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积极方面来说，主要有如下三点：
1.弗洛伊德的政治心理理论符合了时代的潮流
弗洛伊德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历史发生剧变的时期。首先，随着社会文明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个人意识不断加强，人们的私有意识也应运而生。“一堵有形无形的墙遮住了人的生活‘最私人’、‘最隐秘’的行为以及无法控制的‘兽性’，使别人无法窥探。”这种现象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中世纪，在放着床的屋子里会见客人是很常见的，而床本身也由于其装潢而成为一件有声望价值的东西。但到了弗洛伊德的时代，床已经被排斥在了社会生活之外。在中世纪，“很多人在同一间屋子里过夜是极普通的事情，比如上流社会的主人与仆人，女主人与女仆或与几个女仆同屋就寝。在其它阶层中同屋就寝，与过夜的客人在一个屋子里睡觉也是常有的事”。而当时的人们赤身裸体也是非常普遍的事，这种裸露身体时的无拘无束和与此相适应的羞耻感还特别清楚地表现在洗澡的习俗中。据当时的一位目击者说：“有多少回我看到脱得光光的，只剩下一块遮羞布的父亲带着赤身裸体的妻子和孩子穿过小巷去浴室……有多少回我看到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十六岁和十八岁的姑娘光着身子，只系着一小块布，或者常常是披着一件穿旧了的，或撕破了的浴衣，或者像这儿本地人说的那样，仅在前面带个肚兜，而背后则赤裸着。中午时分她们常常赤裸着背、赤着脚，放在屁股后面的手里拿着钱，从她们的家里穿过长长的巷子去澡堂；还有多少回我看到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和十六岁的男孩完全赤裸着身子与姑娘们同行……”[63]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对性的认识并没有以后的孩子那样陌生和好奇。如那时的男孩子，“不管是处于必须依赖他人的地位还是作为童仆，都很早就进入与成年人同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性生活方面，成年人不管是在行为上还是谈吐中都不像以后那么有节制……那时的成年人自己也对这种想法感到陌生，即情欲是隐秘的，私下的事情，应严格加以控制，不能在别人与孩子的面前流露出来。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当时成年人与儿童在行为和情感水准方面的差距比现在小得多”。对女孩子而言，许多家庭中的母亲很早就对她们的女儿实施性教育，她们认为，“必须让女儿了解家庭里所有的关系，甚至包括两性间的关系，并告诉她们一些结婚后所面临的问题”。在中世纪，两性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公开的。如在结婚时，在傧相的带领下，参加婚礼的人一起涌入洞房。由女傧相为新娘宽衣解带，并取下所有的首饰。新郎新娘必须当着众人的面上婚床。只有这样，这一婚姻才有效。只是在中世纪后期，结婚的风俗习惯逐渐起了变化，新郎新娘可以穿着衣服上婚床。再如当时的娼妓，“她们与刽子手一样，社会地位很低，被人歧视，但却完全是公开的，用不着隐瞒其身份。连这种形式的婚外男女关系也还没有被移置于社会生活的‘幕后’”。总之，“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羞耻水准的特殊性……在这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成年人中间，所有与性生活有关的东西也都被移置幕后，并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掩盖了起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儿童隐瞒生活的这一侧面便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在这之前的那些阶段中，两性关系以及所有有关的东西都是公开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使儿童从小就熟悉这一方面的生活是极其理所当然的事情”[64]。
不但是人的性本能压抑程度前后有所变化，人的攻击欲也是如此。“中世纪世俗社会的大多数人过着像土匪首领那样的生活，以致他们的欣赏水平与土匪首领相似。”十三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吕歇尔指出，除了一小部分社会精英之外，杀戮抢劫完全符合当时骑士社会的水准。而其他国家和中世纪的其他时期也大都如此，“几乎没有例子可以证明，在其他国家和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方面的情况有什么改变。残酷的宣泄并没有被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并没有受到社会的谴责。人们往往从折磨和杀戮中感到莫大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被社会所认可的”。人们如果与他人有仇隙，就可以和他决斗。“私人械斗，家庭复仇和族间的血仇，不仅仅是发生在出身高贵的人中间。十五世纪的城市生活中到处充满了家族之间以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连市民，连那些小人物，比如像铸币匠、裁缝和牧童，也动不动就拔刀子。”[65]
因此，中世纪和十八、十九世纪相比，两者的社会风俗具有明显的差别。在中世纪，有“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一种没有保障、没有对未来的长远考虑的生存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有谁不是以其全部的力量去爱、去恨的话，如果有谁没有激情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应该进寺院，在世俗的生活中他失败了；而在以后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宫廷中则恰恰相反。在那儿，如果有谁无法抑制和掩饰自己的激情和情感，无法表现得‘文明’，那么便意味着他在世俗生活中的失败”[66]。
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在中世纪，人的两大本能——攻击欲和性欲——都有释放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人的本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宣泄，因此就不存在欲望的压抑问题，不存在意识与潜意识的区分，也没有本我与自我、超我的差别。但是随着人的行为逐渐被分为在公开场合中允许的和不允许的两种形式，人的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由社会所认可的戒律被培养成了个人的自我强制。对某些情感的强制性的压抑以及由这些情感而引起的社会羞耻感已经变成了个人的习惯，以至于即使人们在独自一人时、在隐秘的场所里也不会去违反这一习惯。由这些情感而引起的快感与由戒律、限制、社会羞耻感和难堪而引起的厌恶会在他的内心发生争斗。显然，这便是弗洛伊德试图用‘超我’和‘潜意识’，或者像一般所说的‘下意识’所表达的情形……这种由‘超我’和‘下意识’等概念所表达出来的‘自我’，或者说意识的高度分裂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文明阶段中的人的一种特征。”[67]
社会风俗的变迁导致了人格的分裂，这需要学者们对此种现象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并对此提出解决之法。此外，自19世纪中后期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如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1914年的一战以及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开始怀疑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尽管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但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弊端：为什么民主化程度发展得越来越高，民众的不满之声却越来越强，以致革命不断，战争不止？这其中不仅有制度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在于心理的原因，而这一点却往往被过去的许多学者所忽略。如马克思主义者多注重从经济的层面去探讨社会动乱之因，而资本主义学者多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去探讨，当然这里所谓的制度也只是对其修修补补。而弗洛伊德则从心理层面去探讨社会变迁之因。他认识到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类心理的影响，而人类的心理又会作用于社会环境。尽管人类已经高度发展，对人类的本能已经作了某种程度的改造，但这些本能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为了人的潜意识。但当社会动荡、制度变迁之时，这些本能就得到了释放的机会，从而作用于社会。
总之，弗洛伊德对因文明的发展而造成的人格分裂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又成功地解释了现代社会动乱的心理之因，并对此提出了某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还有某些不如意之处，但却启发了后人，使后来的学者能够在其基础上继续加以研究，这可谓他的贡献所在。
2.心理学术语与政治的结合
弗洛伊德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心理学术语，并把它们成功地应用到了政治心理学中。心理学自1875年德国人冯特创立第一座心理学实验室开始，到弗洛伊德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很少与政治心理联系起来。即使弗洛伊德的几个著名弟子如荣格和阿德勒也是如此，他们多关注的是个人如何适应社会。具体来说就是个人如何在纷乱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正常心态，或由一个精神病患者如何变成一个正常人，而对于政治现象他们则很少关注。他们很少对政治的是与非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思想家用心理学的成果来解释政治现象，弗洛伊德便是其中之一。如他用意识和潜意识，自我、本我与超我，性欲和攻击欲，俄狄浦斯情结等来解释早期国家的产生、群体心理学和战争的残暴，以及对当代所谓的文明社会作出心理评判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以后的许多政治心理学家如拉斯韦尔、赖希、阿多尔诺、弗洛姆、马尔库塞等所承袭，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3.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
与尼采一样，弗洛伊德推翻了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以往的学者认为，人的心理是有理性、目的性的。人能够通过理性控制自然，控制自身。具体到政治运作，传统学者相信，人们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化制度，就能够使人人幸福、国家强盛、世界和平。而弗洛伊德通过探讨人的内心世界告诉世人，人类的心理并没有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得到满足，相反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压抑人的本能基础之上的。人类只有了解和正视这种现状，才能对症下药。人类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它仅仅能够控制人的意识，但除了意识之外还有潜意识，而潜意识只能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才能使人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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