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曲江游宴述略

园林美景以饱眼福，佳肴美馔以饱口福。人们到山光水色秀丽的地方游赏，同时在哪里聚友饮宴，使赏心悦目与品尝美味融于一体，更是乐趣无穷，令人陶醉。正如欧阳修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

纵观我国历史记述游宴活动的文字，虽然浩如烟海，俯拾皆是，但就一个名胜地区的游宴活动而言，则莫过于唐代的曲江游宴。《曲江春游录》、《曲江春宴录》是专门记述长安曲江游宴活动的，其他如冯鸷的《云仙杂记》、王定保的《唐摭言》、张鷟的《朝野佥载》、郑棨的《开天传信记》、刘{L-End} 的《隋唐佳话》、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都有关于唐代曲江游宴的记述。至于唐代骚人韵士有关曲江游宴的吟咏，就更多了。这是因为，唐代曲江游宴活动次数之频繁，类型之别致，规模之宏大，人员之广泛，日月之旷久，趣事之丰富，在我国游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曲江胜迹源于秦汉

曲江池位于今西安市南郊的曲江村一带，距西安城约六公里。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的秦朝，这里业已营建成上林苑中一个供帝王游幸的离宫，曾以{L-End} “州”、“宜春宛”、“宜春宫”等名称载入史册。{L-End} ，岸头曲折的意思。“宜春苑”、“宜春宫”是秦始皇时修建于这里的宫、宛。

曲江池一带的宫室、苑圃虽创于秦，但短命的秦王朝只有十六年的历史，到公元前206年，赢秦族灭，江山易姓，曲江的宫、苑也归刘王朝所有。西汉从高祖到景帝的六十多年中，上林苑虽仍为皇帝禁苑，但其规模基本上维持着秦时的状况，并没有大规模扩充和建设。上林苑的扩充营建，是在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期进行的。

汉武帝在拓营上林苑时，花了大量的人力和资财，不仅对原宜春宫的殿宇、楼阁、宫垣、门阙又作了一番营建，而且对池、渠进行了疏流，对池西侧的出水泉源加以开凿，使水源较前更旺，后人称此泉为“汉武泉”。与此同时，又在池周增植花卉树木和竹子，使曲江的景色更加艳丽。曲江池既成为西汉上林苑中一所别致的胜境，皇帝、后妃自然亲临游赏，特别是汉武帝刘彻来这里的次数更多。史料记载，汉武帝每当出外射猎，往往先到上林苑最西端的长扬宫一带，最后回驾至东端的曲江宜春宫，在此休息宴乐。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汉朝，曲江池及其附近的宜春宫、苑同上林苑一样，其极盛的时间大约有百年左右。西汉后期，国力不济，天下多事，帝王的闲情逸致也不及以前了。汉元帝即位后，缩小了上林苑的范围，把昆明池东西的大部分地方划出上林苑之外。据史料记载，元帝初元二年，正式把曲江一带划出禁苑，并将这里的大片空地发还给贫民耕种。当时，这里的宫宇建筑虽然尚在，但已“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到了隋朝，曲江池一带才又以“芙蓉园”的名字重列于京城著名林坰的行列。隋朝曲江芙蓉园，是和隋朝京城——大兴城同时设计、同时营建的。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改国号隋，年号开皇。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命高熲和宇文凯负责新都的勘测、设计和营建工程。宇文凯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兼工艺学家，他经过一番认真勘察，选定在原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建设新的都城。这一工程，从开皇二年六月动工，到年底基本完工。这座城南北8.8公里，东西9.7公里，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大的京城。文帝名此城“大兴城”（即后来唐长安城）。

曲江池这个地方，正好在大兴城的东南角。宇文凯认为这里地势高，因而不设坊里，不让人们居住，特意利用曲水循原的自然形势，加以人工改造，辟建成一所景色艳丽，供帝王游赏的园林。曲江池的旧水源，只是来自池西侧从地下冒出的泉水（即汉武泉）。宇文凯嫌水源不足，池面不广，在修大兴城和曲江园林时，重新疏淘池底，疏浚渠道，整修堤岸、港湾，又把从南山义谷引来的黄渠水分出一支，流入曲江池中，使水域更加广阔。与此同时，还在池中广种莲花，池周边植绿柳、红杏、紫桐、碧槐，营造亭榭、楼阁，使这所园林为帝都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芙蓉园营造起来后，文帝、炀帝都曾驾临游赏，但隋朝总共37年的寿命，即告覆灭，只好将隋朝营建的新都、宫宇、园林，交给了李唐王朝。

名动海内的唐代曲江

隋文帝时辟造于曲江的芙蓉园，在隋末的战争中并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李唐王朝建立后，稍加整饰，即不失为一个现成的游宴场所。唐太宗李世民曾驾幸此园，观赏湖光水色。贞观至延和间，皇帝多次在这里举行祓禊活动，与大臣们饮酒赋诗。宋之问的《芙蓉园侍宴应制》诗中，描写曲江的自然风光是“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风来花自舞，入春鸟能言。”并把曲江池比作瑶池。

唐代的风流天子李隆基执政后，整饬朝政，革除弊端，国家进一步富裕。他在营建兴庆、温泉等宫殿的同时，又按照半开放式园林的格局，对曲江风景区进行了一系列精心地改造和建设：对池南的原芙蓉园进行了修葺；掏掘了池区，疏浚了入水和出水的渠道；制造彩绘华丽的船只置放池中，供人泛游；堤岸上增植了以柳为主的各种树木花卉；池西辟造了杏园；池南营建了专供皇帝、贵妃们登临观景的紫云楼；在水滨之上修建彩霞亭等楼台亭阁。与此同时，还特许中书、门下、尚书等部门的大臣及王公们在曲江池畔建造他们自己的楼台亭榭。为便于皇帝、贵妃来曲江游赏，还专门修了一条自兴庆宫直达曲江的夹城。

经过这样一番刻意地建设，曲江的风光比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更为绮丽。韩愈与张籍同游曲江时，写寄白居易的诗曰：“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这首诗，勾画出一幅千姿百态的曲江春景图，对白居易未来同赏美景表示遗憾。唐代诗人对曲江的咏唱俯拾皆是，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曲江的风光：堤岸翠柳葱郁，百卉缤纷，莺啭蝶舞，生机盎然；池畔楼台亭阁，倚岸取势，星罗棋布，画栋雕梁，疏密相间。特别是紫云楼犹如鹤立鸡群，登其上可俯瞰曲江全景，显示出天子的至尊；杏园春日万朵竞放，红艳如染，夏日杏果金丸，引人垂涎；芙蓉园荷花盈池，翠菂满园，鸳鸯、鸥、鹭，振羽其间；一江清水，明澈如镜，天光云影，变化多端；曲屈溪流，可泛羽觞，引得人们提壶携酒，流连忘返。由于这里以水取胜，春夏之日，常是烟霞缥缈，瑞气荡漾，一片水乡特色。若在晴爽的秋日，则终南山倒映入池，有储光羲诗为证：“天静终南高，俯映江水明。有若蓬莱下，浅深见澄瀛。群峰悬中流，石壁如瑶琼。鱼龙隐苍翠，鸟兽游清冷。菰蒲林下秋，薜荔波中轻。山戛浴兰陟，水若居云屏。岚气浮渚宫，弧光随曜灵。阴阴豫章馆，宛宛百花亭。”其他诗人关于池边绿柳、红杏、亭榭倒映池中的美妙景色描写，就更多了。

唐代的曲江园林与其北边的青龙寺、西北的慈恩寺、大雁塔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似乎成为一组游览区。青龙寺是在隋朝灵感寺的基础上建成的。系唐代长安名刹，位于唐长安城新昌坊东南的乐游原上（今西安市铁炉庙村）。此处地势高，登乐游原可望见曲江，人们游曲江时往往涉足该寺。慈恩寺原为隋朝的无漏寺，贞观二十二年，李治为太子时，为了纪念其母文德皇后，对无漏寺加以扩建，更名为“慈恩寺”。大雁塔在慈恩寺内，系唐代高僧玄奘为藏从印度取回的佛经而建，原为五层，砖表土心。后因毁坏，武则天长安年间改建为七层。唐代，新进士曲江大会后，都要来大雁塔题名。

皇家官府的游宴活动

《开元天宝遗事》称：“长安春日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也。”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人口逾百万，其文化之发达，风气之开放，生活之富足，集中地呈现在曲江，尤以皇家官府组织的上巳、中和、重九节游宴活动最为典型。

古代的“上巳节”有“祓禊”的风气，祓，洗除也，含有除灾求福的意思。禊，除恶的祭祀。早在周朝时，我们的祖先就讲究在每年三月上旬里逢“巳”这天，到郊外有水的地方举行一次祭神活动，同时还要在浸泡过香草的水中洗澡、玩耍。借以能够消除疾病和其他不祥的灭祸。汉、魏时，这一风俗不但受到朝野的重视，而且活动内容有了变化和发展，相对地淡化了祭巳，强化了游赏和饮宴，并增添了“曲水流饮”与饮酒赋诗的内容。唐代长安继承前制，同样要到郊外水色秀美的地方去游乐，只不过比前代更为讲究了。

初唐时，皇帝常在渭水之滨，浐水之侧，昆明池、芙蓉园等地方举行此类活动。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在曲江园林举行的上巳节游宴，是唐代近三百年里景况空前而绝后的游宴活动。王维“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摇浦溆，春服满汀洲。仙乐媒龙下，神皋凤跸留。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的诗句，就是对唐玄宗时上巳节曲江游宴盛况的描写。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仿佛看到一群朝廷大臣和贵妃们簇拥着皇帝从南内兴庆禁苑中来到曲江，先在水边举行祭祀仪式，然后登紫云楼观景；成千的官员们在曲江园林游乐；花草树木同游人队伍连成一片，山河景色展现在天子面前；五颜六色的锦旗飘拂在水滨，身穿艳丽而轻软的春服仕女布满了江岸和水中的小洲。

唐代皇帝在曲江园林宴群臣，除了上巳节外，还有中和、重九两个节日，特别是在贞元年间，唐德宗将这两个节日的赐宴看得与上巳节同等重要，几乎每年都要在曲江赐宴百僚。

立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始于贞元之初。德宗李适认为，三月有个上巳节，九月有个重阳节，而二月正是天气由寒转暖，万物复苏，农事开始之际，却没有一个节日，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就征求宰相李泌的意见。李泌也觉得德宗所说颇有道理。他经过一番推敲，提出了以下建议：废除已往以正月晦日（正月最后一天）为节的旧例，改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在这一天，皇帝要赐宴群臣，并赐给他们刀、尺，表示裁度；百官要献农书，表示务本；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籽互相赠送；村社居民要酿制“宜春酒”来祭祀勾芒神（五行神中的木神），以祈祷丰收等等。德宗听了十分高兴，完全采纳了李泌的意见，立即颁布了一道诏令，正式宣布废止正月晦日为节，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同时规定，每年此日给官员们放假一天，中和节曲江宴群臣也从这年开始。

重九之节，由来已久。古人以“九”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皆阳，称为“重阳”，亦称“重九”，被作为一个节日。高秋九月，天朗气清，金菊盛开，人们登高远眺为戏，或约友临园，赏菊饮宴，食糕为乐。唐代许多皇帝，为了增进君臣之间的和睦团结，都在重九之日与臣僚们一起临园饮宴赋诗为乐，德宗对此尤为重视。贞元四年重九节的曲江会上，德宗李适作了《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用清字》诗，并写有序：

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择三令节（指中和、上巳、重九），赐兹宴赏，俾大夫卿士得同欢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贵其终。咨尔群僚，顺朕不暇，乐而能节，职思其忧，咸若时则庶乎理矣。因重九之会，聊示所怀。

早依对庭燎，躬化勤意诚。

此时万机暇，适与佳节并。

曲池洁寒流，芳菊舒金英。

乾坤爽气满，台殿秋光清。

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

永怀无荒戒，良士同斯情。

德宗将此诗颁赐每位大臣一本，并要求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十五人都要用“清”字为韵，作诗一首和之，当日在延英门呈上。诗呈入后，德宗亲自审阅判定高下。除李晟、马燧、李泌三位宰相的诗不定等级外，其余诗作以刘太真、李纾等四人为上等；鲍防、于邵等四人为次等；张濛、殷亮等二十三人为下等。

从德宗上述诗和序以及对此认真的态度中，可以窥见他利用重九节曲江赐宴活动，以密切君臣关系，加强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深刻用意。

新进士的曲江游宴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这句诗说的唐代新进士的曲江游宴。

唐代朝廷赐新进士游宴曲江，是由对落第举子赐宴演变而来的。李唐王朝初，曾经在曲江园林特意向上京应试而落榜的举子们赐宴。举子们跋山涉水来到京城应试，既是为自己求官，也是愿为朝廷效力，一旦落榜，心情十分颓丧。唐诗人顾非熊曾经困于举场三十年，他那“客中下第逢今日，愁里看花厌此生。春色来年谁是主，不堪憔悴更无成。”的诗句，反映了一般落第举子的共同心情。朝廷特意向落第举子赐宴，既有安慰，也有鼓励。当时，允许落第的举子留在京城，借宿寺庙，习作文章，争取以后荣中。常建的《落第长安》诗中写道：“家园好往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后来常建终于考中了进士，可见唐初这种向落第举子赐宴，无论对朝廷，对士人来说，不是没有意义的。

唐朝廷在曲江向落第举子赐宴的活动，为时不过五十多年，到中宗神龙间即不再举行，取而代之的则是专门恩赐新及第的进士游宴。以进士取仕，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盛行于唐，一直延续到清末。唐代选举制，曾设有秀才、俊士、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字、一史、三史等几十个科，唐初以秀才、进士两科并重。从高宗永徽年间起，进士科最受重视，录取的人数多，又多委以重任，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朝廷专门赐宴进士，既是对他们的祝贺，也是让他们感恩戴德，效忠朝廷。这种活动，从中宗神龙起，直到唐朝末期的僖宗乾符年间，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之后，才彻底终止。

唐代进士曲江游宴活动，历史文献中曾用过很多不同的名称。在唐、五代的诗、文中，常常看到的最多的是杏园宴。杏园宴是皇上的赐宴，地址在杏园，故称“杏园宴”，也称“探花宴”。除皇帝赐新科进士宴会外，进士们还有一系列的庆贺活动，如拜见座主（即主考官）、参谒宰相以及由进士团组织的名目繁多的宴会，其中多数也都是在曲江进行的。据《唐摭言》记载，著名的宴会还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宴、月灯宴、牡丹宴、樱桃宴、曲江大会等。从是书原注来看，大相识、次相识和小相识三个宴会的性质相近，都是在主考官员参与下的同年饮宴，为不同名目的见面会。闻喜宴又称敕士宴，是皇帝钦赐进士之宴。月灯宴是指在月灯阁马球场打球后的游宴。牡丹宴指在慈恩寺欣赏牡丹时的游宴。樱桃宴是指进士游宴曲江，时值暮春，长安樱桃刚熟，筵席上常有樱桃供尝，故又称“樱桃宴”。“曲江大会”是指游宴之日，同榜进士齐集曲江，故称“曲江大会”。有聚就有散，他们这次聚会之后，将陆续到全国各地任职，以后永无机会全体聚会了，因而又称此筵叫“离筵”。赵嘏的《赠别》诗中“曾是官弦同游伴，一声歌尽各西东”即含此意。

对新进士们来说，曲江游宴是生平一次最为荣耀的大喜事，旧时称进士及第为“平步青云”、“鱼跃龙门”。因为，士人们考中进士，就有了入仕的资格，意味着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这是他们多年寒窗苦读所梦寐以求的。而及第之时，朝廷又恩赐他们游宴于长安最美丽的曲江园林，怎么不欣喜若狂呢！正因为如此，游宴之日，新进士们讲究“身着盛服”、“鲜车健马”、“仆从跟随”，有的随带能歌善舞的名妓伴游。他们在赴宴饱尝美馔佳肴，狂饮琼浆玉液、拜谢恩师、贵官之后，便到曲江各处观赏湖光水色，乘画船泛于池面，带着歌妓、乐工在船上一方面饮酒，一方面欣赏音乐歌舞……，最后，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一些少年得志、轻薄浮躁的进士们更是放荡不羁：有的杂入仕女群中去调笑嬉戏；有的乘醉驰马横冲直撞。《唐摭言》载：唐新进士曲江大会，要推选年轻貌美者二人为探花使，遍访名园，采摘最好的花枝，供大家观赏。如果另外的人先采来好花，这两人就得受罚。《开元天宝遗事》称：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卫、王冲、张道隐等数十人，不拘礼节，旁若无人，在游宴之日，选携漂亮的妓女三五人，乘上小犊车，到花木繁茂的角落，就草地而坐，脱去外衣、帽子，狂饮、呌笑、喧呼，自称“颠饮”。可以想见，新进士们游宴曲江时是何等得意忘形了。

新进士曲江游宴之日，皇帝往往随带后、妃们登紫云楼观赏；京城里的公卿和进士的亲友们要到曲江来祝贺助兴；一些富豪之家也随带公子、小姐们前来观光；许多大商人也来此抛售珍玩珠宝。有些达官贵人们还特意来此在年轻的进士中为自己的女儿物色佳婿。这些人，更讲究“钿车珠鞍”、“金鞭玉镫”。仆从人等前引后拥。因此，这一天的曲江园林，车马填塞，人流如潮，热闹异常。

唐代是诗的朝代，新进士们的诗才虽有高下之分，但不会吟诗者极少，吟诗讴歌是曲江大会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流传下来的曲江游宴诗在《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篇幅，其中不乏名篇佳句。这些诗中，很多是对曲江景色的描写，白居易的“细草岸东西，酒旗摇水风。楼台在花稍，鸥鹭下烟中。”苏颋的“绕花开水殿，架竹起山楼。”等名句，对曲江的自然风光及楼台建筑的美丽写得如锦如画；王涯的“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李君何的“春晴凭水轩，仙杏花南园。开蕊风初晓，浮香景欲暄。”又描绘出杏园里千蕊怒放的美丽和芬芳。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尽尘埃。”李白的“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苏{L-End} 的“御道虹旗出，芳园翠辇游”，沉亚之的“回看日欲暮，还骑似川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衬托出游宴之日曲江池边车水马龙，豪华繁纷的盛况。至于进士们抒发胸怀志向、歌颂天子之恩、恭维主考官之德以及互相酬答等诗章，就更多了。

这样盛大、隆重、热闹的游宴活动，自然在进士们心中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在坎坷不平的仕途中，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谪贬或升迁，总难免回忆起入仕之前的曲江游宴，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回忆曲江的诗章。张籍任水部员外郎时，与白居易游曲江，抚今追昔，写寄刘禹锡的诗中说：“一去潇湘头欲白，今朝始见杏园春。从来迁客应无数，重到花前能几人。”韩愈因谏迎佛骨事被贬到荒远的潮州，春天他见邻居古寺中杏花开放，想起昔日杏园游宴及京城长安，感慨万端，写下了“邻居北郭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曲江满园不可到，看此宁避雨与风。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全无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不溢瘴雾中。山榴踯躅少意思，照耀黄紫徒为丛。鹧鸪钩辀猿叫歇，杳杳深谷赞青枫。岂如此树一来玩，若在京国情何穷。今旦胡为忽惆怅，万片飘泊随西东。明年更发应更好，道人（指寺僧）莫忘邻家翁。”白居易的好友元稹被贬官江陵时，在三月三日想起从前曲江游宴，写寄白居易的诗称：“当年此日花前醉，今日花前病里销。独倚破帘间怅望，可怜虚度好春朝。”他在临死前不久，还有《酬乐天杏花园》诗“刘郎（指刘禹锡）不用闲惆怅，且作花间共醉人。算得贞元旧朝仕，几人同见太平春。”刘禹锡第一次遭贬十年，被召还长安时，独游曲江，追忆往事，写了《曲江春望》称：“凤城烟雨歇，万象含佳气，酒后人狂倒，花时天似醉。三春车马客，一代繁花地。何事独伤怀，少年曾得意。”那料，又因写了《玄都观看花》诗讥讽执政者，再次遭贬。晚年才被召还京，任太子兵客分司时，又游曲江，曾写诗赠白居易曰：“二十余年作遂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能几人。”

上述这些有关曲江的诗章中，有许多名篇佳章，是艺术珍品；有些虽艺术价值不高，但为我们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据史料记载，皇家官府的曲江游宴有以下特点：

一、倾城出动的规模

开元以前朝廷举行的上巳节游宴，只限于少数皇亲和重臣们参加，在天宝年间，唐玄宗上巳节在曲江举行的游宴，为显示升平盛世君臣、官民同乐，不仅允许所有的皇亲国戚和各级文武官员参加（包括京兆府及万年、长安两县的官员），而且允许他们随带妻、妾、公子、小姐乃至歌妓们前来；还特许京城中的和尚、道士及庶民百姓来曲江游赏。官绅们到来之时，又必然随带御马、策车的男仆和陪侍夫人、小姐的丫环仆妇等。这一天，曲江一带车水马龙、人流如潮。诗人们有“飞埃结经雾，游盖飘青云”的描写，文献中称为“倾动皇州之游”。

二、锦上添花的布设

前面曾经说过，盛唐时曲江春日的景色本来就如花似锦，但是为饱游人眼福和满足宴乐的需要，还必须对曲江一带进行一番点缀和布设。首先要求“名花布道”。唐代长安富贵人家嗜花之风甚盛，这是人们所熟知的。白居易“灼灼百朵红，戈戈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说明王公贵族们平时为求购名花不惜重金的情景。在这天子与民共赏春色的盛大节日里，要求将倾城名贵花卉拿出来布设在曲江一带道路两旁供人们观赏，当是很自然的了。为此，地方官命令全城百姓，特别是那些以养花卖花为业的园户们，必须把最好的花拿出来，布置在曲江附近的道旁。敢于匿藏好花于家者，一经查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其次才是扎结帷幕。曲江周围本来有星罗棋布的亭台楼阁可供休息、饮宴和演奏乐舞，但上巳节前来游赏的官绅们太多，原有的设施远远不够使用，所以，在节日之前，就要兴师动众，在曲江园林搭盖大量的临时帐篷，式样奇特，颜色鲜艳。“日光去此远，翠幕张如雾”就是对上巳节曲江一带翠幕蔽日的逼真描绘。另外，官府还特令商贾们将珠宝珍玩等在曲江一带陈列，供人们观赏。

上述这些点缀布置的工作，绝大部分由京兆府责成县令派百姓办理。当时，京城以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为界，东半城归万年县令所管，西半城为长安县令所管。两位县令为争讨上司的满意，往往暗相竞赛，以较胜负，从而使各项工作办得更加完满周到。经过上述一系列布置，曲江园林就更是锦上添花，富丽异常了。

三、雅俗毕集的乐舞

古人认为“乐者，对人冶情之具也。”“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祇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贵族们每逢饮宴，必须有乐舞助兴。唐明皇李隆基不仅酷爱乐舞，而且精通音律。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将原来的“云韶府”改为“内教坊”，设在蓬莱官之侧，专门学习雅乐；另外又设立左、右教坊，专门学习胡夷和民间之乐，谓之“俗乐”。又挑选乐工三百人和几百名宫女，在禁苑里的梨园学习乐舞，称为“皇帝梨园子弟”，玄宗皇帝还亲自为他们纠正声误。这样一位酷爱乐舞的天子大宴群臣时，当然更加重视乐舞助兴了。因而，天宝间上巳节曲江游宴之日，除命令公卿们随带府中乐工歌妓，并组织民间乐舞班子前往曲江之外，还恩赐太常所管的诸教坊乐舞人员悉集曲江，演奏精彩的节目。“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才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都是对曲江游宴乐舞的描写。

四、精美丰盛的酒馔

上巳节设于曲江的酒宴，虽然都称为天子赐宴，实际上不同职位、不同品级的官员所享用的酒肴是分别由各级、各部门官府筹办和开支的。唐玄宗本人及贵妃、宠臣们在紫云楼上的筵席，由皇帝的御厨制办。杜甫《丽人行》中“御厨络绎送八珍”，“脔刀缕切空纷纶”等句，虽未列出具体的菜点名称，但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唐代的美馔佳肴极其丰富多彩，像《隋唐佳话》中被称为“东南佳味”的“金齑玉脍”、《北户录》中由岭南进献的“象鼻炙”、《明皇杂录》中的“甘露羹”、《清异录》中的“缕金龙凤蟹”、《烧尾宴食单》中的“遍地锦装鳖”、“白龙月霍”、“凤凰胎”、《岭表录异》中的“猴头羹”、“炒蜂子”、“虾生”、《资暇集》中的“熊白啖”、《同昌公主传》中的“消灵炙”、“红虬脯”、《卢氏杂说》中唐玄宗赐给安禄山的“热洛河”、杜甫诗中的“驼峰炙”、“驼蹄羹”等奇珍异馔，必在“御厨络绎送八珍”之列，足证皇室、官府曲江游宴膳馔用料之珍贵、制作之精细、餐具之精美。至于设在其他楼台、亭阁、帷幕间的各级官员的酒宴，有的由诸司举办，大部分由京兆府代替朝廷举办；花的费用有很大一部分由京兆府库中开支，具体菜肴虽比不上皇帝那么高贵，但也力求海陆杂陈，细切精烹，以显示国力之富，君臣之和。那些无官无爵得不到皇帝赐宴的各阶层游人，也讲究自备良好的酒肴，邀集亲友在曲江野宴。

曲江游宴中的仕女

“千队国娥轻似雪”，“堤上女郎连袂行”。唐代曲江春日游宴的行列里，有一群群花枝招展，体态轻盈，风韵别致的女子。这就是文献中所常说的仕女游宴队伍。这支队伍的光临，给曲江游宴场面增添了一番异样的风采，也留下了许多趣事。

有关曲江游宴的文献资料中把这批游客统称为“仕女”，其实这支队伍的成员与辞书中关于“仕女”一词的注释似乎稍有出入。辞书中“仕女”注为“官僚家庭的妇女”或“贵族妇女”；而这群女游宾中，除了官僚贵族家庭的女眷外，还包括当时长安城里一批世商大贾等有钱人家的女眷。我们知道，唐代的长安是全国财富的聚集之地，商业十分发达，在盛唐时期，京城长安居住着家资巨万的富商，最著名的有王元宝、郭万金、杨崇义、刘逸、李闲、卫旷等。这些人家虽然无官无爵，算不得官僚贵族，但是他们有钱，且与官僚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生活享受方面只要律令许可，则尽量仿效官僚贵族们的阔绰和排场，因而他们家里的女眷们在春日曲江游宴的妇女队伍里占着一定的比例。另外，这支队伍又以年轻女子为主体，虽然其中也有王公贵族们的娇妻美妾，但尚未出嫁的女郎占绝对的多数。知道了这支队伍主要成员的身份，对于他们在游宴活动中种种与众不同的举止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游兴最浓，准备周密，是这批女游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不仅仅是因为女孩子们一般具有细心的特点，更重要的原因是，旧时富贵人家的女子，终年身居高墙大院之内，很少有郊行野步、领略大自然风光的机会，更缺乏与外人们接触的自由。她们虽然多被长辈视为掌上明珠，每日锦衣美食，对丫环仆妇可以颐指气使，尊贵异常，但精神上却十分空虚。一年一度的曲江游宴，不仅可以使她们饱赏园林景色，而且可以见到平时无缘一睹的王孙公子以及风流进士等青年男子，大开眼界。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达官贵人家的女儿，随父母前来曲江借游宴的机会，在王孙公子或青年进士中物色佳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她们对曲江游宴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浓厚的兴趣。她们往往早在游宴之前，就屈指计算，朝思暮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并从各方面进行着准备：精心绣制轻软艳丽的春衫春裙，设法购置精美高贵的簪环首饰，别出心裁地制作盛装菜肴点心的食盒，筹划精美的酒肴食品……有的为了一件衫裙的颜色、式样，要与闺友们反复研讨、反复试制；至于有的姑娘暗自绣制用于定情的信物，那就更加精心，务求尽善尽美了。

既要尽情观赏曲江景色和游人，以饱眼福，又有意让人们观赏自己，是这支队伍中绝大多数成员的特有心理。因此，她们在游宴活动中，一方面对这里碧波荡漾的湖水，结伴沉浮的游鱼，彩绘华丽的船只，画栋雕梁的楼台亭榭，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清脆悦耳的莺声燕语，都一一欣赏个够。对于来来往往的翩翩公子，更是不愿放过顾盼的良机，甚至还要与游伴们悄声细语地加以评论。另一方面，她们还特别注意在游人中显示自己的美丽、风流和尊贵。唐代长安仕女春游，有一种习俗，即十分讲究在头上插上名贵的鲜花，时人称之曰“斗花”。为此，富贵人家的女子往往在春游之前的数月里，不惜千金，访求购置应时的名花栽植在庭院里，每日精心浇灌培养，促其按时开放，以备游宴时插带。那些家无名花的女子，只好在曲江园林挑选攀折赏心悦目的花朵插鬓。曲江是多柳的地方，女郎们还喜欢攀折柳枝或插于鬓，或持手中，以绿衬红。“争攀柳丝千千手，间插红花万万头”就是对曲江游宴女郎队伍的绝妙描写。其实她们相斗（比赛）的何止鲜花，从服饰、化妆乃至步态都无不讲究，唯恐逊人。所以说，这支队伍，既是曲江美景的观赏者，又是人们观赏的对象。有些放荡不羁的公子和新进士往往杂入仕女群中，寻机调笑逗趣，留下了许多佳话。至于有意择偶的青年男子，如一见钟情，回家后禀明父母打听对方的身势门阀，纳聘成亲者亦不在少数。

“纤手颁象筯”，“朱颜畅饮醇”。仕女们对于曲江野宴同样有着很大的兴趣。唐代曲江附近的坊里虽有商业性的酒肆饭铺，但富贵人家曲江游宴的酒馔菜肴，多是在家烹制停当，用食盒盛装带来的。在曲江建有亭台楼阁的朝官，设宴的地点当然在自家亭阁之内；大部分人家的宴席，则设在临时搭盖的帷幕之中；有些仕女别出心裁，专门选择青草如茵、花卉繁茂的地方，以草地为席，周围插上竹竿，将鲜艳的裙子连接起来，挂在竿上，作为饮宴的帷幕。这就是文献资料中所说的“裙幄”。

曲江繁盛的节俗活动

在曲江游宴中，除了皇家官府游幸赐宴和新进士庆贺之外，长安百姓春夏秋冬不同时令的节俗文化活动也很繁盛。这是因为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节令习俗在唐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是从原来的以求生存、求平安为目的神秘氛围转变为娱乐赏玩和享受生活的“佳节良辰”。大概这就是形成曲江繁盛节俗文化的背景。据史料记载，曲江节俗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晦日节与中和节。正月晦日即正月三十日。是时乍暖还寒，又是新年的第一个月，于是古人将其列为节日。主要习俗活动有临水望春、湔衣与宴饮。到了贞元五年，唐德宗李适将“晦日节”改在次日即二月一日，名称也改为“中和节”。因前文已述，这里从略，需要说明的是，曲江是以水景为特色的，曲江理所当然地成为都人游乐宴饮的场所。张籍“曲江冰犹尽，风日已恬和。柳色看犹浅，泉声渐觉多”就是他早春二月游曲江看到的景象。

二、寒食节与清明节。冬至后105日为寒食节，传说是为纪念春秋时晋国公子推。这一天，家家户户严禁烟火，只能吃预先做好“寒具”类凉食。此后一日或二日便是清明节。唐人比较重视这两个时间先后相连的节日，人们常常将其合在一起活动。在这两个节日里，除了扫墓祭祖、冷食、赐新火外，主要是到户外游春、荡秋千、蹴鞠、插柳、斗鸡和泛舟，使节日充满了欢乐。以当时长安周围的条件而论，曲江当仁不让的成了唐都市民开展寒食、清明活动的首选。王建《寒食怀旧》诗和罗隐《清明日曲江怀友》诗，分别记的是在这两个节日中游曲江的情景。

三、上巳节在三月三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曲江是长安上巳节习俗活动的中心，前文已有详细介绍，需要补充的是这一天不限于皇帝朝臣参加，长安市民齐集曲江水滨，或赏花、插花，或泛舟、流饮，或观赏歌舞，欢娱尽日。殷尧藩《上巳赠都上人》诗就是专写长安市民是日游宴曲江热闹景象的。

四、端午节在五月五日，相传是为纪念屈原而设立的。唐人这一天的纪念活动极为隆重，除悬挂菖蒲、艾草，佩香袋，吃粽子，饮雄黄酒等风俗外，还有在曲江畔斗百草和射团的娱乐活动。斗百草多为妇女儿童戏之。白居易《观儿戏》诗“龄龄七八岁，绮纨三四儿，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嘻嘻。”崔颢《王家少妇》诗“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就是描写妇女儿童斗百草的情景。另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的兴庆宫和芙蓉园，在端午节要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之中，并以弓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名曰“射团”。

五、盛夏的六七月间，社会上虽没有重大的节日，但避暑、赏莲则是芙蓉园每年一度的重要活动。据《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毫……每至署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夏秋之交，芙蓉园的红莲怒放，同样吸引着人们前来观赏宴饮。姚合《和李补阙曲江看莲花》诗与韩愈《曲江荷花行》诗，都是来曲江赏莲花的佳作。

六、中秋节在八月十五日。是夜盛唐长安城流行赏月、玩月和拜月的习俗。相传，这是由唐明皇“梦游月宫”后而兴起的。这一天，长安城以诗人为首的市民，多登楼赏月赋诗，或于池水扁舟观皎洁月辉。白居易“昔年八月十五日夜，曲江池畔杏园边”诗，讲的就是他在曲江杏园赏月。赏月、玩月必吃食物，除栗子、胡桃、石榴、红枣等当令果品外，还有一款美食便是“玩月羹”，它是由芙蓉园所产的桂花、栗子和藕粉制成的，受到唐玄宗的赞美。史料记述，此羹后来流传到餐饮市场，长安大明宫阊阖门（即丹风门）外食肆有售。

七、重阳节在九月九日。唐代把重阳同中和、上巳节并重为三令节，并在曲江赐宴百宫。民间的主要活动有登高秋游、赏菊、饮菊花酒和吃菊花糕。杜甫《九日曲江》诗，就是他这天在曲江游宴的情景。

八、萧索寒冷的冬日，亦无什么重大节日，可美丽的曲江难以阻挡住都人的脚步。裴夷直《穷图曲江闲步》“雪尽南坡雁北飞，草根春意胜春晖。曲江永日无人到，独绕寒池又独归。”是什么原因吸引诗人“独绕寒池”呢？读是诗令人感到寒冷的冬天就要过去了，充满生机的春意即要来临了。

注：本文系1995年原商业部在西安举办的“中国高级厨师培训班”的演讲稿，后被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曲江宴与曲江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