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以人重科亦重”

也正是因为历代科举得人，所以科举时代流传有“科名之重人与人之重科名”的说法。其实，科名与人物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龚自珍有两句诗说：“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科名阶层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多数人确有真才实学，“举人、附生之所以贵于世者，谓其以诗书自致”^[7]。他们不是靠关系，不是靠血统，不是靠溜须拍马，不是靠跑官买官而爬上高位，而是通过自身十年寒窗刻苦学习，具备相当的才学，不畏激烈的竞争，经过层层考试脱颖而出，才走上仕途，为政一方，取得政绩，因而能够赢得人们的敬重的。

“天与之，人贵之”。科甲中来名不朽。科举在君主时代被人们所崇重是有其客观依据的。当今许多地方的政府和民众出自对当地历史上优秀人才的尊重，自动自发地保护科举文物、建立纪念进士和举人出身的先贤的场馆，他们本着爱国爱乡的朴素感情，才不管痛骂科举的理论说教。因为道理很简单，当地先贤多数是进士或举人，如果对进士和举人加以否定，还有多少先贤可以纪念呢？

事实胜于雄辩。在科举制废止百年之后，我们不要还是只会笼统地讽刺和抨击科举制，我们需要的是有理有据的讨论和商榷。例如，要指责科举不能选拔优秀人才，甚至只会扼杀人才，就应该举出可靠的论据，最好也用实证的方法来反驳为科举制平反的论点。因为即使是在科举制的晚期，清代进士出身的优秀分子还大有人在，谁有办法否认纪晓岚、张之洞、翁同、康有为、蔡元培等人不是优秀人才呢？

《清朝的状元》一书，对清代114名状元进行专题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大量的史料和实例，说明大多数状元都是自幼刻苦努力，在科场中一步步竞奔，最后才脱颖而出。在家世出身可考的57名状元中，出身官等级的占51%，民等级的占49%，充分表现了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不拘门第、平等竞争、公开考试、优胜劣汰。作者得出结论说：“若要涉足鼎甲，掇取魁科，倘无深厚的经史功底、卓越的属文能力、高超的楷书造诣，是不可能高中的。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侥幸可言。”^[8]

要否认那么多学者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必须也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而为了使自己的批判建立在了解科举的基础上，就应该对科举做一些研究。不过，我很怀疑，真正研究科举之后，那些对科举制深恶痛绝者是否会改变看法。因为现在主张为科举制平反或肯定科举制度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研究科举制之前对其充满了偏见，在研究科举制之后对其却有了某种敬意。

然而，前些年在北京孔庙，有的导游在向主要是外国人的游客介绍进士题名碑时，最后一般要带上一句批判科举的结语，这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科举的一种模式和套路。受以往思维定式的约束，即使是面对西方人都十分感兴趣的中华科举文化，面对选拔出自己民族历史上大多数精英人物的科举制度，现代许多中国人没有一点起码的尊重，有的只是讽刺和批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9]。

确实也是，无视众多优秀人才从进士出身的事实，说科举选拔出来的都是庸才或蠢才，这叫白居易、苏东坡们情何以堪？叫文天祥、林则徐们怎能瞑目？

在2005年9月2—4日于厦门大学召开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向与会的韩国和越南学者请教，再次证实了韩越两国对科举制的评价很高、对进士题名碑或榜录十分敬重的事实，而且研究成果相当多。韩国有的地方甚至建立了榜目博物馆。我想，假如庚子国变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订立的《辛丑条约》中，西方列强不止是逼迫清朝政府停止部分地区的科举权利作为报复措施，而是逼使中国废止整个科举制度，就像朝鲜和越南的科举制遭受外来殖民统治者的逼迫而告停废一样，现代中国人可能对科举制的评价也许会与现在大不相同。

总之，不是科举本身太坏，而是人们对科举的印象太坏。不是科举制度太坏，而是人们对其了解太少而误解太多。经过一百年来的宣传灌输，人们对科举的坏印象，已根深蒂固，并大大偏离了科举制本身，与历史实际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和偏差。现在，这种偏差已经到了应该加以矫正的时候了。

【注释】

[1]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287～288页。

[2]《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杂说》。

[3]《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4]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7月，177～180页。

[5]《唐会要》卷六九《县令》天宝九载条。

[6]《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7]陈庆镛：《籀经堂集》“补遗”上。

[8]宋元强：《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37页。

[9]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人对自己并不久远的历史向来津津乐道，即使是对南北战争中反对解放奴隶的南方将领也有相当的尊重。中国人对科举历史就一定要否定才行吗？对选拔出自己民族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大部分著名学者的科举制度，能不能具备基本的尊重？