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州设置以后，在行政管理方面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直隶州中的领县将被重新加以调整，使之趋于合理化。
上文提到，雍正二年（1724年）间山西省太原和平阳二府因不便于“周历稽查”等原因，曾将八个散州升为直隶州，同时又析二府之县属之，以就近稽查。尽管如此，还有一些地方仍处于“道里不均、形势不便”的状态。山西巡抚石麟指出，平阳府为晋省之南北孔道，处于府南西路的绛州，也属“通衢”，府、州相距有140里；平阳府所属的闻喜、绛二县，绛州所属的襄陵、太平二县，及解州所属的垣曲，或属“旧隶”，或系“分改”。经前任巡抚诺岷的“区画定制”，以汾河东西为界，但在远近及便与不便之间“尚有未皆妥协者”。于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及九月，石麟两次上奏，希望对此重新进行区划。其理由是：县级政区隶于府州，不过只为近便而已，“近则脉络相连，便则公务有济”[28]。他认为，平阳府所属的闻喜与绛二县，距府虽不是太远，但中间为绛州所属的太平、襄陵二县所隔断，“形势迥异”。至于绛县，原本隶于绛州，距州治只有100里，划入平阳府管辖后，距府则达180里，现在仍然改归绛州管辖，可使“界址相连，深为便易”。闻喜县，过去曾隶于解州，距州治为150里，后归入平阳府管辖，距府治远至190里，若改隶于绛州，离州治就可缩短至70里，也堪称“近便”。另外，靠近平阳府南部的绛州之襄陵县，北面至平阳府只有30里，南面距离绛州却有110里，故应隶属于平阳府而更为便利。作为绛州首邑的太平县，距离州治与府治分别为50里和90里，虽距离府治较远，但该县与襄陵县“俱横控于平阳府之南”；而平阳府所属之曲沃、翼城等县“转为之间隔以形势”，自古便应归平阳府管辖最为便当。至于解州之垣曲县，与河南省相邻，僻处于众山间，为省内南方一隅。距离解州有360里，其间“崇山峻岭、道路判隔”，公文的往来也要“绕道传达”，常有“呼应不灵”之弊；相比之下，与绛州相距只有190里，可谓“远近迥别险易攸分”，将之归属于绛州管辖当更为便宜。以上州县若如此调整，于形势则可贯通，于各方隅联络则可“道里适均”，于府州则“与所属之县俱”，于稽查仓库、钱粮、审解词讼案件则更为“便易”，而于吏治民生也均有“裨益”。同年，中央即批准了石麟的奏请，改绛州属之襄陵、太平二县，隶于平阳府；解州属之垣曲县及平阳府属之绛县、闻喜县，皆隶绛州。[29]
在四川地区，成都府曾因下辖25个州县而幅员辽阔，地方政府难以兼顾，前任四川巡抚法敏就曾建议分设直隶州进行管辖。后来，巡抚马会伯也上奏指出，改茂州为直隶州于管辖甚为妥当，但灌县远离茂州300里，距成都府却不过120里，而且该县境内的都江堰是成都府的新都、新繁、金堂、温江、灌、郫等县灌溉田亩的取水之源，每年修筑都江堰时，都要灌县牵头并与各县协力进行。如果将灌县分隶茂州，一则“事多隔越”，二则“堰务掣肘”。所以马会伯认为将灌县归属成都府管辖堪称最为便当。[30]在其他一些州县地区，过去曾因地广人稀、政事简少而将双流等17县做了裁并。到雍正七年（1729年）间，土田日辟，生聚日繁，地方官员王崧因此上奏，要求将此17县重新设置。陕西总督查郎阿也指出，这17个县中，只有重庆府属之武隆、安居二县与夔州府属之大昌县，因粮轻事简，均无须再设；而原被裁革的成都府属的双流、崇宁、彭县，绵州所属的彰明、罗江，重庆府属的大足、璧山、定远，夔州府属的新宁、大宁，潼川州属的安乐，眉州所属的彭山、青神，嘉定州属的威远，共14县，由于“生聚蕃庶、粮赋益增”，皆须重新再设。在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他上奏要求将这14县各复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同时必须将各县城乡的旧址、地界查明，以派专人分管负责。[31]十月份，中央即批准了查郎阿的奏请。[32]
通过对上述直隶州调整的考察，可以发现，在直隶州的设置过程中往往要考虑距离的远近和管理的方便与否。在一府之中，有些县级政区僻处山区且距府治过远，交通不便，政令传达更是不灵；有的还可能处在一府的冲要地带，或为几府甚至几省的交界处，省级政府不易管辖，以致地区管理之间产生了许多混乱，甚至处于失控状态。因而将这些地方及其附近县区归并升作直隶州，或者将州县归入其他近便的府、直隶州统辖。这是在调整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就便原则。
另外，对直隶州进行调整的时候，还存在着操作方面的问题。即除了方便此县，也要顾及其他州县的利益，以便于地方的开垦、灌溉等社会事业的展开。上文提及的灌县，不入茂州而仍归成都管辖，就是一例。当然，如果地方距离所属府治过远，距离其他府治较近，但考虑到便于学生科考、地方管辖等因，就不做就近调整而仍循旧制。贵州省遵义府的仁怀县不归入四川泸州，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在地方辽阔、山川环绕、道路迂回方面，四川省是较为典型的。其省城以及各府属州县常常存在“不甚联属”的状况。雍正六年（1728年）曾因此而改遵义、仁怀、桐梓、绥阳四县与正安一州隶属于贵州管辖。[33]但因遵义府所属仁怀县，距府治太远，但与四川泸州府治较近，政府又想重新改隶。陕西总督岳钟琪指出，仁怀县境东西各三百余里，以仁怀之西界东至夔州府计五百里，以仁怀之东界西至泸州也有四五百里，只是县城之西界与泸州近而与遵义较远。若以县内适中之地来算，则相去泸州与相去遵义并无远近之别。况且遵义府已经改归贵州，仁怀去贵州省城只要七百里，较之去四川省城一千数百余里已减过半。再者，泸州并无考场，历来州属生童都要赶赴叙州府应试，若将仁怀改隶泸州，则仁怀县生童也须前赴叙州，路途艰阻，其间水路“迂折逆流”，陆路更是“崎岖”，生童“负笈而行”，远的要八九百里，近的也需六七百里，与到遵义府相比显然更多“跋涉之劳”。所以，岳钟琪认为不应将仁怀改隶泸州。[34]看来，地理上的距离与交通的方便与否是行政区划改革中很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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