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在晚年进一步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几种歪曲“社会主义”的理论派别。考茨基说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资本主义大生产给工人阶级带来苦难，但是这部分人不认为无产阶级自身有能力实现自我解放，因而寄希望于从资产阶级世界的百万富翁和政治家那里获得人道主义帮助，但是，这种“社会主义”不久就被现实证明只能算是一种幻想。另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虽然已经意识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的力量只能来自工人阶级自身，但他们只是寄希望于条件比普通工人稍微优越的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优秀分子。考茨基斥责道，这种“社会主义”期望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与职业革命家联合，企图依靠阴谋活动制造革命，从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这种行为实际上忽视了群众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了等级分裂。还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则被早期的工人运动形势迷惑，过高地估计了工人阶级的数量和知识水平，从而陷入对工人阶级队伍建设现状的自满情绪中，以为工人阶级只要实现民主、普选权等等就能立即取得政府的权利、实现社会主义。
通过对以往“社会主义”理论的层层梳理，考茨基分析道，虽然这些学派在内容上相互区别，但在本质上却都只是从静止的角度将工人阶级局限在“当下它所是”的状况，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案，从而立即消除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被奴役的状态以改变工人阶级现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恰恰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角度着眼于工人阶级的自身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可以立即解放自身的地步;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不可能依靠资产阶级的慷慨救助，不可能只依靠内部的优秀分子，更不可能完全依靠普选权;工人阶级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水平的发展，实现自身无论在组织数量、知识水平等各个方面的成长壮大，才能获得解放自身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教育”对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工人阶级不能从自称为工人的老师的那些人那里得到教育，而只能从生活条件所加强于工资劳动者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得到教育”，[9]这种生活条件对于无产阶级的成长成熟而言主要反映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之中。基于此，考茨基总结道，“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去立即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在阶级斗争中去支持工人，帮助他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它的权力关系以及它的生产过程，并且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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