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父母与子女代际关系

诚如前文所言，本研究包含广义的代际关系，既包括那些与老人同住的子女，也包括那些不与老人同住的子女。本研究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考察代际关系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其中静态方面包括亲子代际关系和婆媳关系，动态方面主要研究老人的居住安排变化。从静态方面入手比较好理解，因为亲子代际关系是由血缘所形成的最重要的代际关系，婆媳关系在我国也比较突出。从动态的居住安排变化角度加以考察，主要是基于代际关系的维度较多，我们无法逐一考察其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另外，前文的文献回顾也揭示，居住安排是考察代际关系时撇不开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如此，我国老人与后代同住比例逐渐下降的社会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际关系的变化。因此，本文将居住安排变化纳入代际关系的考察范围。

在亲子代际关系方面，根据文献回顾，又细分为子代支持、亲代支持和代际互动这三个小方面。结合资料的可得性，将亲子代际关系操作化为生病照料、经济支持、子女探访、老人做家务、代际间日常联系和物质互动共6个变量。其中，来自后代的生病照料、经济支持和子女探访是反映子代支持的变量；老人提供家务劳动(做饭、带小孩)是亲代支持的反映变量；亲代和子代之间的日常联系和物质互动是反映代际互动的变量。需要说明的是，之前的文献回顾表明学者们多采用日常照料而非生病照料来考察子代对亲代的支持。本研究与此不同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日常照料包含的范围较广，可以是来自家务帮助方面的，也可以是因老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阻而提供的帮助，而后者又与老人的ADL(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阻这一健康状况高度相关，在模型设置时若同时纳入会存在同义反复和多重共线性问题；二是对于多数农村老人而言，一般情况下，除非他们生病不能下地干活才需要后代照顾，而对于城市老人来说，他们多数与成家后的子女不同住，除非他们生病了才需要子女照顾，因此日常照料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大，也由此，本研究采取生病时是否得到后代照料取代日常照料来作为代际关系的一个维度加以研究。由于女性老人多与儿子同住而形成的婆媳同住比例较大，并且在传统社会中崇尚孝顺的婆媳关系，结合资料的可得性，这里将婆媳关系操作化为婆媳同住和媳妇帮助两个变量。前一个变量容易理解，后一个变量指的是当婆婆在日常活动能力受阻时是否得到来自媳妇的帮助。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类型较多，例如独居、与家人同住、住在养老机构等，因此，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类型也较多。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将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操作化为每两次相邻的调查期间，老年人在前一期是否与子女同住到后一期是否与子女同住的变化情况，通过交互分类共得到4类。本研究框架如图3.1所示。

图3．1　本书关于代际关系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的研究框架

此外，我国不仅老龄化的增长速度较快，而且高龄老人的增长速度更快，并以65岁及以上老人增长速度的两倍在增长(曾毅，2001)。从数量上看，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为2 000万(转引自郭晖艳、韩俊江，2012)，而从联合国中死亡率下的预测得知，这一数量将增长到2050年的1个亿，老年照料的需求极大(转引自曾毅等，2012)。而且，高龄老人与后代同住的比例也较高(Sibai，et al.，2007；焦开山，2011；王跃生，2014)，其代际关系也会与低龄老人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也将特别关注高龄老人群体的代际关系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

最后，中国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仅造成了老年服务设施和支持上的不同，而且在代际关系上也表现不同，相对于东部而言，我国传统的养老观念、养老方式依旧在中西部农村有很大市场(李建新等，2004)。但也由于中西部农村老年人无经济资源、无劳动能力、无现代生产技能，不可能与子女进行代际互惠，故他们反而很难从子女那里获得应有的养老支持(杨立雄，2009)。因此，本研究也将着眼于城乡角度考察代际关系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