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曾采访我，题目叫做《建国六十年上学记》，内容是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年代的学生，结合时代背景讲述上学时的故事。提纲中有以下内容：学校图书馆有哪些书籍？学生们如何查找资料？有没有学生翘课？老师上课点名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量非常之大，据说，仅次于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国内所有的学校看不到的书都有可能在北京大学看到。我感觉在北京大学上学就是在知识的海洋畅游，可以说每天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读书，读书，再读书。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读书成为我生活的习惯，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近五十年来，我读书的习惯从来没有间断，并使我终身受益。
我家里已有上万本书，我的书房里六个大书架都装得满满的。有人问我，你这些书都看过吗？我都看过，但不是每一本书的每一页都看过。我把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书伴随着我生活的历程、学术的历程、创新的历程、奋斗的历程。我很少看电视，晚上就是看书、写作。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也开始上网看书。
我们那时读书就是求知识、求发展、求进步，没有翘课的。有的名师讲课，只要与学校规定的专业上课时间不冲突，我们都争先恐后去听课，哪里还有逃课的？！那时学校规定，不能随便离开学校，就是星期天家住北京的学生回家也要跟班长打招呼。北京大学的学生不是死读书，同学们具有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北京大学百年的光荣传统，因此，“五四运动”发轫于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都在北京大学工作过。
我们那时上课都是非常自觉的，没有迟到早退的，因此，老师从来也不点名。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术大师、著名学者与学生的关系都非常好，他们没有架子，学生们都很尊重他们，愿意接近他们。学校心理专业的教授如唐钺教授、周先庚教授、沈迺章教授等，我常常去他们家请教、讨论问题，他们都很平易近人。他们居住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当时家里大都没有电视机。我记得当时有电视的是冯友兰先生，有一次有重大活动我们还跑到他家里去看电视，结果他家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
我记得，我们每年元旦全校师生都集中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迎接新年，每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学校领导站在大饭厅的讲台上，师生们齐喊：“向马老（马寅初校长）拜年！向校首长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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