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资源重组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以资源重组来实现出版规模的扩张和效益的增长，进而促进出版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推动出版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举措。虽然出版资源重组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受到普遍重视，但无论是从实现出版资源的有效配置，还是从促进出版产业的战略发展来看，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如何以资源重组的手段重构出版新格局，使中国出版产业实现质的突破，可以说已经成为出版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时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尽快培育、壮大、发展一批大型的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做强做大出版产业，参与国际出版竞争，是我们大力倡导和推进出版资源重组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实践和实际运作中，还不得不充分考虑管理体制、市场环境、利弊得失、文化理想等影响出版资源重组的诸种因素。如何利用辩证思维和综合手段对这些因素和活动主体进行控制和调节，以实现出版资源重组的决策科学化、效益最大化，是当前一个时期需要积极面对的、关乎出版体制改革进程和成效的重大问题之一。

一是要处理好行政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关系

由几家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主导出版市场，这已经为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所证明。这种格局也将会于不远的将来在我国形成和上演，这应该是无需争论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我们现在倡导和推进出版资源重组，其实就是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但是我国特有的国情和现有的出版格局，决定了我们在进行出版资源重组时必须要考虑行政的因素，因为在我国，出版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受所属地区、所属部门管理，尽管实行文化体制改革后，出版社进行集团化改革，区域壁垒、部门壁垒有所消除，但依旧存在；而市场的需求则要求我国出版格局立足于全国进行整合，要求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着眼于全球，否则就难以形成竞争优势。行政壁垒的存在不利于形成面向全国甚至全球的市场体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完全靠市场的手段是不可能一厢情愿地进行跨地域、跨部门重组、并购哪一家出版机构的。

毋庸置疑的是，当前中国出版业改革的一个重大目标，就是要使分散于全国各地的600家左右的出版机构和数十家出版集团，通过大重组、大整合，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形成几家能够主导出版市场的、代表我国出版产业发展方向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这是大势所趋。面对这样的形势，行政因素的制约作用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行政的力量可能会助推全国范围的大重组、大整合顺利进行。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国各出版集团经过近十年的企业化和集团化改造，已经积聚了资本和市场的扩张能量，虽然总体上呈现着大而不强、强中有弱的特征，但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出版业无疑对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主导出版资源重组充满信心。行政因素只要淡化地区、部门的一己利益，而着眼于我国出版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一步增强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不会成为出版资源重组的阻碍。

出版资源重组的活动主体既尊重现有的出版行政管理体系，遵从行政管理部门所拥有的审批权力，又以市场和资本的号召力、吸引力影响行政职能边界的重新确定，在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大力推动跨地区、跨部门的出版资源重组，不仅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大有作为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华文出版社的联合重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品牌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重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等，使它们成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一员，可以同时获得对于它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使自己的产品和声誉更上一个台阶，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效益的较快增长；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对这些出版机构的联合重组，不仅能够实现资产规模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局面，而产品的多元化、丰富性也助长了集团公司的竞争力。

二是要处理好外部扩张与内部整合的关系

目前来看，我国出版产业的资源重组可以分为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等不同的类型。跨所有制的资源重组起步最早，切入方式与其他类型的资源整合比较，也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态势，有的是项目合作，有的是人才合作，还有的是股份合作，等等。跨地区的资源整合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按行政区划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是消除地区封锁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跨行业的资源整合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按业务类型进行资源配置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关系到出版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问题。国外的一些大型出版机构无一不是跨媒体、跨行业的多元经营体。而跨国资源整合是出版产业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也是参与出版业国际竞争所必需的。跨国资源整合往往以资本输出作为前提，或在当地合资设立书业公司，或购买当地出版社，以此获取别国出版资源，直接参与对象国的出版市场竞争。跨国资源整合能把我国出版业的文化资源优势、资本资源优势与别国的人才优势、管理优势等结合起来，不仅会使企业产生出新的、更大的生产力，也为我国努力创建国际一流传媒企业创造了必要条件。

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等出版资源重组，目前已经有了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比如，在跨所有制重组方面，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九九读书人的股份制合作。在跨地区重组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华文出版社的联合重组之外，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和平出版社联合重组，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联合重组，都是跨地区出版资源重组的大手笔。在跨行业重组方面，湖南出版集团成立之后，创办了《潇湘晨报》，集团还与深圳凯莱公司合资成立了湖南远景光电数码公司，与苏州三立公司合资组建湖南远景光电有限公司，购买运营“红网”等，形成了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网络等多媒体发展的产业格局。在跨国重组方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海外控股和合资成立出版、销售实体已达27个……各种类型的出版资源重组顺应了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潮流，也反映着出版业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对于助推我国出版机构做强做大，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但从出版资源重组的本质来说，重组并不就是指单纯地进行对外扩张，科学合理地配置内部资源，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是出版资源重组题中应有之义。2009年1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把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重组为新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进一步巩固了集团公司在出版物进出口和海外经营中的优势地位；将荣宝斋从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分立，并欲让其单独上市，强化了老字号的品牌影响力；而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改造组建为天天出版社，则是集团公司弥补出版资源短板，进军少儿图书市场的重要标志。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内部资源重组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要求，对于优化结构、盘活资源，焕发经营活力，实现持续较快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是要处理好利益与风险的关系

出版资源重组的出发点是资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张，而其目的则应该是效益的增长。只有实现了效益的增长，出版资源重组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出来，这也是出版资源重组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出版企业在进行资源重组时，一方面要慎重选择整合目标，认真调查、评估它的经营水平、经营实绩，还要保证能够从整合目标中获得如畅销书作家、重点出版项目、高级营销手段、分销网络渠道等战略资产；另一方面要在不断增强自身战略资产积累的基础之上，发掘自己的独特优势资源和竞争力，以便在整合竞价市场上处于不败之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强强联合”无疑是出版资源重组的最优模式。这种模式的资源重组，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都能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式增长，国外一些成功的实践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证明。培生集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收购了世界知名出版企业中的“教育出版”资产，如哈珀·柯林斯的教育出版部分、西蒙&舒斯特的教育出版部分等，再通过与原旗下朗文出版公司整合，使培生教育集团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这些都是出版资源重组的成功案例，无一不是为了强化核心竞争力，赢得更多市场份额，而其方向正是拓展新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国际化出版。

然而在我国，通过对出版资源重组的案例分析，我们看到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获得了双赢的效果，但也有以下情况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一是“乱点鸳鸯谱”。有的出版单位或迫于主管部门的“压力”，或急于实现资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张，在重组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片面性，没有完全了解被重组方的历史背景、产品特色、市场定位、品牌构造等具体情况，重组后出现了诸多不融合，并未带来预想的互惠互利，效益的最大化更是纸上谈兵。在行政力量的高压下，在急于求成的心态下，“娶来的媳妇”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甚至是沉重的包袱，想“离婚”都不容易。二是“赔本赚吆喝”。一些出版机构在进行资源重组的活动中，因为选错了对象，往往面临只有投入不见产出的尴尬局面，即使经资源重组创造了额外价值，也大多为目标方所占有，有的甚至还损失了资金，而在内容质量上偏离正确出版方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出版资源重组决不是单纯的资源整合和互补的形式问题，而是一个蕴藏着特殊的价值产生和分配机制的风险投资行为，需要决策者和实行者慎重为之。

四是要处理好资源重组与文化理想的关系

出版资源重组的价值指向是出版企业的规模化、产业化，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通过出版资源重组而达至的出版企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就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一个过程，而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竞争力的增强、效益的增长，不断培育和壮大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那么，出版资源重组仅仅靠行政的力量、靠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立足于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着眼于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着眼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来更新理念，指导实践，用文化的力量推动出版资源重组的目标得以真正实现。

一是要把出版资源重组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积极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和环境，力争使每一次资源重组都成为企业精神的高扬，成为推动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培育形成的并被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体系、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精神和价值观的体现，对维系企业成员的统一性和凝聚力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说要把出版资源重组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指出版企业进行资源重组必然是一种为了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并以此使企业和员工获得更大利益的经营行为，这样才能做到企业内部思想统一，士气高昂，而企业文化也就能够真正外化为推动资源重组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是指出版企业进行资源重组要善于将重组对象纳入到自身企业文化中来，使重组对象能够尽快接受和认同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并内化为强大的凝聚力，促进经营活力的迸发，为企业做强做大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是要把出版资源重组与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出版产业的核心价值。在出版资源重组的过程中，要时刻牢记我们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不能在规模化、产业化中有丝毫的弱化，要规避出版资源重组的社会效益风险。经验证明，出版资源重组的社会风险主要来自于不能很好地把握出版的文化的和商业的基本逻辑。既然资源重组看重规模化、产业化，那么往往就会忽视出版产业核心价值的基本要求。社会效益风险在跨所有制和跨国资源重组中最显突出。我们通过资源重组使民营企业和跨国出版企业的产权发生了变化，却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来消解出版的文化属性，假设这样的行为不仅不能更好地保证文化导向和产品内容创新，反而带来社会效益风险，那绝对是得不偿失的败笔，是与出版资源重组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的。

三是要把出版资源重组与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努力打造国际化的出版传媒集团。在国际文化市场上，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主要表现为这个国家是否拥有若干家资本雄厚、技术和人才实力强大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要重点打造一批这样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包括大型出版传媒集团，这正是我们大力推进出版资源重组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出版资源重组一定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要有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志向，只有依靠这样的文化理想，我们才能实现中国资本和出版产业的跨国扩张，从而达到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原载《中国出版》2010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