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结构变动

3.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结构变动

我们已经提到，区域一体化动态过程同时也是包含在持续的全球化趋势当中的，这一全球化趋势以持续上升的贸易额和投资额的形式并且通过以互联网——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数字媒体为依托的正在增长的信息网络显露了出来。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经济中，用于促进贸易和资本流通方式的转型成本和信息成本(die Transformationsund Informationskosten)均下降了，在这一方面，日益扩大的国际网络通讯服务以及大量的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服务会对贸易起强化作用(参见:Welfens和Jungmittag，2001，2002; Welfens，2002;Freund和Weinhold，2003)。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区位竞争(Standortkonkurrenz)和体制竞争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日益激化。这里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上有关全球区域状况的信息比过去更为广泛地被人们所利用，因此，互联网——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即数字化的信息经济——作为秩序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革动力具有某种重大意义。

至少暂时来看，在正在形成的欧盟经济体制中，部分秩序(Teilordnungen)在相互依赖方面显露出了问题，因为超越不同机制的一体化过程产生了调整的压力。一体化通过作为单一货币的欧元和在欧洲货币联盟区域区内(im EWU-Raum)作为惟一的发行银行即欧洲中央银行的活动，使得被强化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同竞争激烈的内部市场之间建立了联系，并且为劳动力市场或部门间的结构变动(sektoraler Strukturwandel)提供了调整的动力。在这一方面，欧洲各国在经济秩序一体化方面所取得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借助于全球化的调整动力(尤其是在货币、媒体、环境和劳动力市场这些领域以及相关的部分秩序中的全球化融合动力)而相互重合在一起。

在欧盟的高收入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卢森堡、比利时、荷兰)中，高质量的劳动力或者说人力资本的供给相对充裕，如何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动力是重要的难题。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欧盟高收入国家同拥有过于充裕的低质量劳动力的贫穷伙伴国之间的行业间贸易的加强，将在欧盟高收入国家导致以进口为条件的简单劳动的供给扩张(zu einem importbedingt vergr9βerten Angebot an einfacher Arbeit führen):相关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劳动密集型部门收缩，而人力资本密集型部门扩张。这样就产生了如下风险，即低质量劳动力的失业率以及更加缺乏学习能力的老年劳动者的失业率同时上升。后面这种风险到目前为止对于正在老龄化的由欧盟15国形成的整体社会(EU-15-Gesellschaft)来说，还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正在增长的行业内贸易也造成了相似的调整压力，只有垂直化的行业内贸易——即采用密集性地投入人力资本的生产方式来实现高收入国家高价值、高质量产品的专业化——才具有长期的意义。欧盟高收入国家的改革压力，将在劳动力市场上从这里被导向与欧盟低收入国家不同的另一个方向，这个问题在欧盟东扩后会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

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形成，一方面导致欧盟范围内跨国企业的作用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加大了股份公司从市场上获取利润的压力。由于欧元发起国集团中的英国不属于欧元区，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特殊的现象，即欧元区的金融中心处于经济与货币联盟之外。尽管从中期来看，英国和瑞典也可能会成为欧元区成员国，但是，是否能达到相应的政治上的多数票?这一点是不确定的。

结构转变、增长和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属于一体化的重要问题。理论的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探讨是建立在Chenery的通常结构假设(Chenery-Normalstrukturhypothese)基础上的，其中，除了所谓的一般要素——例如这类决定性因素包括在进行横截面比较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国家所扮演的某种角色——之外，特别的影响要素(相对价格、汇率或者法律框架条件(rechtliche Rahmenbedingungen)也要加以考虑。通常的结构假设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强调一般要素的作用，并且在这一方面对部门增长的作用作出评价。一个部门的国内产出在长期内取决于国内最终需求、中间需求和出口，亦即国内需求与人均收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代表)以及相关的人口数字被置于首位而加以考察。最后得出的变量反映了对从事大批量生产的优势加以利用的可能性。此外，对自然资源实行特定部门配置(die sektorspezifische Ausstattung)也要相应地加以考虑。与人员出入境程度一体化(Visegrad-Integration)相伴随的是，在东欧转型国家中出现了两种新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在欧盟区域框架内通过利用可贸易品来实现成本下降效应(Kostendegressionseffekte bei handelsf－higen Gutern nutzen);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欧盟东扩过程中第一种可能性还将通过乘数作用而被放大。除了乘数作用之外，贸易实现效应(handelsschaffender Effekt)还将带来与结构变动相关的实际收入效应(Realeinkommenseffekte)。D9hrn和Heilemann(1992)把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结合起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在结构转变和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国际分工——或者确切地说，形成生产网络——的过程中，同样能够在国家以及超国家层面上对秩序政策产生内生影响。如果在中期内有更多加入欧盟的国家能够从事规模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auf die Produktion skalenintensiver Produkte spezialisieren)的话，那么，在扩大的欧盟范围内，东部和西部的企业链就可以延长并且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这又会强化老欧盟成员国中的保护主义。与此同时，在东欧那些规模密集型的生产领域中，工会的组织程度因组织成本的相对下降反而会提高，对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这会引起补贴需求和转移支付需求上升，另一方面，还会促进广泛的社团主义(Korporatismus)。接下来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中期内，原先沿着工业扩张方向推进的专业化动态过程(Spezialisierungsdynamik)是伴随着低“沉淀成本”(Sunk Costs)产生效应，还是同很高的“沉淀成本”一道产生效应?通过相对较低的沉淀成本和显著的规模经济的方式——或者也许可以通过正常的降低成本的方式——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出现使市场准入和建立新企业这两个方面都得以改善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Olson提到的“结痂效应”(Verkrustungseffekt)会对处于高水平的创办新企业的动态过程起抵制作用。这样一来，在结构变动和一体化背景之下，产生了一个有关内生的秩序动态过程的——或者确切地说，有关动态导向的经济政策的——新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