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柏林三边委员会会议

三边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一次地区会议。每年三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讨论全球性的问题，地区会议主要讨论地区性问题。我本人从2004年开始作为客人应邀出席三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和地区会议。后来，我成为三边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之一。

三边委员会是1973年美国著名企业家戴维·洛克菲勒倡议发起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当时倡议的三边是指美国、欧洲和日本，其背景是过去对于世界经济、金融问题主要是美欧商量，但是战后日本迅速崛起，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洛克菲勒认为需要加强同日本的沟通，他倡议成立了三边委员会。三边委员会的委员由三方的政界、企业界、学术界、外交界的知名人士组成，是人们所称的第二轨道。第一轨道是政府间的外交活动。第二轨道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委员们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发言只代表自己。这样讲话比较自由，交流也比较深入。进入21世纪，亚洲崛起的势头越来越猛。三边委员会也是与时俱进，逐渐吸纳了中国、印度、韩国、东盟人士参加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一次地区会议。每年三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讨论全球性的问题，地区会议主要讨论地区性问题。我从2004年开始作为客人应邀出席三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和地区会议。后来，我成为三边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之一。

2013年的三边委员会全体会议于3月15日至17日在德国柏林举行，这是委员会每年最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本来邀请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出席并发言，但郑必坚会长因为国内临时有事无法出席，所以委派我作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出席。

我于3月15日上午飞抵柏林，驻德国使馆李小驷公使来接我，下榻在阿德隆酒店(Adlon Hotel)。这座酒店可是柏林最有名的酒店之一，始建于1907年，地段很好，靠近布兰登堡，美国大使馆就在酒店旁。冷战时期，阿德隆酒店地处西柏林，可谓冷战的最前线，离柏林墙仅200米的距离。

中午出席三边委员会的自助午餐，按惯例没有座次安排，大家随便坐。我与日本的前任副外务大臣田中均(Hitoshi Tanaka)坐在一起，此人对于中日关系特别关注。2005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紧张形势升级，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倡导举行美、中、日三边二轨对话。美方的牵头人是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坦伯格，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他担任常务副国务卿，是在美国外交界中颇有地位的人士。中方的牵头人是我。田中均是日方参加三边对话的主要人物之一。三边对话举行过多次，我和田中均交流很多。

2010年9月，中日之间发生了“撞船事件”，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我们这次见面，双方讨论的话题很自然地谈到了当前的中日关系。我问他:“中日关系怎么办?”田中均表示:“日中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岛屿问题是今天两国关系中的大分歧，要想办法把分歧管控起来。同时，双方在经济、政治各个领域的合作要稳定地向前发展。”在谈及对安倍政府的看法时，田中均说，他本人不喜欢安倍，但是，安倍上台后经济上的措施是正确的，现在日本经济已出现好转的迹象，股市在回升。同时，他认为，中国可以和安倍打交道，大家都说他“右”，但这个人本质上是相当务实的。

我回答说，中日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分歧主要是历史问题和岛屿之争。历史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做了结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翻案是不行的。

午餐期间，我还会见了三边委员会亚太地区主席、日本著名的企业家长谷川闲史(Yasuchika Hasegawa)。长谷川是亚洲最大制药企业的老板。他告诉我:“我在中国有投资，企业运转得很好，没有受到日中关系恶化的影响。”

3月15日下午，三边委员会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后，就开始第一场全体会议，讨论欧盟与欧元区危机的问题。

刚刚在布鲁塞尔参加完欧盟首脑会议后赶回柏林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会场讲话。她好像有点感冒了，声音有点哑，不时地咳嗽。她阐述了对欧盟面临的形势和欧元区危机的看法，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默克尔特别强调，欧元不会垮。德国愿意向有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但是，每个国家需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那就是改革。欧盟从整体而言，不改革是不行的。欧洲的人口占全球7%，GDP占全球25%，而欧盟的社保开支占全球二分之一，这三个数字很说明问题。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

欧元问世是正确的决定，如果没有欧元，这次金融危机袭来，欧洲国家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欧洲人如果不愿意看到欧洲衰落，就像有人笑话欧洲那样，“来欧洲就是看看博物馆和旅游”，如果避免这种前景的出现，就必须改革。德国目前情况比较好，是因为德国在提高竞争力、社保领域先行进行了改革。十年前，德国并不是目前的状况，存在很多问题，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欧洲的病夫”。

默克尔还说，她赞成欧洲国家之间要相互帮助，但是，今天，南欧地区有600万人失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那里的劳工制度过于僵硬，社会保障体系也鼓励人们不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欧洲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必须进行改革，提高竞争力。

听众问道，法德关系是欧洲建设的关键，现在法德关系不好，默克尔如何看待法德关系?

默克尔回答说:“德法关系是好的，她同奥朗德在有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总体关系是好的。双方都认识到，保持良好的德法关系是双方的需要，也是欧洲进步的需要。”

有人专门问默克尔如何看待中国，对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建议。

默克尔回答:“同中国打交道，要充分尊重中国。当然，在谈判过程中，欧洲该坚持的也一定要坚持。现在，美、欧在同中国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有相互竞争的趋势，这是需要避免的。中国发展得很快，领导人很能干，我们经常交换意见。”

俄罗斯代表问，今天的会议人们讲话三次提到俄罗斯，都是带着讽刺的口吻。默克尔如何看待俄罗斯?俄罗斯可否成为欧中关系之间的桥梁?

默克尔回答说:“俄罗斯是欧洲的战略伙伴，欧洲同中国、俄罗斯的合作都在发展。当然，这两国也有自身的困难。”她还补充说，她在同俄罗斯打交道过程中，感觉俄罗斯人对苏联的解体还不甘心，还想寻求某种补偿。

默克尔讲话结束后离开了会场，会议继续讨论欧洲目前的形势。三边委员会欧洲副主席、德国联邦议会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副主席迈克尔·福克斯发言，他引用黑格尔的名言:“要保持现有的成果，必须接受变化。”这句话适用于欧洲当时的形势。欧元区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危机并没有结束。如果来了风，那会死灰复燃。解决欧元区危机的办法就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迈进，这里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创新。要创新必须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德国的青年失业率为8.7%，而其他欧洲国家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0%。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差别，就是因为德国重视职业培训。

三边委员会欧洲主席、欧洲央行前任行长特里歇发言，他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次国际会议上，人们问勃列日涅夫:能否用一个词来概括苏联的经济形势?勃列日涅夫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好。”随后，人们又问他，能否用两个词概括苏联的经济形势，勃列日涅夫又想了一会说:“不好。”这番话在会场引来一阵笑声。

特里歇接着说，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这是需要我们欧洲人高度关注的。过去几年欧洲治理危机有改善，调整在进行之中，十七个欧元区的成员国都十分重视欧元，维护欧元。欧洲的政治联盟正在向前迈进，银行联盟的出现就是政治联盟在前进的反映。

芬兰前总理阿贺比较欧洲债务的情况和美国债务的情况，认为欧洲的状况比美国好得多。但是，为什么金融危机的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国家，联邦政府有治理的能力。而欧洲有很多国家，要采取一致行动不大容易。工业是未来的基础，今天的欧洲，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发展工业的战略。

三边委员会的第二场全体会议于3月16日上午举行，讨论21世纪国际贸易的议程。

会议的主持人在开场白中说，在多哈回合搁浅的情况下，地区安排的谈判越来越多，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欧自由贸易区，在亚洲有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但是不论是何种地区性的自由贸易的安排，均不能取代多哈回合和代表全球贸易体系的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彼得·萨瑟兰的发言十分引人关注，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排斥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这是危险的。世界贸易组织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全球非歧视性的贸易体系，双边安排的排他性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会上多位代表发言认为，加入全球或地区贸易体系对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历史证明，加入进去，经济就发展;游离在外，就会大大落后。

美国前任总统贸易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则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欧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促进多哈回合达成协定。1992年8月12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达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该协定推动乌拉圭回合在1994年达成最终协议。

我在会上讲了两点看法:(1)我们对多哈回合搁浅感到忧虑，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崛起是很有好处的。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当年中国的GDP为1.15万亿美元;十年之后，中国的GDP达到7.5万亿美元;2011年，达到8.3万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赞成彼得·萨瑟兰的看法，一些地区性的贸易安排排斥了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不利于全球贸易的发展，对这些国家本身也并非有利。

在茶歇期间，我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前任总干事彼得·萨瑟兰和美国总统前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接触，问他们如何看待中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关系。

彼得·萨瑟兰认为:(1)中国可以谈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因为，目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出现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大家害怕中国。如果中国谈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虽然谈判的进程会比较长，但可以缓解双方的对立情绪。(2)中国应当加快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这些谈判达成协议有利于加强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地位。(3)中国应积极推动多哈谈判的进程。现在大家都看到，上一次多哈谈判搁浅，作梗的主要是印度。如果中美就多哈问题达成协议，再推动其他国家接受，这可能是促使多哈谈判达成协议的一条捷径，这样完全可以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苏珊·施瓦布则认为:(1)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宜观察、看一看。因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能否搞成现在还难说。(2)中国可以加快同中日韩和亚洲其他国家自贸区安排的谈判，这会加强中国与其他各方谈判的地位。(3)在适当时候启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

本次三边委员会第三场全体会议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会议的议题是“中国的崛起与地缘政治的影响”(China's Rise and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会议由韩国前外交与工商部部长韩升洲主持，台上发言的三位嘉宾有美国前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印尼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总裁瓦南迪，还有我。

韩升洲首先向大家说明，郑必坚先生由于国内有重要工作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但是，他有一个书面发言已经散发给大家。韩升洲要求我先做十分钟的发言，随后由谢淑丽和瓦南迪分别讲话。

我在会上讲了以下三点看法:

(一)郑必坚先生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念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是一样的，和平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中国的外交战略。郑必坚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后，他的思想并没有停顿，和平崛起是讲中国，那么，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应当如何?郑必坚先生主张，要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建立起各种形式、不同类型的利益共同体。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大发展，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就会进一步加深，我们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基础也就会越来越牢固。这样，我们在处理同各国之间的分歧时，就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更加顾全大局，并且能够处理得更好。

(二)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选出了中国新一届政府。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十八大报告和上届政府的工作报告都表明，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既非宣传，也不是一厢情愿。

请大家看一看，中国过去35年发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国的GDP为1481亿美元;2012年上升到8.2万亿美元。中国是如何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实现自身增长的过程中，不是把增长的成果只留给自己，而是与世界共享，实现了共赢。

中国的大发展主要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明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方向。郑必坚先生对南方谈话的贡献很大。1978年到1991年，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为300亿美元，而今天，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量突破了1万亿美元。为什么外国愿意进入中国直接投资?就是因为投资中国能够实现互利共赢。我相信，我们坚持这条道路走下去，扩大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和平发展这条道路是能够走得通的，也是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唯一道路。

(三)我们在看到光明前景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前进道路上的风险。这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泛滥。当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民族主义会膨胀;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陷入困境的时候，民族主义也会膨胀。今天世界的状况正是如此。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是十分危险的，民粹主义会导致政治家被民族主义劫持，作出危险的决定。

第二，今天的世界是从旧世界演变而来的，旧世界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因此，在世界出现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这两大潮流在国际关系中都有众多的表现。上述两大潮流的较量，将会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将会把世界引向光明;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将会把世界拉向倒退、黑暗。

鉴于上述情况，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人类无非面临三种选择:冷战、热战与合作。

2011年10月，我在巴黎会见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这样说: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历了大萧条，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战争。戈尔先生这个警告是十分及时的。

中国坚决支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我希望，在座的诸位和全世界一切理智的人们携起手来，防止出现冷战或者热战。因为冷战和热战将把人类引向一次更大的灾难，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讲话结束后，会场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谢淑丽在我讲话之后发言。她说，十年前，郑必坚先生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个提法国际上很容易明白它的含义，但是中国国内有人认为和平崛起的提法过于突兀，随后，改成了和平发展。我本人倒更加欣赏和平崛起的提法。

我十分欣赏中国的外交，我以为，中国的外交直到2008年都是十分成功的。但是，2008年之后，中国外交出现了变化。中国的做法引起了邻国的不安，邻国纷纷向美国靠拢，寻求美国的保护。

中国政府为什么在外交政策上有变化?这与中国国内的形势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内面临的挑战增多，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中国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民族主义上升采取一种容忍和放纵的态度。这种做法包含着巨大风险。

最近，中国召开了党代会，出现了一些积极的现象，诸如，中央常委从九人减至七人，在常委中，不再有像周永康那样的人物。另外，外界盛传王毅将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这对于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好消息。王毅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对于当时的中国亚洲战略的制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个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同亚洲各国的关系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尚待我们做进一步观察。

瓦南迪发言，肯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他强调，要世界相信中国是在和平崛起，关键是实践，实际行动是最有说服力的。

瓦南迪发言结束后，主持人韩升洲要求我对谢淑丽的讲话作出评论。我说道:

第一，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大变化，变化会带来不安、忧虑甚至恐惧，这些情绪会影响外界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会纵容民族主义吗?我不相信。因为民族主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爱自己的祖国;排斥别的国家和民族。中国能够排斥别的国家和民族吗?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就是同世界合作才得以实现的，我们排斥他人，就意味着排斥国际合作。没有国际合作，中国就不会发展。中国不会走这条路。

第二，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崛起的唯一道路，也是世界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唯一道路。和平崛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三点:不扩张，中国绝不走昔日西方大国殖民扩张的道路;不争霸，意味着中国绝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不结盟，中国绝不会同任何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中国如果同某些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世界上一场新的冷战将会开始，大家都可能成为输家。

过去30多年中国的大发展，说明和平发展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中国要继续发展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我在评论后，会议进入了答问阶段。各方提问像潮水一般涌来，大部分问题是向我提的。

哈佛大学教授、三边委员会北美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第一个发问:中国对于美国再平衡战略有误解，以为是要遏制中国，其实真正能够遏制中国的，只能是中国自己。

今天，中国在崛起，如何避免误判?因为误判会导致对方也出现误判，进入恶性循环。为什么石原慎太郎提出要购买钓鱼岛，就造成了中日关系如此之紧张?这是值得深思的。吴大使，你对误判如何看?

我是这样回答的:(1)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人自己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也说不清楚哪一种解释算数。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重返亚太的战略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大概是很难否认的。(2)国际关系中出现误判是经常发生的。为此要加强交流，各种层面的交流，特别是决策者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误判。三边委员会就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3)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出现误判，擦枪走火。尽管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分歧很大，但避免误判也是双方的共同点，共同点就可以推动双方达成一个避免擦枪走火的共识。

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非洲最近若干年来年均增长5%，中国的贡献很大。我到非洲去，到处看到中国所建的公路、基础设施，中国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拉动了非洲经济的增长。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同非洲的合作不透明，引起了各方的猜疑。请问如何增加中非合作的透明度?

我感谢田中明彦先生对中非合作的客观评价。关于透明度问题，我认为透明度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国对外合作的透明度也在改善之中。1998年至2003年我在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就曾接到政府的明确指示，要求我与法国政府接触，探讨建立非洲、法国、中国三方合作的可能性。现在，中、法、非三方合作已经取得了一点进展，我希望这个进展能够更大一些。非洲的发展需要全世界的支持，我希望中国、日本、美国、欧洲能够通力合作，共同推动非洲的发展。如果这种合作开展起来了，所谓透明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世界经济复苏需要增长，非洲的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开展三边合作或四边合作，眼下有些非洲领导人不大愿意接受，我们要逐步说服他们，这种合作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结果。

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格雷汉姆·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是他首先提出的)说:“最近，我采访了李光耀，他对中国崛起提出了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肯定会取代美国，你对此如何看?”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讲的中国取代美国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如果是指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个我相信，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一天会超过美国，大概时间不会太久远。然而，中国人均GDP要超过美国，那时间就长了。美国创新能力很强，中国远远落在后面。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利于创新，我本人是中国教育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创新能力方面迅速赶上美国，我并不乐观。”

有人问，中国关于岛屿的争端应当如何解决?

我回答说:“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中国和东南亚邻国围绕南海诸岛存在领土争端，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不应当诉诸武力。

“关于钓鱼岛和南海诸岛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在1984年就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认为这个思路是合理的。这个思路在国际上也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沿着这个思路是能够逐步解决岛屿争端的。”

美国前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说，中国与朝鲜的经贸关系，并非完全是白给，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进行的。不久前在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投票支持安理会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中国是否真的会实施这一制裁?

我回答:“请大家看一看，中国过去执行安理会决议的记录。中国对于安理会的决议是重视的，执行安理会决议的记录是好的。我们承诺的事情是一定会做到的。”

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查尔斯·格兰特说:“中国当前的体制对中国的新领导是一种制约，新领导能否在这样的体制下推进改革?”

我回答说:“过去35年中国的发展说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不仅能进行改革，而且能够取得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改革开放是我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这反映出中国新一代领导改革的决心。”

加拿大前任驻联合国大使克里逊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分裂主义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在突出。中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回答:“西藏、新疆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分裂主义确实是一种危险，中国政府对分裂主义的危险是警惕的。反对分裂主义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明确反对三股势力，其中就包括分裂主义。另外必须看到，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普遍觉得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分裂主义的号召力是有限的。”

日本前任防卫大学校长西原正问，中国人自己好像不大讲和平崛起，这是为什么?

我回答说:“我们讲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本质上是一回事。”

西原正继续问，中国的军备迅速增长，这与和平崛起是否矛盾?

我回答:“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任何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包含着国防现代化，中国也不例外。的确，过去十几年，中国军费增长比较快。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裁军100万，在后来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军费增长十分有限。后来，军费增长，一方面，是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军队生活也需要改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军费开支虽然在增长，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决不搞军备竞赛。苏联的下场告诉我们，军备竞赛是一条死路。”

有人问:“你如何看待亚洲出现的军备竞赛?”

我回答:“亚洲地区出现军备竞赛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亚洲在崛起，在崛起的过程中当然要加强各国的国防力量。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变化带来不安和恐惧。而且，外来因素渲染本地区的紧张，以便更多地向亚洲出售军火。此外，我前面讲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膨胀也是一个原因。”

有人问:“王毅就任外长后，会如何解决同日本的争端?”

我回答:“刚才谢淑丽讲的关于王毅外长的话是符合实际的。王毅曾经是主管亚洲的副部长，对制定当时中国的亚洲战略是有贡献的，实践证明中国的亚洲战略是有成效的。中日分歧还是要靠双方通过谈判、对话来求得解决。王毅外长对日本情况很熟悉，这当然是解决中日争端的一个有利因素。”

马丁·菲尔斯坦问，中日围绕岛屿的争端紧张局势上升，中国期待日本做什么?

我回答:“我期待日本领导人正确对待历史，不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也期待日本对石原慎太郎这样的行为有所制约。他的搅和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也损害了日方自身的利益。”

法国学者莫伊西问，俄罗斯愿意充当中欧关系之间的桥梁，你如何看?

我答:“中俄关系很好，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问俄罗斯。中国同美国、欧洲的关系也是好的。我们之间的联系渠道畅通，好像不需要一个桥梁。架桥是因为有河，而在中欧、中美关系之间，我看不见有河。”

西班牙著名企业家加里格斯·沃克问，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反腐败，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中国如何应对腐败的挑战?

我答:“腐败是一个全球现象，治理腐败，从根本上说要靠法治。习近平一再强调反腐败，同时，也一再强调要根据法律来惩治腐败。中国也会向法治迈出新的步子。”

有人问:“中国如何看待美国的再平衡战略?”

我答:“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是在世界变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个转移过程远远没有完成。再平衡战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美国有发言权，亚洲国家也有发言权。中国和亚洲国家都不希望爆发一场新冷战，这也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点。爆发一场新冷战对美国也没有好处。”

“当然，美国再平衡战略到底什么含义?美国人自己也没有讲清楚。最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发表一篇讲话，他讲的和过去希拉里国务卿讲的就不一样。向世界说明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含义，这是美国方面要做的事情。”

有人问:“中国的海监船不断进入钓鱼岛海域，这是否会导致冲突?”

我回答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海监船进入其水域是很正常的。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方面挑起的。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前，田中曾提出要解决钓鱼岛问题，周总理表示，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还是留给我们后代解决为好。双方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君子协议。过去40年里，大部分时间这个问题是被挂起来的，为中日关系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现状已经被打破，需要中日双方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新的办法。我们不希望在钓鱼岛海域出现冲突，日本方面大概也不希望。防止冲突，这也是双方的共同点，这会推动双方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协议。”

原来本次会议要抽出近一半时间来讨论朝核问题，由于与会者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会议未能讨论朝核问题。会议结束后，各方纷纷前来向我表示祝贺。谢淑丽说:“你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说:“你讲的看法如果是中国的主流观点，那是令人放心的。”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塔尔博特对我在会上的表现评论说:“有说服力，漂亮!”(eloquent and elegant)还有一位委员说:“你真了不起，一对三百。”确实，这次会议就我一个中国人在场，其他中方委员都没有出席。

下午举行了两场全体会议，分别讨论中东形势和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

关于中东形势，与会者普遍认为，中东、北非的动荡会持续很长时间，有人估计可能持续15—20年。有人哀叹:“没有想到‘阿拉伯之春’变为‘伊斯兰之冬’了。”中东地区已经出现了军备竞赛的形势，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冲突十分激烈。沙特的局势并不稳定。“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政府用钱来买太平，现在已经到了如果沙特政府不分权的话，就难以为继了。

埃及总统外交关系和国际合作顾问哈达德批评西方世界对于阿拉伯和以色列实行双重标准。以色列有200个核弹头，瞄准阿拉伯首都，西方对此却毫不介意，然而，对于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的行动却很紧张。埃及、整个中东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东欧剧变后，过渡期用了长达10年的时间。为什么西方今天不能容忍中东和北非有一个过渡期?

下午最后一场全体会议讨论能源问题。专家的发言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美国的能源供应状况大为改善。由于开发利用了页岩气，预计到2020年美国就会实现能源自给，不再依靠中东的能源供应，这将会带来巨大影响。随着美国使用天然气的增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下降，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二、日本关闭大批核电站后，将会逐步增加从美国的天然气进口。

三、尽管现在还不能够取消煤电厂，但煤电厂正越来越不受欢迎(因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污染环境)。

3月16日三边委员会的晚餐有特殊意义。三边委员会的创始人戴维·洛克菲勒过去每次全会他都参加，但两年前不再露面了。而这次适逢三边委员会成立40周年，他已经97岁了，坐着轮椅来到了现场。我似乎预感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三边会议。

晚餐会上，美、欧、亚三方的主席先后发表讲话，盛赞洛克菲勒当年倡议表现出的远见卓识。洛克菲勒从轮椅上站起来，被人搀扶着走到台上，发表简短讲话:感谢大家对三边委员会的支持。三边委员会40年取得如此的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对他来说是难忘的一天。洛克菲勒讲完话后，大家起立长时间鼓掌，感谢他倡议成立三边委员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3月17日上午有两场全体会议，讨论美国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

关于美国问题的全体会议由法国前任驻美国大使德莱斯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说，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状况如何将影响世界。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欧洲不是他的重点，奥巴马的基因中好像没有欧洲。主持人讲话结束后，请两位嘉宾介绍美国，一位是经济学家马丁·菲尔斯坦，另一位是外交家托马斯·皮克林。

马丁·菲尔斯坦说，美国近期情况不好，7.7%的失业率，实际失业率达到15%。美国人的储蓄率只有2.5%，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民主、共和两党关于如何削减债务问题意见不一。美国国会是分裂的，导致华盛顿政治上瘫痪，债务问题近期难以解决。美国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70%，到2023年的时候，可能会上升到GDP的90%。然而，从远期看，美国的前景仍然看好。因为美国创新能力强，人口在上升，能源供应走向自给，房市和股市都在上升。

美国前任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发言，此人在美国外交界颇有声望，被认为是美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他讲了以下几点看法:

(1)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一家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想单独解决世界问题已经不可能。2003年，美国可以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今天，已经无法做到了。

(2)对美国外交而言，今后要处理好同六方的关系:中国、印度、俄罗斯、欧盟、日本、巴西。六方既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成为潜在的合作伙伴。

(3)叙利亚问题愈演愈烈，近期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巴基斯坦的形势令人忧虑。

(4)主张美国外交上必须使用巧实力(smart power)。美国要从台前领导转向幕后领导。美国人要学会同各方磋商，来应对面临的挑战。

两位嘉宾发言后，大家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很有意思，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美国的看法和疑虑。譬如:

(1)美国社会仍然有活力，但是政治上出现了两党僵局，无法解决。美国要同别人建立伙伴关系，而美国国内是分裂的，如何建立?

(2)美国能源状况改善，走向自给，但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会怎么办?

(3)英国已经从德国撤军，美国是否打算撤军?

(4)美国失业率为7.7%，但失业人群中有40%是半年以上没找到工作的，美国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出了问题，如何改变社会契约?

(5)美国正在力图解决债务问题，但是谈何容易。目前的利率比较低，还债的压力不大。但是如果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那美国的债务就会增加一万亿美元。如何解决?

(6)美国的大学教育很好，但小学和中学教育很差，这就影响美国的就业，如何解决?

这次全会的最后一场会议是对未来的展望。

约瑟夫·奈说:“由于三边委员会亚太委员会的局长山本正先生去世，原来争取更多印度和中国人士参加三边委员会的工作进度放慢，中国出席本次全体会议的仅有吴建民大使一人。此事我已同吴建民大使进行了磋商，我们将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增加中方的参会人数。

“中国应当成为三边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这是大家的共同主张。1980年中国GDP是1894亿美元，西班牙GDP为2257亿美元，中国低于西班牙。2012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超过了西班牙的GDP。这个变化，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中国。”

法国学者莫伊西会上说，中国虽然经济实力增长，但是自私，不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我们要说服中国克服自私。

日本前任副外交大臣田中均在会上发言，对中日关系的紧张感到忧虑，认为不排除双方发生小规模战争的可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会对亚洲的局势带来不利影响。

我没有预料到在最后一次全会上，中国会再次成为讨论的重点。既然人们多次谈到中国，我必须讲话了。我举手发言，讲了以下三点看法:

(一)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世界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我以为世界是大大进步了，因为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那么多人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世界的进步还表现在，战争已经没有昔日那么大的威力了。战争曾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谈判解决不了，就诉诸武力。战争解决一切问题。今天，看一看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田中均先生说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这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第一次有人讲中日两国会发生战争。我本人并不相信会打仗，但是，这种危险应当推动双方通过谈判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使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我讲话时，田中均点头，表示赞成)这几天的会议，反映出了一个现实:就是全世界在反思，美国、欧洲、日本、中国、中东都在反思。全世界同时进行反思，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反思会带来变化，我希望三边委员会在今后40年能在推动人类进步方面作出贡献。

(三)莫伊西先生指责中国自私，我很难苟同。请看一看中国过去30多年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的确，我们发展得很快，中国的发展是在国际合作中发展的，我们没有把经济增长的成果只留给自己，而是与世界分享，这个大概不能说是自私吧。

请大家注意，就在3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发言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非洲最近若干年来年均增长5%，中国的贡献很大。他到非洲去，到处看到中国所建的公路，基础设施，中国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拉动了非洲经济的增长。

田中明彦教授讲的上述这番话是符合实际的。我们都记得，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一度不受西方重视，中国到非洲去投资，购买非洲的原材料，拉动了非洲经济的增长。中国举办中非合作论坛，非洲国家兴趣很大，推动了中非之间的合作，后来西方对非洲的重视程度也随之上升。过去10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中，六个来自非洲，难道这里面没有中国的贡献吗?

至于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认为大家必须看到，中国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心还是一个新的情况。我们对这个地位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还在学习。中国当然会逐步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的上述发言竟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我出席这次三边委员会全体会议最突出的感受是，在我投身外交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如此高层次的国际会议上，中国受到如此之关注，这还是第一次。中国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因为中国进步了，实力增长了，来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事情总有两面，来到舞台中心，人们对你的关注程度上升了，但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增多了。应对这些挑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