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希认为，恩格斯为建立真正的民主作出了努力，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上。列宁进一步把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具体化为两步行动，第一步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威权主义走向非威权主义的自我调节的社会秩序的过渡形式，第二步是实现社会的自治——“想要人民以活生生的和具体的方式来决定生产、产品分配、社会调节、人口增长、教育、性生活、国际关系等等”。最终是国家消亡，国家的消亡并不是由某个精英人物说了算，而是由大多数群众积极参与政权来实现，“国家的消亡、向社会自治的进化，是靠那些曾作为自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逐渐被废除的程度，靠群众、绝大多数人参与管理，即‘社会自治’的程度来衡量的”[49]。
赖希赞同列宁的这种设想，他认为在群众的性格没有改变之前，空谈社会自治是不现实的。“人民群众以其今天的样子，是不能接管国家，（后来）接管社会职能的。”因此，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向社会自治的过渡。但是在这个过渡期间，政府应该教育人民学会阅读和写字，学会保持清洁和掌握发动机的技术，但最为根本的还是教会他们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工作，从而最终改变他们的性格结构。以此反观苏联的实践，列宁死后，斯大林掌握了政权，随即偏离了列宁的设想。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废除国家根本办不到，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并扩大。因此，他们采取了一些根除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如剥夺资本家的财产等，但是“教育群众，努力使他们有能力废除作为他们的唯一压迫者的国家、使国家‘消亡’并接管其职能，却没有成功”。尽管在1935年苏联引入了普选权，但并不意味着苏联民主程度的提高，“实质上，它意味着开始越来越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给了人民群众毫无意义的议会权利，人民群众并没有能力摧毁这个机器，未能学会管理自己的事务”。[50]
只强调专政而不注重对群众的教育，所带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一种极权专政。苏联政府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一直是人民的唯一真正的权力，它已成功地实现了它的两个主要任务：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剥削者，剥夺他们的财产并镇压他们；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阻挡地继续存在……”，赖希认为，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剥削者已经被消灭和群众社会主义教育的成功与“专政不可阻挡地”继续存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如果剥削者已被粉碎，群众已受到教育去承担社会职能的责任，那么专政又反对谁或反对什么呢？这种荒谬的公式一直掩盖着一个再真实不过的意思：专政继续存在，但它针对的不是过去的剥削者，而是群众本身”。因此，苏联社会发展的结果并不能导致恩格斯、列宁所设想的国家的消亡，而是“以一种新的自主的国家机器的形式成为特征，这种国家机器已强大到了给人民群众以自由的幻想而又不威胁自身地位的程度，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曾经是这样做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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