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黑格尔正名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法西斯主义与黑格尔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格尔对本民族的赞扬，对其他民族的蔑视，以及对国家权力的推崇，在20世纪被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利用。马尔库塞则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1941年，马尔库塞出版了《理性与革命》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马尔库塞明确指出，通过对该书所作的分析，试图“证明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思想与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那种趋向是敌对的”。相反，通过对黑格尔的一些思想、概念的阐释，马尔库塞力图向人们表明，黑格尔的思想“与欧洲思想新近发展的一致，特别是和马克思的理论发展的一致”^[5]。

1.黑格尔的国家观突出了个人权利

黑格尔把人的伦理发展阶段分为三个环节，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家庭是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是第二阶段，国家是第三阶段。其中，国家包容了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市民社会是许多个人和家庭的聚集体，独立的个人由于相互需要而联合成市民社会。但是市民社会无力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贫困与富足等。解决这些矛盾的力量只能到市民社会外面去寻找，这个力量就是国家。

黑格尔崇尚强权政治。他认为，国家权力具有至上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对内能号令一切，对外能进行战争。国家的力量是独立存在的，对个人具有最高权利。

关于国家的组织形式，黑格尔最为推崇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一种把各种权力统一起来的权力，君主立宪制才是合乎理性的。君主是国家的整体，代表国家的人格，代表国家的统一。但是君主并不是一位虚位元首。他认为，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决断是最后的决断，而且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它的最后依据是我要这样。只有当国家制度巩固的时候，君主才是虚位的。这时的君主除了签署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6]

对于黑格尔的政治思想，马尔库塞一方面承认黑格尔的理论有失误之处，如他过度颂扬了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把君主制看作自然而然的，是历史的必然，^[7]但另一方面更多地是为这种思想作了辩护。对于黑格尔主张君主立宪制，马尔库塞认为，尽管今天看来不可理解，但在当时来说，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我们必须注意，高度集权国家的思想，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它的目的在于解放被现存封建制度所阻碍的有效的生产力。”^[8]

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不仅仅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是进步的，而且就今天来说，也有其积极意义。马尔库塞分析了黑格尔思想中的进步内涵，认为黑格尔的国家观突出了公民的个人权利。黑格尔把国家的产生归结为个体的同意。国家的出现，一方面虽然对个人有所束缚，但是另一方面个人的权利也由此得到了保障。“它限定了个体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其成员免受来自内部、影响整个国家长久存在的威胁。”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在家庭阶段，社会处于自然无序的状态，而在市民社会中，社会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这两者都无法保护个人的权利。因此，要保障个人的权利，必然依赖于这样一种制度：它将超越个体利益和他们的竞争关系之上，并仍然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活动。而黑格尔设想的国家正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马尔库塞说：“超越市民社会这一步导致了一个独裁的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保护了完整的社会具体问题。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所表现的独裁倾向必然是由市民社会的对立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结构无法保障个人的权利，国家虽然是以独裁的形式出现，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却因此得到了保护，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的建立被法律化、制度化。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的名著《法哲学原理》的所有论述都假定了权利实际上是作为法律而存在。这种思想是进步的，“黑格尔的法律理论很明确地与现代社会的进步倾向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法律哲学中预言了后者的发展，他拒绝了所有的把权利置于法庭判决甚至置于法律的普遍性之上的理论”^[9]。

但是马尔库塞对黑格尔思想的论证明显存在矛盾之处：一是个人的权利，一是国家的独裁。一旦国家的独裁与个人的权利发生冲突，应该如何看待？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依然强调个人的权利是根本，国家是为此服务的：“只有当法律的统治为贫穷者提供了比被取代的制度所提供的安全和保护更大时，独裁主义者的统治法令才是有效的”。基于这种认识，马尔库塞对黑格尔思想中的一些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如警察。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视警察不再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机器，而相反，是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反对那些不是太软弱但太强大而不能保证一个社会和经济过程的不被干扰作用的社会力量”^[10]。

黑格尔尽管主张个人拥有权利，但对于人民却是轻视的，如他认为人民并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意志，相反，法西斯主义则提高了“人民”的地位。如法西斯的代言人罗森堡所说：“人民性权威是高于国家的权威的。任何人不承认这一事实，都是人民的敌人。”两者相比较，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此方面的认识似乎要优于黑格尔。对此，马尔库塞的解释是：

黑格尔的这种态度，尽管可以理解为是反动的，但它比国家社会主义所宣布的流行的激进主义要更接近自由的目的。黑格尔拒绝了任何认为“人民”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的观点。因为，他主张，政治效果需具备自由的意识。黑格尔再次重申，人民仍然未具有政治意识，他们仍然缺乏对他们真正利益的认识，因而在政治力量中形成了一个相当消极的因素……国家社会主义颂扬平民并把“人民”保留在超理性的自然条件保护之中。然而，即使在这一个条件中，人民仍不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它的政治现实被设想为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领袖人物所代表的，而这一领袖人物则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的唯一缔造者，是所有法律和所有权利的源泉。^[11]

在这里，马尔库塞对黑格尔政治思想的解释明显带有自己的感受，这是对法西斯政治实践，也是对当时苏联社会实践的感受。正是这种感受，使他的思想突出了精英即知识分子的作用，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对黑格尔思想的辩护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的思想辩护。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的国家观尽管有独裁的倾向，但是突出了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而这与法西斯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的。“黑格尔神化的国家决不与法西斯国家相等同。后者代表了黑格尔假定所要避免的社会发展水平，即特定利益对整体直接的极权主义的统治。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市民社会统治着国家；黑格尔的国家统治着市民社会。以谁的名义统治呢？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是以自由个体的名义和以自由个体真正利益的名义。”^[12]

2.黑格尔肯定了理性与自由

黑格尔之所以赞成国家取代市民社会，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理性和自由。“黑格尔认识到，市民社会的关系，由于它们所依赖于存在的劳动的特殊方式，决不会产生完善的自由和完善的理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仍然屈从于未能控制的经济规律，必然被一个能解决社会矛盾的强大的国家所驯服。”^[13]

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即是理性，国家即是理性的实现。法国大革命中的领袖人物罗伯斯庇尔所信奉的最高善的理性，只不过是黑格尔颂扬的理性的副本。法国大革命使黑格尔看到了理性主宰现实的力量：“人类开始根据他们自由的、合理的思维的要求，而不是仅仅根据现存的秩序和流行的价值来组织安排现实。人类是理性的存在物。人的理性，能够使他认识到自己潜力和人所在这个世界的潜能。”黑格尔与罗伯斯庇尔一样，都相信理性是不可战胜的，但二者又有差别，这种差别即存在于理性与现实的关系中。“对于黑格尔来说，除非通过主体渗入自然和历史的全部容量才能使得理性支配现实得以成为可能。”理性不一定能够支配现实，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黑格尔采取了逃避的态度，否认不符合理性的现实是现实的：“只要在现实的潜在的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前者必然被影响和改变，直到现实达到被理性的一致。特别要强调地指出，只要现实没有被理性所规范，它根本上不是现实的”^[14]。但回避矛盾的结果是矛盾依然存在，如黑格尔一方面承认理性，但又肯定君主专制的现实。难道能说黑格尔这样做是理性的吗？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黑格尔的自由中。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思想的理性与自由是互为条件的。“理性以自由为先决条件，以根据真理去行动的力量为先决条件。这些结果的实现仅仅依靠于主体，这个主体能够决定自己的发展和认识到自己及自己周围一切东西的潜在。反之，自由也以理性为条件，因为自由仅是对知识的理解，而知识是主体能获得的，并发挥其力量。”^[15]自由强调了人的思维能力，即对知识的理解，即自由是一个认识过程。黑格尔把真正自由的实现看作“从历史到精神王国的转变”^[16]，但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自由的实现又与现实是不可分离的。马尔库塞引述黑格尔的自由观说：“自由是人必须通过克服自身束缚才能获得的东西，当人完全认识到他真正的潜能时，他才得到了自由。自由以使自由成为可能的条件为先决条件，即以意识和理性主宰世界为先决条件。已被认识的人类历史证明了这个结论的真理性。”^[17]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的自由观是以理性现实为条件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个符合理性的国家，那个时候，人的真正的潜能都能够得到自由地实现。

自由是以理性实现为前提的。只要人的整个世界被统一的理性愿望和知识所主宰，人的所有的潜能都得到自由的发展。黑格尔体系期待一个所有可能性能成为现实的国家。他的体系所吸取的历史乐观主义形成了黑格尔所谓的泛理论的基础……精神王国在自由中实现，自然王国在盲目必然性中实现，先天的潜在能力的实现转为现实，这就是黑格尔称作是“真理”的国家。^[18]

在现实中，哪个国家最符合这样的条件呢？黑格尔在对自由的认识中，把德国人置于最高的地位。他认为，东方人只知道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帝国认识到部分人是自由的，而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人们则认识到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与此相应的是三种不同的政体。其中第一种政体是专制主义，第二种政体是民主和贵族政治，第三种政体是君主政体。^[19]按照一般学者的理解，民主政体是自由的先决条件，而在君主政体尤其是像德国那样带有专制色彩的政体中，德国人是很难有自由的。但黑格尔却强称之为自由，因此与理性一样，黑格尔的自由也有明显的矛盾。

对此，马尔库塞作了以下辩护。他认为，黑格尔尽管默认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思想是理性的和自由的。这是因为他逃避了现实，把理性和自由归为人的内心。这是由当时整个时代所决定的，德国人在经受了长久的专制的压抑之后，开始在人的内心世界寻求理性和自由。如新教就是典型的例子，新教的基本作用“就是规劝解放了的个体，通过改变已诞生的外部世界的权利和要求而进入自己的内心生活，来接受已诞生的新社会的制度”。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把自己与社会现实隔离开来，他们在自己的内心设计了一个避难所，然后把自己的理想放置进去。这种唯心主义学说，“与其说是主宰着事物的自身，不如说是主宰着事物的理念。它在自由行动之前，设定了自由思想的存在。在实际公正之前，设定道德的存在。在人的社会生活存在之前，设定了人的内心生活的存在”。对于知识分子回避现实的做法，马尔库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恰恰由于它远离无法忍受的现实而保持了自身的完满和不被玷污，唯心主义学说作为人类历史上从未被认识到的真理的贮藏地而起作用，尽管是虚幻的安慰和赞美”。具体到黑格尔来说，“黑格尔的体系是唯心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企图把理性和自由作为最大的和最后的思想的避难所”^[20]。

3.黑格尔的思想含有批判的思想

黑格尔尽管把理性和自由归入人的内心，但他毕竟承认理性和自由现实相联的一面。马尔库塞比较了黑格尔与康德的区别。康德认为，人类头脑中先天拥有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杂乱无章的感觉材料的普遍“形式”。这种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和理解力形式（范畴），通过大脑整理各种进入感官的连续经验，而成为普遍的存在。对于康德来说，经验为理性概念提供内容和形式的观点。而黑格尔强调主客体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康德思想与现实的疏离，导致了真理变成了无力的思想，从而无法影响现实，物质世界变成了人以外的独立物，成为无法控制的力量和规律。^[21]因此，马尔库塞在强调黑格尔把理性和自由归入内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理性和自由对现实的意义，即对现实的批判作用。也就是说，在人的内心预置了一种理想，然后由此来评判社会。

马尔库塞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具有这样的观点：“现实”并非都是合理的，唯独合理的才是现实。例如只有当国家与人先天的潜能相一致并且允许人充分发展时，它才成为现实。国家的任何初级形式都不是合理的，因而也不是现实的。由此，马尔库塞得出结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和辩证的特征。它反对接受所有既定的国家关系，它通过证明与其它形式的对抗作用而使自身消失，来否认任何一个存在的普遍形式的权威。我们将证明‘精神的矛盾’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推动力”^[22]。是否符合理性是黑格尔判定现实的标准，现实世界要向理性靠拢，在此过程中，现实被不断地批判和否定，直到符合理性的规定。

这里，马尔库塞突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他突出了否定的意义。“否定是所有有限事物的构成，是事物的‘真正的辩证过程’。”辩证的过程，正是从克服否定的力量中获得了它的动力。^[23]在黑格尔的“否定”观念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否定是运动的源泉和动力。然而每次失败和挫折都形成了它的真正的善和真正的真理”^[24]。在马尔库塞看来，黑格尔的“否定”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表示了对常识的固定和静止的否定。其次，它表示对这些范畴设计的世界不真实的特征的否定。在实在的运动过程中，否定是必然的，“否定揭示出，特定的形式中没有什么是真的。每一事物，如果要实现其潜能，则必然要不断地进化其条件和形式”。否定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事物的运动过程即是一个被其潜能所制约趋向真理的过程。^[25]

“众人皆醉我独醒”，黑格尔的否定观念的意义即在于此。马尔库塞说，当时的唯心主义大都坚持这样的观念：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因为它是被创造的；世界的否定性被视为其罪恶性。黑格尔也承认世界是有限的，但通过“否定”使“有限”的概念变成了一种批判的或唯物主义的原则：事物就其是某物来说是有限的，而且它的有限是其真理的王国。除了不断地变化消亡，事物不可能表现出其潜能。这种观念论证了旧制度灭亡、新制度产生的合理性。这一观念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从而使马克思提出了如下的历史原则：“只有通过死亡和转变其它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制度才能解放它的生产力”^[26]。

马尔库塞对黑格尔政治思想的分析，试图向我们表明，黑格尔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是相悖的。即使黑格尔的某些思想有不妥之处，那也是因为时代所限或者为人们错误地理解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所欣赏的黑格尔政治思想的地方，也暗含了他的政治思想倾向，如个人权利、人的理性和自由，以及他为黑格尔的“人民”观所作的辩护。这一点在辩证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既突出了“否定”，也突出了“否定之否定”即肯定。而马尔库塞则片面地强调了“否定”的方面，这与他批判理论的思想主旨不无关系。这种思维方式也影响到了他以后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即对现实的社会秩序批判得较多，但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则规划得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