定居，耕种劳作，生息繁衍，使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防风古国。

为纪念这位吴越先祖，杭嘉湖一带古时都建有防风庙。德清这座防风庙，最初为西晋元康初年（公元291年）当地县令贺循所立。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举行三天防风王庙会（见图1－13、1－14）。

图1－13　湖州德清防风祠

图1－14　德清防风王庙会

防风居住过的下渚湖在庙前不远处，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满湖是摇曳的芦苇，无边无涯。绽放的芦花，犹如一片望不到边的绮丽云锦，从眼前向天际铺展过去。下渚湖原是注入太湖的东苕溪发洪水时的一片蓄洪区，难怪防风庙大殿楹联上，前人有“捍患到今留圣泽”的说法，指出下渚湖就是防风这位前贤留给的一片“圣泽”。据说，从前这一带祭祀防风神，还奏防风古乐，跳防风舞。我突然想到，像这样一位至今仍传颂不衰的部族头领，最后却并没有得到与他事迹相应的结果。关于他的死，据孔子的说法：“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³⁰⁾这是正式典籍上有关防风之死的唯一的文字记载，说的是他被夏禹所杀。关于夏禹杀他的原因，近年来除孔子的“后至（迟到）说”外，尚有“误杀说”和“借故说”，后两种缺乏历史依据，大多根据民间传说和推测。看来孔子的说法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他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吴王使者来咨询会稽出土的大骨节一事，并非专论防风之死，说明这一历史事件在孔子心目中，没有特别提出来讨论的必要。他在这里谈到禹杀防风时用的是个中性词——“后至”，“后至”也是一种“至”，并非“不至”，折射出防风对夏禹在政治上并不对立。如果他对夏禹怀有敌意，或者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就干脆不赶去会稽赴会了；如果他对夏禹个人品质和作风有什么看法，事先估计迟到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就会有所防范，决不会去自投罗网了。不管什么原因，防风毕竟是“后至”，招致“杀而戮之”，这多少有点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之外，也让后来不少人匪夷所思。但孔子似乎不这么认为，在解释清楚大骨的来龙去脉后，紧接着便向吴使介绍了汪芒氏这一部族，从虞、夏、商到孔子当时的演化历史，对防风之死未加任何褒贬，说明后至被杀，在孔子看来，乃是很正常的事。

也确实，如果将禹杀防风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就能正确理解。夏禹在制服洪水过程中，“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得到众多部落首领的拥护，为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统一奠定了组织基础。他照会各个部落首领，在会稽大会天下“诸侯”，这在历史上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标志着中华民族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的初步形成。大多数历史学家因此认为，我国国家组织的出现，开始于夏朝。夏禹对防风在这样重大关键时刻竟然“后至”，可以想见一定大为恼火，也许他在性格上也像历史上有的伟大人物一样，对人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就地处决了防风，而且“杀而戮之”，砍了头还要陈尸，也是够严厉的了。防风的头颅，就这样成了我们民族历史上建立最初国家的祭奠物。这听来多少有点残忍，有点血腥，但历史就是如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错杀”或者“误杀”，也不能因其被杀而否定防风生前的一切。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由于夏禹是黄帝后裔，史册上便尊为正统，没有其他部族应有的位置。传说在阪泉被黄帝战败的炎帝，虽同为中华民族最先的人文始祖，但正式典籍上有关炎帝及其后裔的记载几乎等于零，即便有也或多或少地带点歪曲和丑化。防风死后，意味着汪芒氏被征服，该部族人随之逃进江、浙、皖之间的群山里避难，其文化因此在历史上也相应失落。有关“汪芒氏之君”防风的治水等其他事迹，在典籍上自然不可能有记载，只能保存在其后裔的口耳相传中。据此分析，防风氏是当时的部落领袖，和大禹同时治水，分管江淮地区。他是先吴地区亦神亦人的治水英雄，是安邦立国、福泽吴越的始祖。

（三）巫咸

有关巫咸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尚书》中。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³¹⁾意思是周公说：“我听说从前成汤接受了上天的大命后，当时就有伊尹辅佐他，功德感通于上帝。在太甲时，则有保衡。在太戊时，则有伊陟、臣扈，功德感通于上帝，又有巫咸治理国家。在祖乙时，则有巫咸的儿子巫贤。在武丁时，则有甘盘。这些贤臣遵循为臣之道，尽心竭力地安定治理殷国，建立了广为流传的功业，所以使殷国的诸王能享受配天祭祀的礼仪，殷的统治才能经历了许多年代。”巫咸是商太戊帝身边的一位贤臣。他的儿子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登基后，任宰相，也有贤臣之誉。《尚书》中的这对父子都是商王朝的有功之臣。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记》中有着较为详情的类似记载。太戊帝是在其兄雍己帝去世后继承帝位的，但他骄横不羁，遂使政道渐失。有一天宫廷内突然有一棵桑树与一棵树缠合交生，一夜之间竟长得有两个手掌合围那么粗。众人深感奇怪，桑谷都是野生之木，竟合生在宫内？太戊帝知道后也觉得不是好兆，会是国衰之象吗？他颇为惧怕，就先去询问宰相伊陟。伊陟正色回答道：妖异现象的产生和国君不修王政有关，现在国君应当马上修养自己的德行。随后伊陟又将此事告诉大臣巫咸，共商如何匡正太戊帝的失政行为。巫咸为此专门写了《咸艾》、《太戊》等数篇文章，畅言治国之道，苦苦告诫规劝太戊帝。在两位大臣的谏佐下，太戊帝终于去恶从善，修身养性，使商朝中兴，诸侯归顺。⁽³²⁾

关于巫咸其人，还有其他传说，有说他是鼓的发明者；有说他是用筮（一种草）占卜的创始人；有说他测定过恒星，是个占星家、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他所总结的星表中有44座144颗星；《山海经·大荒西经》说他是管理百药的，因此他兼管巫、医……

巫咸虽然官至相位，但由于身处甲骨文时代，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直至汉以后才见到典籍史料中的片言只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历史记载渐渐出现了分歧，倒不在是否有他这个人，而在他的里籍与最终归宿地上。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俞秉麟先生作过专门研究：

一种为“吴人说”。《越绝书》记：“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县百五里。”说的就是巫咸出生在离吴县百五里（古代计量单位）的常熟虞山。

到了粱代，常熟有一块《真治碑》，据志书记载此碑是汉天师十二代孙张道裕在虞山南岭下建招真治（后改称致道观）时所立。元代碑失，但碑文留在文献之中，碑文中除了《越绝书》中的意思外，还进一步说明“咸居虞之小山”。虞山北确实有低丘名小山，近人尝将今小山村称为商相村。

晋代，《徐广史记正义》又记：“巫咸冢在海虞山上，子贤亦葬其侧”，他明确指出巫氏父子俩的墓址是在常熟虞山上。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里又在徐广记载上加按语：“巫贤，吴人。今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冢及巫贤冢。”

北宋的《吴郡图经续记》中，还把苏州与巫咸联系起来：“吴郡，古八门。其一平门曰巫门，巫咸所葬”。苏州八门中出平门可至巫咸所葬的常熟，故平门又称之为巫门。

除此，南宋的《吴郡志》也记述：“虞山，今为海巫山，山即巫咸所出，海虞即常熟也。”常熟古称海虞，是为纪念虞仲；又称“海巫”，则是为纪念巫咸。

除了文字记载，明代以后的多数《常熟县志》进一步提到，宋代时在虞山西岭发现过巫咸墓碑，县令曾派人在其旁修墓立碑。

综上所说可以看出，东汉以来，巫咸就被传载为出自常熟的吴地人。然而另有一说也不容忽略，那就是“晋人说”。

“晋人说”的主要依据是在陕西夏县境内的一座山，汉前就称“巫咸山”（见《水经注》《汉水·地理》）。北宋的《太平寰宇纪》中也说陕州（陕西）夏县有巫咸山，山下有巫咸祠。更有夏县的历代县志，都将巫咸父子载入邑内的“贤才”之列，其居所名“巫咸里”、“商相坊”，除此还有巫咸的祠、墓、庙，山、河、谷，均以巫咸命名。明弘治年间县令姜洪重修巫墓时，墓前石兽犹存。经历代修葺的巫公寺、观、墓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是夏县的一大名胜。当地乡民有八月十五集会祭祖祀巫的传统。祠门的古楹联“月月月明八月月明明分外，山山山秀巫山山秀秀非常”，据说至今尚存。

对此，明代的《大明一统志》虽未作肯定，但也记述“巫咸顶在夏县南五里，《隋书》名巫咸山，相传殷巫咸曾隐此……相传为夏县人”。看来，“晋人说”也由来已久，非后人杜撰。

由于吴、晋二说并存，势必引起后人的考证与质疑。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巫咸父子墓在虞山，子巫贤本是吴人”按语，其中的一个“本”字，就可以看出争论在唐代之前就开始了。

俞秉麟先生指出，巫咸纷争的起源，很大部分源自虞山巫墓的湮没，及墓址的失记。虽然明崇祯《常熟县志》中有“墓在青龙冈，传者曰青龙冈乃宝岩者别名”之说，但宝岩又在何处？现今常熟人只知西门外有宝岩湾、宝岩河、宝岩村，哪一处是青龙冈的别名？即使明代大学者钱谦益，在读了巫公祠堂碑后，也同样感到困惑：“小石洞后有青龙涧，山势自西趋东，正当西北隅山（虞山）之发脉处，谓之咀宜，然亦非确据也。”另有明代诗人王宾，游虞山时也因找不到遗址而深感遗憾，留下了“旧说巫咸已上天，楚人歌里亦千年。相传住处今何在？一座青山县郭边。”⁽³³⁾这样的诗句。可见“青龙冈”“青龙山咀”在明代已鲜为人知了，这无疑给寻巫者带来更多的困难。然而，时隔几世纪，一个意外的发现似乎给寻觅者带来格外的惊喜。

2000年6月4日，一支由苏州和常熟两家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在虞山西岭的“小石洞”上侧半山腰发现一堵横亘于山坳深处的石幕墙，岩石上三个擘窠大字——巫相冈，字径高达1．9米，宽1．5米，钟鼎文体，用双勾法镌刻；又在上方约50米处再度发现石刻，石状如龙头，石色呈青，沿山脊线向东延伸达300余米，起伏蜿蜒如同卧龙。龙头石高4．8米，长14．3米，石面阴刻“龙门”两隶体大字，字径宽2．7米，高1．9米，恰与下侧的“巫相冈”遥相对应。两处字体之大为虞山已见石刻中之最，经考证，石刻为宋代古迹。

最后，俞秉麟先生指出，随着“巫相冈”的重现，不但当年钱谦益对“青龙冈”的疑问可迎刃而解，而且如此宏大的摩崖石刻也显示决非古代个人能力可及，这证明，宋代发现“商相巫咸冢”的古碑后，官方确实在此进行过隆重的纪念活动，修墓立碑外，还在青龙冈石壁上刻石作记。⁽³⁴⁾

为一探虚实，2006年3月20日上午，笔者又与邹振雄、沈志仁二位先生驱车直抵虞山西岭下，第一次上山尽管有人指引，因山陡林密没找着。第二次在“小石洞”茶馆一位顾女士的带领下，终于在满山坡的松林中发现了“巫相冈”、“龙门”的石幕墙，石呈青灰色，形如卧龙。此时我们三个年均60岁以上的老人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面对石幕墙，我们就地坐在松软的松针上。“巫相冈”、“龙门”五个大字，苍劲古朴，恢宏壮观，赫然在目，使我们忘却了疲劳，三个人围绕石幕墙上下左右来回数遍考辨，确认石刻系宋代古迹（见图1－15、1－16）。站在石幕墙上，向西北方向望去，沃野千里，生机勃发，这确是一方千古不朽的难觅风水宝地。清初的徐崧酷爱山水，详考古今沿革，经过实地踏勘指出：“巫咸宅，按《越绝书》《旧图经》皆云：虞山，巫咸所居。旧志云在娄县山下。今娄县止马鞍山一山，无巫咸宅，当在虞山无疑。”⁽³⁵⁾

图1－15　常熟虞山西岭巫相冈

图1－16　常熟虞山西岭龙门

“考之《图经》云：虞山者，巫咸所居，是则巫咸尝居虞山而葬于此耶？”⁽³⁶⁾我们在兴奋之余思考着：因不认识路，我们连问了路边上三个当地村民，他们都知道“巫相冈”，为何文人们却不知呢？可惜的是在遗址上方约50米处修筑了一条20多米宽的上山公路，破坏了遗址的完整性。想见巫咸的本意是葬于此，天天能看到西北方工作过的中原地区，现在却难以安身。

有人提出为什么吴、晋两地都有巫咸的墓、祠、碑等？笔者认为，此种现象在古史上屡见不鲜，同名、同姓、同地颇多。巫咸在晋一带活动频繁，晋人出于对神人（贤臣）的崇拜，有可能为怀念他而所为。吴地出现巫咸遗址非同寻常，因“本是吴人”的“本”字试可定论。

有人提出巫咸如果是吴人，则商时吴地尚属“断发文身”的夷蛮之时，他如何有能力进入相对来说已高度发展的中原？且当上了高官？须知，虞山临江靠海，一是有江海文化，二是吃鱼虾的人聪明，吃鱼虾的民族兴旺。4500万年前吴地就出现了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6000多年前先吴人已会绘画织布，4000多年前夏朝时，防风氏已有“问鼎中原”、“防王作乱、数侵边境”的高超组织指挥才能，后人巫咸何故不能做高官呢？这显然是对“蛮夷”人的鄙视！请君有空到虞山西岭巫咸的墓碑处看一看便知，那巍峨高大的龙头石令人震撼；转身远望乃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一方清水（尚湖）碧波荡漾，一条“白龙”（望虞河）直达天际。此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巫相不失为大智大仁的吴地将才。

又为何归葬故里？稍有古史研究的人便知，殷商时期进行的大小战争不下百余次。⁽³⁷⁾为避战乱，巫咸仰慕和谐和合的江南，这种心理符合中华文明的主体部位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的传统，特别迷恋脚下的土地，“父母在，不远游”，“天下最美是家乡。”聚族而居，代代相传，即使“客居”他乡很久，迟早也要还乡，“莼鲈之思”的典故就是明证。江南（吴地）确是一个能让北叛的人南返，让做官的人弃官的地方。况且，那时“浮于淮、泗，达于河”，已有“金道锡行”，南北交通方便，人员、物资流动频繁⁽³⁸⁾，巫咸归故里自然顺理成章。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将进一步证实，巫相乃吴人始祖也。

吴地先人，从草鞋山陈州古国、良渚古国、凌家滩等古国始，“到良渚文化，内涵基本趋于一致。自此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步入文明的门槛。”⁽³⁹⁾可见，吴文化渊源久远。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的殷商文明和美洲的马雅等文明可能是同祖的，其祖型文化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印第安人还在亚洲的旧石器时代，可称为“马雅、中国文化连续体。”⁽⁴⁰⁾

吴地始祖，从帝尧、防风氏、巫咸始，到泰伯后，吴国早期屡有迁徙，《史记》三家注中已有叙述，说明吴地先人活动的范围很大。最近考古发现，最早吴国城池现身镇江——丹阳珥陵镇“葛城”（古城东西长200多米，南北长190多米，城墙现高约5～6米，占地面积3．62万平方米），证明镇江亦是吴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距今2560多年的春秋中晚期吴都迁至苏州。尤其是1954年在镇江丹徒烟墩山出土的一批铜器，其中最重要的是宜侯夨簋及内壁上铸有的铭文（见图1－17）。

图1－17　宜侯夨簋及内壁上铸有的铭文

铭文中“除‘厥川三百……’外，还有‘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卌（四十）’，这些应均指土田居邑而言。从文字保存完整的‘厥宅邑卅又五’看，国中城邑分布于广大的疆域。”⁽⁴¹⁾从寿梦开始（公元前585年），有七位吴王（寿梦、诸樊、余祭、余眛、王僚、阖闾、夫差）造就了“强吴时代”。

【注释】

(1)胡啸、许胡，《江西湖口发现5亿年前古海洋生物化石》，新华社南昌2005年10月26日专电。

(2)《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62页。

(3)徐良其、廖小兵、常旅，《常山“金钉子”改写江南地质演化史》，浙江日报，2003年1月3日。

(4)参阅钱正，《开天辟地话苏州》，2004年5月8日。

(5)程瑶，《2．5亿年前气候骤暖，地球生物经历劫难》，国际在线，2006年4月6日。

(6)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地层》，2004年11月8日。

(7)［梁］沈约撰，《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第101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457页。

(9)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62页。

(10)郝镇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第366页。

(11)董立章，《三皇五帝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第3页。

(12)《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一期。

(13)王子明，《句容出土旧石器》，扬子晚报，1999年12月29日。

(14)陈扬渲，《安吉上马坎旧石器遗址发掘获得丰硕成果》，浙江日报，2005年10月13日。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97页。

(16)陈淳，《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2005年2月15日。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9页。

(1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六卷）［Z］，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9)苏秉琦，《太湖流域考古问题》，1984年11月。

(20)张冬素，《良渚遗址发现五千年古城》，浙江日报，2007年11月29日。

(21)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12月，第362页。

(22)晏昌贵，《中国古代地域文明纵横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23)张芳，《太湖地区古代圩田的发展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12月5日。

(24)李嘉球，《澄湖水下为何有街道》，姑苏晚报，2006年1月21日。

(25)昆山锦溪古砖瓦博物馆。

(26)［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第167页。

(27)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第001页。

(28)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第002页。

(29)黄永堂全译，《国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226～227页。

(30)黄永堂全译，《国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226～227页。

(31)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第166页。

(32)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第10页。

(33)［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375页。

(34)俞秉麟，《巫咸之谜》，苏州杂志，2002年第1期。

(35)［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375页。

(36)［唐］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32页。

(37)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38)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第28～29页。

(39)曾骐、蒋乐平，《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学编年》，文物出版社，1989年。

(40)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91页。

(4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1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