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论争中的话语架构

作为在研究公共商议中话语实践,特别是通过新闻媒体话语展开的意识形态话语论争中应用广泛的一种研究路径(Pan,Lee,Chan,&So,1999),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的目的是要研究通过策略性地使用话语手段来争夺议题定义、引发和争取公众共鸣、建构霸权性共识的政治和心理过程。其焦点在于,用凡·迪克(van Dijk,1997,页3)的话来说,是“行动中的语言使用者如何达到其策略性目的”。传统上这一路径是对抗争政治中的社会动员、斗争和运动的政治社会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话语和政治过程的考察,框架分析试图探明,在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边界内,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和行动者是如何相互竞争,定义媒体议程及其报道方式,影响公众认知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媒体和公众意见是如何反映、建构和影响集体行动的(赵鼎新,2006)。

新闻框架分析考察的是人们如何通过对公共生活中的“事实”信息的架构(framing)来建构意义的。这主要包括三个主要的分析单元:作为文本再现系统的话语本身,作为社会过程和行动的话语建构,以及作为传播效果和社会心理机制的话语接受和阐释过程(Pan,2006)。但应当注意的是,这三个部分是一个具有行动和背景的动态过程,彼此相互联系和互动(Fairclough,1992;van Dijk,1988)。因此,它们是动态的整个公共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Pan&Kosicki,1993)。

框架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架构其论点、反对者及其身份认同”的方式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建构性”特征。许多研究领域,包括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广泛应用这一方法,来平衡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倾向(Doug Mc Adam,Tarrow,&Tilly,2004,页16)。自198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分析倾向于关注资源、政治机会、组织权力和其他非话语性的结构要素,而对话语和意识形态问题则从宏观的视角加以处理,缺乏从微观视角出发的对议题建构和争取公众共鸣的策略性架构的仔细考察(赵鼎新,2006)。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斯诺等人(Snow el al.,1986)把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1974)的“框架”(framing)和“框架联盟”(frame alignment)概念引入社会运动研究中来。虽然框架这个术语最早是格瑞格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来的,但却是戈夫曼最早将其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来的(Noakes&Johnston,2005,页3)。根据戈夫曼(Goffman,1974,页21)的观点,框架是使得个体能够对环境、事件和信息进行“定位、理解、识别和标签化”的“解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根据这一建构主义传统,框架被视为是“核心的组织观念”(Gamson&Modigliani, 1989,页3),借助这一观念,社会行动者与他人互动,从而“产生连贯一致的理解世界的方式”(Reese,2001,页11)。

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框架分析关注的是公共领域中透过象征手段,议题和话语被建构起来,以及意义被生产出来的特定方式(Gamson,1989, 1992)。作为政治商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架构一个议题就是策略性地参与到公共商议之中,其目的可以是为了增进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可以是为了与他人的框架展开竞争”(Pan&Kosicki,2001,页39)。为了有效地动员公众并取得共鸣和支持,行动者需要策略性地选择支持哪一个框架,找出最具有效力的方式来支持这一框架,并将它们与其支持者的利益和感情连接起来(Ryan,1991)。这一过程被称之为“框架联盟”,包括五种类型:框架嫁接、框架放大、框架扩展、框架转变(Benford&Snow,2000;Snow,et al.,1986),以及框架挪用(赵鼎新, 2006,页214)。通过这一过程,由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差异化的行动者-言说者组成的不同“话语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得以建构或重构(Pan&Kosicki,2001)。

可以看出,框架分析的方法突出了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性架构行为,强调了社会行动主义和政治商议中微观动员和话语实践的重要性,因而被运用于对集体行动中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修辞策略、象征层面,以及政府、媒体、利益群体、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的策略性回应的研究之中(例如Benford,1993;Gamson &Wolfsfeld,1993;McCarthy,Smith,&Zald,1996;Ryan,1991;Tarrow, 1998)。在这个路径中,文化被视为一个在社会成员间不平等分布的象征资源的“工具套件”库(toolkit),包括神话、文化基因、惯习、技巧和风格,等等。根据其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行动者-言说者利用他们能够获得的文化资源,来建构他们自己的具有不同架构效能的“行动策略”(Swidler,1986)。但这个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对情感要素、非预期因素及其后果、自发性以及客观的“认知图式”的关注不足,而这些因素均可对架构过程产生影响(赵鼎新,2006)。

在诸多论者中,凡高(van Gorp,2005,2007)在盖姆森等人(Gamson,1992; Gamson&Lasch,1983;Gamson&Modigliani,1989)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架构研究方法。为了避免混乱,凡高在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持久框架和个人的心理结构图式之间做出了区分。根据这一观点,个人认知图式是组织化的知识集合,这些知识随着个人经验的积累而逐渐发展。而框架则不同,它们是相对稳定的,随时间发生的改变较慢,虽然架构过程本身并不是完全静止的。“架构过程是动态的,框架的应用受制于协商和论争”(van Gorp,2007,页63-64)。框架和架构过程都是抽象的隐性文化现象,但它们都会呈现在一系列按照逻辑“组织起来的作为一个框架的识别标志的言语手段”。在盖姆森等人的“媒体包”(media pacakage)(Gamson&Modigliani,1989)概念基础上,凡高把这些言语手段称之为“框架包”(frame package)。一个框架包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架构言语手段(framing devices),包括文本中一切围绕同一中心主题组织起来的外在凸显的部分,例如,词语选择、隐喻、典型、描述、论断以及视觉图片。这个核心主题是“真正的框架,它为整个框架包提供了一个连贯的结构”。(2)归因手段(reasoning devices)是“外在的和内在的各种主张,按照时间的顺序处理理由、原因和后果的问题”。它们与安特曼(Entman,1993,2004)所指出的架构的四种功能有关,即推动某种特定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判断以及对策建议。这是一个框架包的核心部分,因为归因手段能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的事件和议题。(3)隐含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核心主题,其作用是将整个框架包展示为一个整体。这可以是一个典型、一个神话人物、一种价值或者一段叙事(van Gorp,2007,页64)。

在他们对美国和德国有关堕胎议题的媒体话语的研究中,费雷等人“强调的是群体为了符合自身的利益而架构议题,并将战略和机会结合起来的方法”(Ferree et al.,2002,页1)。他们提出了一个公共商议的论坛或体育场模型,如图2.1所示。在这个模型中,论坛构成了公共话语实践所在的公共领域。其中,媒体论坛由场地(一个领域、空间,或者语境结构,其整体面貌决定了话语机会结构)、旁听席(具有特定身份认同的个体和集体群体)以及后台(为行动者-言说者提供战略和资源支持的幕后部分)构成,它是所有其他论坛的母论坛,同时也是政治论争的主要空间。

由于媒体的广泛影响力,几乎所有其他论坛的行动者-言说者要么是媒体的参与者,要么是观众或者旁听席的成员。媒体“不仅仅是公民社会中广泛的文化变迁的指示器,同时对这些文化变迁产生影响,传播语言的使用在发生变化,并且把政治意识传播到工作场所以及其他语境中。在这些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实践他们日常生活的公共部分”。对其他论坛的成员来说,他们在媒体论坛竞争中的成功与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媒体地位(standing)和议题架构(framing)。其中,媒体地位是指“在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媒体常规信息源的地位,其解释能够被媒体直接引用”,而不仅仅是“在新闻被提及”。架构既是一种包含和排斥议题范围的机制,同时也是一个持久的组织观念的结构,能够把公众注意力引导到特定议题或事件上,并解释关于这些议题和事件什么是至关重要的。运用主要的民主理论传统,他们提出了评价公共商议质量的标准,即“包容性、文明度、对话性、论证、叙事、赋权、封闭性和共识”(Ferree et al.,2002,页10-19)。

图2.1　公共论争的论坛/体育场模式(Ferree et al.,2002,页11)

建立在这一模式基础之上,媒体地位在各类行动者-言说者之间的分布以及相应的架构过程,内嵌于话语机会结构(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之中。作为更广泛的政治系统变化所带来的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结构”(Costain,1992;Eisinger,1973;Kitschelt,1986;Kriesi,2004;Doug Mc Adam,1982; Meyer&Minkoff,2004)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机会有赖于广泛的政治领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结构构造,换言之,即行动者建构其架构议题的特定方式的制度和文化语境。政治机会结构包括“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切入点(access points),行动者能够抓住这些点从而将其主张纳入政治领域”。相对而言,话语机会指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的观念和意义生产的制度框架”(Ferree et al., 2002,页62),包括政治和社会文化要素。显然,媒体及其制度结构是这一框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总结而言,框架分析理论建立在与具体民主的公共商议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把集体行动中的主张表达和媒体话语及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角色相关的研究结合起来。前文章节已经表明,任何对话语实践层面的研究,都不应当忽视制度和文化的语境。正如孙皖宁(W.Sun,2008,页44)所指出的那样,话语的统治形式(discursive regime)是“各种相互交错和互动的要素的产物: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文化的和技术的因素”。就本书的目标来说,宏观制度视角和微观话语视角,特别是这两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全面理解涉及中国媒体话语中当代农民工公民权议题的架构和话语论争,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