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是怎样的

第二节　冷战的结束

以М.С.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层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必须使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内的改革任务相适应，首先必须使之与急剧下降的经济能力相适应。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是同西方对抗，并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生活。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恢复对外政策的基本功能——为解决国内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具体条件下，就是要大大降低军事政治冲突的程度。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具体计划是逐渐形成的，并受到了许多具体情况的影响。但是，它的基本方面成为“外交新思维”的主要内容:在削减武器的过程中恢复对武器的监督，减少对“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继续发挥苏联作为世界政治影响中心作用的同时，与美国、西欧建立更加合作的安全体系，调整同自己盟国的关系，首先是调整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关系。

由于当时并不是要瓦解社会主义，而是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为这个战略服务，并取代“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一提法。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认为在世界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利益。这实际上是在国际舞台上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与此同时，也放弃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核战争中取胜的观点。这个新提法认为，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者，核战争将毁灭全人类。由此提出了一项重要的、非阶级的任务——为预防核灾难的发生而努力。

降低军备竞赛的规模，要求双方共同采取具体措施。在整个冷战过程中，切实裁军的障碍之一是苏联拒绝“就地检查”的原则。根据这一立场，对军事领域任何协议进行检查都必须使用“国家技术手段”(卫星，地震观测站等)，不允许对方代表进入自己的领土。正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苏联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是，力图尽可能地隐瞒其在军备的许多方面都落后于美国的状况，并保持这种模糊状态，使它作为对美国的一种附加牵制因素。裁减军备的实际措施以及预见能力的提高，都要求放弃这一原则。加强信任措施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6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关于加强信任、安全和裁军措施的会议上所通过的协议，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根据协议，双方应相互通报从大西洋到乌拉尔这一区域内的军队调动和训练情况，并由对方检查员就地检查所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首批检查小组当年就完成了这样的就地检查工作。这个协议除了为在其他领域内进一步发展信任措施增加动力之外，还为未来关于削减或者销毁军备的协议进行就地检查开辟了道路。

1987年，苏联和美国签署了《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射程为500～5 500公里的弹道导弹都在被销毁之列。这不是限制或禁止军备的首项行动，而是实实在在地削减现有军备以及消除一个系列武器的首项行动。在这项协议之后，还签署了许多其他的裁减军备的条约。1991年，苏联和美国签署了《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它规定削减大约一半的战略武器的弹药和部分战略武器本身。1990年，签署了关于部署在欧洲的常规部队条约。该条约的特点是苏联同意把军备削减到与西方相同的水平，也就是说与北约相比，它要销毁更多的重武器，并放弃在冷战初期就已形成的、对东方有利的传统欧洲不平衡战略。

由于上述原因，苏联开始缓和在“第三世界”的对峙。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莫斯科确实减少了对非洲、中美洲“革命”政权的物质和技术支持，把向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国家提供武器转变为商业活动，并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89年初，苏联军队完成从阿富汗撤军。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根据苏美达成的协议，苏联销毁了中短程导弹，其中包括部署在远东的中短程导弹，这对苏中关系的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苏中双方相互仿效，逐步削减了苏中边境沿线的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制定了推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稳定边界的谈判计划。

随着上述几个方面军事政治对峙的实质性缓解，人们开始积极寻找东西方之间关系新的政治秩序，其中包括安全领域的秩序。经常性的苏美高层会晤、全欧论坛的不断举行、联合国的积极活动等，都促进了人们的上述努力。在冷战结束进程的最初阶段，双方都看到了这一进程，苏联首先看到的是军事政治对峙的急剧减少，然而，在国际安全两极模式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对峙的主要行为者必然仍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但是，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内部政治进程，大大修正了随后的冷战结束进程。

“改革”年代苏联社会的政治自由化不能不影响到苏联的东欧盟国的国内政治生活，它们在脱离“现实社会主义”的运动中开始超过莫斯科。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苏联被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主张，在东欧盟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包括使用军事手段，如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获得了选举自由却导致了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发性毁灭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的瓦解。众所周知，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是这一进程的最高阶段，今天它曾被看做冷战结束的标志性时刻。

这一进程对安全领域的国际形势而言，其意义不仅表现在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而且也表现在随后苏联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波兰的领土上撤出军队成为必然。其实，这里也不存在别的选择，因为如果违背东欧国家人民及其新政府的意愿继续在东欧部署苏联军队，将引起他们对占领的抗议和抵抗，那就必然会出现镇压的必要性，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尖锐和无法预料的冷战的再次爆发。因此，需要争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什么期限内和在什么条件下撤走军队。苏联军队从其过去的盟国领土上撤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上的战略形势。

随后，苏联于1991年底解体，俄罗斯联邦和大多数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都表明了冷战的结束和国际安全新体系形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