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中东欧10国，农业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29～1933年按照斯大林强制集体化模式在组织上和制度上统一为中央计划经济(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1987，第422页及以后;Schmitt，1993b;Lerman，2001)。平均95%的生产以集体农庄(Kolchosn)、合作社(Kooperative)、协作社等形式联合组成庞大的单位进行。它们经营非常大的耕地面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所支配的牲畜远远超过了欧共体或欧盟最大的农业企业。然而，在他们的成员当中，私有财产一般来说还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在土地登记册(Katastern)中在册)，如果在物质上还没有得到保护的话。但是，在这方面，波兰和斯洛文尼亚成了例外，在这两个国家中，分别有77%和90%的耕地面积继续受到自由农(freie Bauern)的保护，并且以极端分散的方式经营(EU-Kommission，1998，第23页及以后)。[30]
农业从此不仅仅摆脱了——与当时各国所特有的涉及到各国经济自由度差异相伴随的——同各国产量计划、投资计划和劳动力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生产阶段。[31]行政部门还——从社会政策的根据出发，通常在一个远远低于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确定所有农产品的价格。然而，众所周知的体制内所固有的错误激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效率损失同样一再地收紧农业部门中的供给瓶颈。作为对此作出的反应，这些国家中的一些国家在有限的范围内再一次允许私人进行生产(主要是水果和蔬菜)，而且各自可以拿到至少对这种生产能够容忍的那些市场上去推销，这本身仍然能够解释如今在那里维持生计和半维持生计的经济——从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在小于1公顷土地的面积上显然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产出单位对环境的损耗同欧共体或欧盟相比，明显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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