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饼始于何地

说状元会饼肯定是从状元筹演化而来，是因为两者是同一性质的游戏。饼与筹的区别只是形式而非本质。在博状元游戏中，关键的因素是这套游戏规则和科名系列，月饼只是一种形式，并非不可替代。只要熟悉其大小科名和游戏规则，既可以用月饼来代替筹条，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月饼。就像现在厦门出现用汽车、彩电、日用品等实物代替会饼一样，台湾、泉州、龙海的部分地方，有时也有以实物代替月饼来博状元，可以说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在中秋节以实物来博状元的趋势。不仅可以用实物，甚至偶尔可以用金钱来代替月饼。因此，“博状元”三字可以涵盖博状元饼、博状元筹、状元签或其他博实物的玩法，比“博饼”含义更丰富，适用面更广。将来也可能博饼的内容越来越少，日益回归博状元的初始形态。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以中秋会饼代替筹条来博状元到底始于何地？

至今我所见到最早记载中秋博状元饼是康熙年间蒋毓英修《台湾府志》，直到乾隆年间范咸等修《重修台湾府志》，所记中秋博饼都只提到状元饼，后者并说“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而娄子匡《岁时丛谈》详细记载这种“斗四红”的博法，已经是用63块会饼了。

清代道光十九年（1839）刻印的《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中，并没有记载中秋博饼的习俗。至今似乎也没有人发现其他史籍记载厦门的博饼风俗。我认为厦门研究民俗问题的专家接下去应该将史籍搜寻范围扩大到整个闽南。如果再没有发现比台湾更早的记载，则不能排除博饼习俗是从台湾传到闽南的可能性。因为凡是现存博饼习俗的地方，都属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闽南地区。

我在1996年出版的《福建教育史》一书中对清代台湾科举有专门的探讨。在台湾开发初期，由于当地文化教育水平较低，从闽南到台湾寄籍或冒籍的举子不少。清代台湾的秀才必须渡海到福州来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即使是台湾独立建省以后也是如此。到清代后期，台湾士子对科举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大陆。科名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仅有一些士人冒险来大陆参加乡、会试，而且福建乡试还继续引起台湾舆论的关注。闽台科举考试的渊源并未中断，依然延续下来，长达十余年，直至1905年科举废止之后，这种联系才告结束。日据时期，闽南尤其是厦门仍然是与大陆台湾往来最多的地区。而博饼文化在日本占据50年后，依然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可见包括博饼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厦门并非博饼文化的孤岛，而是闽台博饼文化区中的一个重镇或重要的一环。我们只能让史料说话，如果找不到可信的文字记载，则厦门的博饼风俗要么受台湾影响而来，要么就是直接从状元筹借鉴而来。因此，在发现可靠的证据以前，还不宜说中秋博状元起源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