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调晋冀豫边区纵队司令部

1938年12月，晋冀豫边区司令部，即原后方司令部正式宣布为边纵，司令员倪志亮，副司令王树声（后任司令），政委黄镇。司令部由辽县的殷家庄迁往清泉镇。

清泉镇约五六百户人家，风景很好。后山前面有一条漳河，河水不太深但鱼很多。那个时候，山西农村的老百姓不吃鱼，不吃鸡，也不吃甲鱼、螃蟹这类东西，山沟里的鸡蛋很便宜，1元钱可以买100个鸡蛋，大公鸡1毛钱可买两只。鱼根本不用买，因为老百姓不吃，可以自己去河里随便捕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用手榴弹炸，特别是冬天冰冻期间，手榴弹丢下去一炸，就会漂起不少鱼来，然而粮食却相当少。1939年的二三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什么粮食都没有，天天吃老百姓埋在窑洞里不要的小米糠，苦得要命，根本不能吃。我们就每天派几个人到山上去采野菜，找柳树叶、杨树叶，还有野韭菜、苦苦菜、红花苗、灰灰菜等，只要没有毒的都吃。

1939年1月，我们部队在武安、盐边地区向日军发起突然袭击。

发起攻击的我军一个团，是由原河北井陉矿区的警备大队（原日本的伪军，也叫“皇协军”）起义过来的，团长叫宗树阁（原大队长）。参加战斗的还有县区的基干民兵，经过一天的激战，把盐边的一个敌人据点攻破，敌人逃至武安城内。

盐边距武安县城约四千米，村子很大，约1000多户人家，也比较富，一些大地主家里年货准备得很丰富。那天正是大年初一，我们部队攻占此村后，大家非常高兴，说从长征开始至今，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好好过个年。于是，我们把从地主家中没收的年货，一部分给贫苦老百姓，一部分发给各连队。

中午，部队正吃饭时，司令部作战科长陈明义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赶快收线出发，敌人已快进村口了。”我们迅速撤离。刚出村约十几分钟，敌人的飞机、大炮和机枪已经开始向村子猛烈轰炸和扫射了。

我们冲出到离村大约一二千米的一个山沟里，黄镇政委把我叫去说：“情况非常严重，武安城敌人一个大队，还有涉县的一个大队向我军围攻，本来宗树阁团有一个营在此，但要全部投入战斗。现在，给你调一个武装排，司、政两机关全部归你指挥，必要时，不惜一切代价突围出去，到王家庄一带集合。”

当时虽未讲半个不字，但我内心觉得担子太重，这么大一个摊子，特别是供给部的运输队，光马匹就有近30头，外加一二百号人，除一个排外，全是空手，连个手榴弹都没有，万一被敌人发现，那可就糟了。

接受任务后，我马上命令司号员吹响紧急集合号。部队集合后，我对大家讲：“我接受黄政委命令，在此的所有人员，从现在起，不管是哪个单位的，全部听从我的指挥。现在情况特别严重，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乱动，特别要把骡马看管好，遇到敌人飞机轰炸或者炮弹轰炸，立刻就地隐蔽。”

说完后，我又命令李玉奉为排长，派一个班到山头上警戒，有敌情随时报告，没有我的命令不得随便开枪。由于我们配合得好，敌人从山头上过去时，没有发现我们。天黑后，部队很安全地撤出了阵地。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到达指定集合地王家庄。

此处离清泉镇15千米，在王家庄休息吃过早饭后继续出发，中午就到达原驻地清泉镇。

晚上，我向倪司令员和黄政委详细汇报了部队安全到达的情况后，黄政委说：“我们相信你有能力带好这支部队。”我说：“这也是巧事。”黄政委说：“你过去不是在战斗连队指挥过打仗么。”我说那是六年以前的事，自从红军通校毕业到电台工作后，就从未直接打过仗了。黄政委说：“许多事都是逼出来的，事到临头，办法就有了。”作战科长陈明义也说：“老秦打仗还是有办法的。”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向日军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亲英派则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中全会通过一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法》，就是要限制共产党抗日。所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大肆迫害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在敌人后方，则以“合法”“统一”为名，限制我党、我军及抗日群众团体的发展。

实际上，从1937年9月进入敌后进行抗战开始，国民党已对我军实行了各种限制，如军饷只发三个师的，多一个兵也不发；部队只能在指定地区活动，不准超出范围；而武器、弹药也早已停发了，一切给养均不发，完全靠我们自力更生。

1938年七八月间，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河北省主席。刘伯承师长当即指示我冀南部队负责人徐向前副师长和宋任穷等负责的同志说：“我八路军欢迎鹿主席到河北主持工作，并在各方面给以帮助，以表示我军与河北省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

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

鹿钟麟路过山西长治时，刘师长还专门请他到我军驻地作关于抗日的演讲，我们都去听了他的演讲。可谁知，鹿钟麟这家伙一到河北，就表示不承认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抗日人民政府），并纵容其部下开始与我军制造磨擦：如扣押我尧北县抗日县长，杀害我战士，抢我战士枪支；还指使国民党河北民军指挥张荫梧率部进攻驻武安县的八路军部队，杀害了我二分区政委宋振桓和县委书记何昆山等。

随后，鹿钟麟又伙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来到河北密谋策划“冀鲁联防”，限制我军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发展。对此，我军曾多次与鹿商谈，一再重申与其合作抗日的诚意。

就在国民党顽固派无端制造磨擦时，日军趁机出动了两个旅团共3700多人对我冀南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全面扫荡。

就在这次历时16天的反扫荡作战中，我军共进行了20多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600多人，击毁敌汽车18辆，缴获了不少枪支、战马及其他军用品。但我军也伤亡500余人。

正是由于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才保证了鹿钟麟的省政府机关未受损失。可国民党顽军却制造谣言说：“八路军一枪不放丢弃南宫”等等。

就在这个时期，鹿钟麟、张荫梧、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顽固派拥有近十几万人的队伍，不抗日打鬼子，却专门与我军制造磨擦，侵占我根据地，向人民群众横征暴敛，屠杀我军政人员家属，摧残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群众团体。

如1939年2月，我东进纵队二团事务员等八名同志在束鹿与日军作战时和部队失去联络，归队途中被国民党军捉住，把我方人员的武器、财物抢光后，一面鸣枪威吓，一面将我八名同志全部推入河中。

又如，国民党军在曾冀县、威县先后四次活埋了我东进纵队副官史炳银、李化一等44人。石友三部将我军在清河县以北所存的迫击炮两门、步枪600多支以及许多炮弹炸弹物资等抢走。

他们还经常假冒我八路军，到处抢劫、绑票、奸污妇女，蓄意败坏八路军的声誉，还四处造谣欺骗老百姓说“八路军不打仗，光吃老百姓的小米”“八路军已没有弹药、没有粮食，很快就要垮台了”等等，威吓老百姓不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他们还穷凶极恶地吊打我许多乡、村农会干部和老百姓，派遣特务潜入我驻地，在水井中投放毒药等等。

蒋介石等人越是反共，人民群众就越是反对他们，就越是拥护共产党、支持八路军抗日。记得刘师长在全师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说，“我们的原则是统一战线，是阶级的联合。我们既要团结又要斗争。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张荫梧之流疯狂反共的顽固派，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毛主席也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这个时期，正是蒋介石反共最高潮之时。他指示张荫梧、朱怀冰、石友三等人在华北对我八路军大举进攻，同时，又指挥胡宗南部进攻我陕甘宁边区。

也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政变”。他集结六个军，并在5000多日军的配合下，从12月16-26日间，摧毁了我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到处烧抢，屠杀了共产党员、进步人士600多人，被绑架的有1000多人。

一时间，反共的乌云铺天盖地而来，抗日将士的鲜血洒遍了晋东南大地。

面对如此险峻的局势，我们始终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动倒退”的旗帜，正确并恰如其分地执行了“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原则和策略，终于取得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数次进攻的完全胜利。

就在反顽斗争进入最激烈的阶段，电台的任务也相当繁忙，电报不但多，而且几乎每份来去的电报都是十万火急。

这时，正值五六月的季节，部队来到河南（现为河北）武安、涉县一带。师部驻在赤岸，我们电台驻在索堡镇，两镇之间有一条小河，平时水很浅，步行就过去了，可一遇大雨，河水就会暴涨。

索堡镇驻有两个电台，外加一个通信营。平时，我台与师部用有线电话联系，遇到河水大涨时，电报就从有线发送过去，平时则有专人送达。

位于山西武乡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这年，当地发生了多年未遇的疟疾，情况非常严重，有的单位几乎全部患病。我们电台的三个报务员也全都病倒，高烧半个多月都退不下来，已完全不能工作；其他工作人员也大半病倒，没有药物治疗。

这时，正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警备旅进入太行区，归属刘伯承师长指挥的关键时期。我们电台负责与该旅电台联系，同时还要和总部以及385旅、386旅以及几个军分区联系，每日24小时机上不能离人。

由于三个报务员全部病倒，根本无法值机，全台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坚持上机工作。这个时候，不要说休息，就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很难有，有时憋得实在忍不住了，就请求对方等一等，打个“PleaseWC·——…”，意思是说“我要方便一下，请等一等”。吃饭也是趁着对方在呼我时插空进行：通信员把饭端到工作台前，狼吞虎咽地吃上几口，对方一呼完，我就要立即回答。所以，常常一碗饭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吃完。

这段时期，由于任务紧急，长时间连续工作得不到休息，有时只能戴着耳机在台子上闭闭眼，但又不敢睡着了，于是，就想办法让指导员和一名通信员轮流在旁边看着我，发现闭眼睛了，就赶快把我推醒。再一个办法，就是用抽烟来刺激。我那时抽烟很厉害，首长们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逢打胜仗缴获了敌人的香烟后，首长就立即派警卫员给我送些来。没有香烟时，就用核桃树干做个烟斗，抽老百姓种的烟叶子，有时连烟叶也没有，就向老乡要些晒干了准备喂猪用的黄豆叶，用纸卷成拇指那么粗，自制土烟点着抽，主要是靠着那股烟味来刺激自己的神经和眼睛。

就这样，我整整坚持了八天八夜没睡觉，顺利地完成了通信任务。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心情特别烦躁，主要是和警备旅的电台联系非常困难，往往同样一份电报，发往别的台，3-5分钟就完成了，可与他那个台联系，一般都要20-30分钟。后来才知道，对方台的一位队长收发报技术不太熟练，发得特别慢，也不能一次性完成。我提出对方换人的要求，他又不换，有时我急得直流泪。

由于连续八昼夜不休息，这次战斗结束后，我也病倒了，突发高烧。刘师长见状，立即指示侦察员到邢台敌占区找关系买来奎宁。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药。长征时，我也打过摆子，但没有任何药物，完全是拖好的。

奎宁买得不多，师部卫生队队长送来时专门告诉我们指导员罗少金（四川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说：“首长交待，买药特别难，很少，所以，只能给你们队长一人用。其他人现还无法解决，只能保重点，要求大家能够理解。”

以前我从未服过这种药，所以效果很好，连续服了两天，烧就退了。于是，我把剩下的药又分给三名报务员吃。经过前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病员们都基本恢复了健康。

这次反顽斗争，我军取得了很大胜利，使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为提高了。

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司令于1936年5-6月间，在草地的炉霍地区休整时担任红军大学校长。

那个时候，我还在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每天下午做游戏时，我们几个同学，我、刘继明、邓国军、李福荣、胡正先、裴本信等总是高兴地约上朱总司令一块儿打篮球。

朱老总身材高大魁梧，有时，他把球举过头顶，我们个子小，抢不着，就一个人抱着他腿、一个人抱着他的膀子抢球，总司令不但不发火，还哈哈大笑。有次打完球后，刘司令见到我们几个，开玩笑地说：“你们几个娃儿胆真大，敢抱着总司令的腿抢球，要是我吹哨子（裁判），就狠狠罚鬼儿们几家伙，看你们鬼儿子还敢不敢？”接着又问：“你们在啥子单位？干啥工作？”我答说：“在通校学习无线电报务。”刘司令说：“那很好，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耳目，指挥员打仗，一靠侦察搞清敌情，二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通信了。军队没有通信，指挥员就成了瞎子、聋子了，你们要好好干啊！”我们几个听后非常高兴。从此，就常常以刘司令的话来鞭策我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

长征结束后，部队到达陕西三原县、泾阳县一带休整。不久，成立援西军司令部，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当时，司令部有两部电台，一个台主要负责和中央军委及各军、师联系，台长是李金瑞；另一个台的主要任务是侦听和联系西路军电台，台长李白，我任分队长，报务主任黄萍，报务员有顾光泽、钟明江和张乃建。

部队从陕西泾阳县的口头镇出发后，经过数天的行军，到了甘肃省的镇原县。刚开始几天，我们还能听到西路军电台的信号，但呼叫不通，过了八九天后，就什么信号都没有了。

在这个过程中，刘司令每天总要来电话询问几次，是否能听到对方的信号，并指示说：“听到的情况随时直接向我汇报。”晚上还经常亲自来电台问情况。一次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刘司令还专门说到：“这次我们没有盲目西进，减少了部队不必要的疲劳和损失，是电台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0年2-3月，蒋介石指使河北的鹿钟麟、张荫梧、朱怀冰、石友三等顽军数万人向我太行根据地林县、武安、涉县等地发起进攻。当时，129师师部有三个电台：G171、G180和F156台。我在F156台任台长。我台的主要任务是与晋察冀边区的警备旅挺进支队联系，因部队直接由刘师长指挥，每份电报都是急电，刘师长经常亲自在电话里询问联系的情况。

一天，刘师长来电，指名一定要队长接电话，通信员说：“队长正在机上离不开。”刘师长说：“叫别人替他一下么。”通信员说：“三个报务员已全病倒，好几天无人替换值机，队长一个人已经六天六夜没有人替换了”。刘师长说：“那就叫他告诉对方稍等一等，我有重要的事给他讲。”我只好打“·!···”，暂停。

接到电话时，刘师长第一句话就是“你太辛苦了，就你一个人工作。”接着说：“这份电报特别重要，你告诉对方电台，就说我立等他的回电。”

刘师长不仅最关心通信工作，对通信干部的生活和健康也十分关心。记得1940年冬天，我们驻河南（现为河北）涉县地区，天特别冷，物资也非常困难，别的干部都没有棉鞋，唯独电台的报务员和译电员每人配发了一双棉鞋……

这些往事，至今也难以忘怀。

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大规模战役。

据我所记忆，参战的部队有晋察冀军区、晋西北贺老总的120师、我们129师、山西新军（即决死一、三纵队）共计105个团的兵力，还有广大民兵和群众参加，历时三个多月。这时，我F156电台奉命跟随晋冀豫边纵司令部行动，司令员是王树声同志。

在百团大战前夕，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与日军相互勾结，不断同我军制造磨擦，大造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迷惑人心。日军更是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和军事压力，扬言八个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线”；另一方面则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肆破坏，如派遣特务潜入我根据地内，刺杀我政府官员和军事指挥员，刺探我军事机密，在水井里投放毒药，到处施放安装了炸药的香烟等等。同时，对铁路、公路等重要交通线的防范更加严密，如在铁路两侧设置了封锁墙、铁丝网，在公路两侧深挖护路沟，甚至在电线杆下，也挖了许多环形深沟，并灌注上水。

此外，敌人在碉堡的四周，也挖了数尺深的壕沟并灌满水，周围埋上地雷。日军还利用平汉线割断了我山区与平原的联系，利用正太线割断了太行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的联系。

在这种形势下，不打几个胜仗狠狠地教训敌人一下，困难局面是不可能改观的。

首先，大规模地破袭日军的交通干线，是势在必行的战略行动。刘师长对交通战的意义曾说：“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推行，必然依靠交通。在这一点上，铁路、公路之于日军，有如人体上之大小血管，所在点，则好比淋巴腺。倘使我们到处展开交通斗争，切断敌人之大小血管，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输送中国人的膏血去豢养自己，使它日趋消瘦枯朽；另一方面，可使我丰富资源尽归它用，这对于抗战的军事建设、政治建设是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倘使我们完全切断敌人之大小血管，使其无法伸展于中国乡村来吸吮我们的血液，完全困厄于城市之中，这样，可以缩短乡村战胜城市的过程，使抗战的最后胜利得以早日到来。”

百团大战共分三个阶段。

百团大战形势图

第一阶段：正太战役，即从河北省的正定到山西省太原一线的破击战。1940年8月20日，我参战部队同时向平汉路、同蒲路、正太路发起了连日大破击（也称“华北交通总攻击战”）。我参战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在“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树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下，冒着敌机的低空扫射，对铁路、公路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

经过20天左右的战斗，敌车站、水塔、桥梁和路基等均被拆除或炸毁，拆下的铁轨都运到我兵工厂做原料，或转到数十千米以外埋在地下，也有的被老百姓扛回去打农具。我们通信部队则将所有拆下的电线全都集中运回根据地，电信局利用此次拆下的电线，暂时解决了有线通信无电线的困难，架通了四五十千米的通话线路。当时，很多铁路员工在我军胜利的鼓舞下，也纷纷自动参加了破击斗争，一些敌占区的老百姓，也主动给我军运送粮食和馍馍、烧饼等食品。

这一阶段，我军取得很大的胜利：敌人200多千米的所谓“钢铁封锁线”，被破毁了三分之二以上，沿线大部分据点被攻克，敌人遭到了空前的惨败，伤亡2900多人。

第二阶段：榆辽战役，即以拔除山西榆社至辽县（现左权县）公路沿线的日军据点为主要战斗任务，同时，相继收复榆社、辽县。这两座县城原属我抗日根据地，1938-1939年间，129师司令部就驻在辽县城一千多米外的西河头镇，周围一带如段家庄、十里店等村镇，均是我军驻地。

这次战役开头打得很顺利。一天一夜，我军连克敌军沿毕、王景、小岭底、铺上等四个据点。在王景的一个碉堡内，有数十名日军士兵，拉响炮弹自杀，也有一些日本军官跪着举手缴枪，乞求活命。

第三阶段：反扫荡。在发起百团大战的第一、第二阶段中，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使得日军的“碉堡主义”“囚笼政策”受到沉重打击。日军羞愤之余，重新集中重兵向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而极其残酷的大扫荡。

日军在这次对我根据地的扫荡中，手段极其残酷狠毒，不管老少，见人就杀，光在太岳区沁源县就杀害群众5000多人，十户以上的村庄全部被烧毁，抢走或杀戮的牲畜近万头。

第三阶段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敌人的扫荡首先从我太行区开始，后又在平西——北平西部、晋西北、晋察冀、冀中等地进行。

1940年10月，敌人出动了3000余人，采用“捕捉奔袭”“水库掘堤”“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战术，对我太行区的辽县、武乡、潞城、襄垣等地发起了残酷的进攻。

面对强敌，我军机智迎战，节节阻击，在和顺至辽县的公路上伏击敌汽车运输队，一举击毁敌汽车44辆，歼灭押车敌人100多人。此次伏击之后，敌人近半个月不敢在这条公路上运输。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的时间。大战不仅对日军在军事、交通和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推迟了日军南进步伐，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中国军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百团大战的顺利进行，震动了中国，也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战场局势的改变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战斗的胜利，不仅在中国的抗敌斗争中是罕见的，即使在全世界的战争史上也是名垂青史的。

摧毁日军碉堡

震惊敌人的八路军百团大战结束后，1941年2月，129师司令部有个不完全的统计（因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参战部队的报告未收全）：百团大战期间，我们129师及13.5万各参战群众共破毁敌铁路102次491千米，公路167次1015千米，碉堡59座，铁桥45座，石桥78座，木桥109座，水塔14个，火车头两个，火车两列，车站30个，票房14座，机器房5座，路基293千米，飞机4架，汽车47辆，填护路沟469条（就是敌人在铁、公路两旁挖的宽深各三米左右、灌满了水的护路沟）。

全师共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7人，毙伤敌骡马159匹，缴获各种枪支923支，重机枪10挺，轻机枪40挺，山炮6门，迫击炮、掷弹筒、平射炮、步兵炮、野炮46门，各种枪炮弹22万发。

此外，还缴获通信器材被复线53631斤，铁线86448斤，电线杆11659根，电台10部，电话机75部，电池41箱。其他物资如军毯3821床，还有大批棉布。

在这次破击中，129师曾一度收复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沁沅、浮山、安泽等九座县城。我军也付出了牺牲的代价，阵亡将士2241名，负伤5113名。

在百团大战中，电台工作相当繁忙，每份电报无论是发出或收进，全都是急电，常常还有“十万火急”字样的电报。所以，工作人员是非常辛苦的，经常是两三天吃不上饭，甚至连水也喝不上一口。

有一次，我们机关被敌人冲散了，电台只有一个武装班保护，四周全是敌人，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们从早上四五点钟起一直到下午四时多，才脱离敌人的包围圈。

到了一个叫北草坪的大山沟里，作战科长陈明义同志问我：“在这山沟里能不能架线？”我答：“完全可以，但一定要派人在山头上警戒，以防敌人袭击。”

当时，我们正好在一个干河沟里。我就叫两个通信员分别在河沟的两边坡地上，用手拉起天线（这时，不能像平时那样把天线拴在树上，若遇见敌人，必须立即拖着天线就走），身边还有两个人守候在机器旁边，一旦发现敌人，抱起机器就跑。

我将机器放在一块石头上迅速发报。说来也巧，仅几分钟就和师部联系上了。师部指示，要我们立即向和顺方向转移。

在整个战役中，我们电台的通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大战后，在全师的总结表彰大会时，刘师长专门对通信、侦察工作进行了表扬，并说：“这次战役取得很大胜利，通信、侦察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会后，我个人受到头等物质奖，奖品是一套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