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包括东斯拉夫三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等15个加盟共和国，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俄语国家和地区。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主动向中国示好，欲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表示愿意废弃沙皇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中国领土和赔款，二战时期中苏成为盟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一阶段苏俄的“中国威胁论”大大降温。但即使在中苏“蜜月”时期，苏联依然存在“中国威胁”的思维。1954年赫鲁晓夫请中国派遣工人去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工作，但很快就撤销了这一请求。赫鲁晓夫当时对苏联其他领导人讲：“你们发现了吗，毛泽东多么愿意派人去西伯利亚！你们想一想，这是为什么？他们想兵不血刃地占有西伯利亚。这是他们目标长远的政策。我们应当表现出谨慎态度。要知道请中国人来容易，赶他们走就难多了。”[8]在中苏蜜月期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苏联的“中国威胁”形象大为弱化。然而，潜伏在俄罗斯人内心的“中国威胁”的意识并未完全烟消云散，其骨子里面的防范意识仍然不时地流露出来。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此后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边境冲突频频出现，中苏关系面临巨大危险。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苏联重提“中国威胁论”，其宣扬的中国威胁程度超过沙俄时期，甚至超过美国的威胁。在这个时期中，苏联特别强调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1973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军事方面唯一真正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防御中国，最好是不与中国去打仗……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人真正能够威胁到我们，没有人将会对我们发动进攻。”[9]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极端强化了“中国威胁论”，其内容以威胁程度最高的“军事威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